苦难的童年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农历二月十七日），我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华家坪一个贫雇农家庭。母亲非常疼爱我，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华金香。在我出生时已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我从没见过父亲，母亲告诉我，父亲外出谋生一直没有音信，生死不明。有一天哥哥上山砍柴也一去不返，母亲只好带着姐姐和我改嫁到瓦室铺肖口镇一个姓李的农民家里。母亲就给人做鞋、绣花、缝补衣服艰难度日。不久，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弟弟，生活更加困难。无奈之下，在我五六岁时，继父就把我送到跳上村一个家做童养媳。

　　在旧社会，童养媳其实就是家奴。天天挨打受骂，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只要干得不当，就挨一顿拳打脚踢。吃的是猪狗饭，受的是牛马累，睡的是草垛堆。冬天冻得浑身冰冷，夏天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在我六岁的时候，母亲患重病，卧床不起，家里只有姐姐和弟弟俩人。待我与姐姐一起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咽气了。姐姐扑到母亲身上痛哭，我和弟弟还小，都不知道哭，弟弟还闹着要吃妈妈的奶。

　　母亲死了，家里穷得连一文钱都没有，姐姐只好背着弟弟，拉着我，到街上挨家挨户去乞讨，一些善良的人家看我们实在可怜，多少给一点钱。姐姐买了一口棺材，草草把母亲掩埋了。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天天盼着天亮，天天盼着天上的神仙、观音菩萨下凡救我出苦海。可是，神仙在哪里？观音菩萨又在哪里呢？

　　第一次长征

　　参加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转战川陕边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瓦室铺也来了很多红军队伍。跳上村上街有一个红军后勤的被服总厂，有不少的红军女战士，我上山打猪草经常路过那里。开始的时候，听说红军来了，村里的人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杨家人恐吓我说：红军都是土匪，红头发，青面鬼，抓住小孩会杀了吃人肉。起初，我心里也很害怕，不敢靠近红军。后来看到别的孩子都敢去，我就去问他们，红军是红头发，青面鬼吗？这些孩子都笑了，说红军可好啦，说话和气，还给我们饭吃呐。（女红军李光明）

　　这样我才敢慢慢接近红军。和他们讲的一样，红军战士对我们穷苦人家的孩子非常和气，问寒问暖，宣传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求解放，还给我们白米饭和白馒头吃。由于经常接触，我逐渐萌发了一定要参加红军的想法。后来，我常去红军那里的事被东家人知道了，又遭到毒打和训斥。我咬着牙，忍着痛，一言不发，一滴眼泪不掉。我心中更加痛恨他们，想参加红军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有一次我患病不省人事，东家人起初根本不闻不问，后来听说红军按每户的人口分配土地和地主财产，他们才急忙找来郎中给我开了几副汤药吃，我才逐渐好转。如果不是红军的这个政策救了我，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一九三三年初夏的一天，驻瓦室铺的红军队伍要转移。东家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怕我跑去找红军，一大早他们就把门锁了起来，不准我出去。我知道情况不妙，心中十分焦急，可是又没办法出去，真是急死人啦！红军从我们住的大门口整整过了一天。直到快黄昏的时候，东家人看到没有队伍了，才放我出去打猪草。我急忙背上背篓，拿上镰刀，冲出大门，朝着红军行军的方向急奔而去。追了三五里路，仍然没有红军的踪影。这时我心里真是凉了半截，以为希望变成了泡影，顿时瘫坐在山崖边，抱头痛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刻，隐隐约约感到有人在说话，还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我猛然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四个红军女战士站在我的面前。我以为是在做梦，用力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确实是四个女红军站在我的面前，我鼓足了勇气大声说：“我是人家的童养媳，我要参加红军！”女红军对我说：“你年纪这么小，红军要打仗、行军，要吃好多好多的苦！”我说：“吃苦我不怕！你们红军是大好人，我一定要参加红军！”红军大姐说：“如果真的下了决心，就跟我们一起赶部队吧！”我一听，同意我跟她们去追赶红军队伍，顿时高兴地跳了起来，把背篓一丢，把镰刀高高地抛向天空，似乎解脱了绑在身上多年沉重的枷锁。我仰面望着天空，高声大叫：“我参加红军了！我终于参加红军了！”四个女红军和我一样跳着，笑着，欢快地向红军大部队行进的方向奔去。

　　长征考验

　　在红军大部队里，我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苦孩子，我们女孩子都被分配到总被服厂（后改为工兵营）。我被组织分配在工兵营里做交通情报员工作，因为通江是我生长的地方，道路很熟悉，过敌人的防区和封锁线时，敌人来盘查，我一口的通江话，敌人根本不防，如有重要情报，我就过大山走小路，一天要走几十里的来回。在工兵营中我虽然很小但很精明，也很努力，在营里也有点小名气。营长林月琴（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她是从鄂豫皖转战来川陕根据地的老红军），大家都很尊重她，叫她“林大姐”。林月琴同志注意到我工作很专心用力，也了解到我出身贫寒和做童养媳的痛苦经历，对我特别关心、爱护，把我调到她身边做勤务工作。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好多关于红军的故事，懂得了不少得革命道理。林大姐还教我识字，学习文化，并给我起了一个名字：李光明。从此我就改叫李光明了。自从参加红军，我是真正盼到光明了！

　　（第一次长征）老红军战友在京见面非常高兴

　　【前排左起：吴朝祥（上校—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乐军夫人）、林月琴（大校—罗荣桓元帅夫人），后排左起：王新兰（上校—肖华上将夫人）、李光明（少校—谭冠三中将夫人）】

　   红军在川北地区经常同当地的军阀作战，每逢战事，我们工兵营经常向山里的寨子转移，有时行军中经常与通江河对岸的敌人不期而遇，甚至隔江交起火来。有一次转移作战时，我受了伤，还是林大姐亲自派人把我送到二分医院（沙溪嘴）治疗。痊愈后，我又回到林月琴同志身边工作，后来林大姐为了培养我，把我送到总卫生部总医院剧社做宣传员，同时学习护理知识。一九三四年底，我在二分医院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才十三岁。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开辟根据地，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军阀势力作战，取得了粉碎敌军六路进攻的重大胜利，红军扩大至八万余人。最初战事取得了节节胜利，嘉陵之战胜利之后，接着横扫了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剑隔、昭化、梓潼、彰明（今江油）等十余座城镇，经茂县、理县到达懋功地区。

　　红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攻克遵义城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领导，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六月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主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立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于六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毛尔盖停留了一个月，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北上。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这是我第一次过草地。

　　但是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暴露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竟自立伪中央，向中央发电报，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八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但张国焘不顾中央指示，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回过头南下，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尔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桌木碉，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进攻。

　　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企图向青梅、西宁方向逃跑。这时，红二方面军长途转战，历尽艰辛，来到甘孜。经朱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加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北上，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伪中央继续北上。由甘孜出发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经东谷、阿坝、色座于八月到达甘南，占领哈达铺、大草滩、临潭，于十月底达到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在红四方面军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和西渡黄河的前一段，我一直是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在总卫生部、总医院和妇女独立团任剧社社员、宣传员、卫生员和战士，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救护伤员工作及行军作战任务。

　　在长征途中，由于战斗频繁，救护伤病员的任务十分繁重。像我这样的女红军战士，年纪小、体力差，要八个人分组轮流抬一副担架和伤病员一起行军。我们的脚磨出血泡，肩膀也磨得红肿流血，但大家仍然咬牙，忍着疼痛坚持。我们翻越的几座大雪山有的海拔竟达六千多米，十分寒冷，行军前虽然作了些准备，仍抵不住严寒，在藏区上级要求每人完成二两羊毛的纺线任务，没有纺织机，大家就向藏民学习用手捻毛线。

　　同志们加班加点起早贪黑赶任务，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清醒一下继续干。毛线捻好了，又没有织毛衣的机器，大家就互教互学自己来织毛衣，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我们女战士的任务更重，除了自己穿的，还要为部队织毛衣。许多女同志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织毛衣。就是这样，部队的御寒能力还是很低的。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用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

　　部队冒着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顽强地向雪山挺进。在山脚下还是晴空万里，到了半山腰，天空会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大雨倾泻而下，到了山顶，大雪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砸得人浑身疼痛难忍，许多战士受了伤。当时我随身背着一个脸盆，遇到下雨、雪雹就把脸盆扣到头上，这样头就安全多了。这个脸盆随我走完了长征路，既用来洗脸、洗脚，又用来烧水做饭，是立了大功的！我们许多指战员因受伤受冻，经不住恶劣气候的煎熬而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记得我们在翻越夹金山时，上到山顶天色已黑，又摸黑走了一段路，因为雪山女路滑非常危险，部队只有就地宿营。不料天亮我们出发时，与我一同宿营的三位女战士再也没醒来，她们被风雪吞没了。想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战友，过了一晚就牺牲了，心情极为悲痛。她们只有十几岁，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第二天下山的途中，我们又看到许多战友的遗体被埋在了雪地里，我们心里真是难过极了。下山比上山还难以掌握要领，身子总往下滑，一不小心就摔筋斗。后来大家就干脆坐到雪地上往山下滑。大家把这种方法叫“坐滑梯”。我们就是这样战胜了梦笔山、夹金山、大雪山和党岭山等一座座大雪山。

　　过草地更加艰难，更加危险。红军北上必须经过数百公里的松藩草地。这一地区人迹罕至。举目四望，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生机，那腐烂了的永远浸泡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草丛下水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覆盖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走在上面“噗哧、噗哧”作响，就像走在摆动的浮桥上一样，挪动一步就摇晃几下，俗称“海绵地”。一不小心，脚跟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沾，一旦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越向上挣扎，就会下陷得越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近在咫尺的战友，也不能冒失地去伸手救援，否则会一起沉入潭底，造成更大的牺牲。我们眼睁睁地看到许多经过枪淋考验的战友，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弹下，而被这无情凶险的草原魔鬼所吞没。

　　茫茫草地天气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又漫天大雪。午前，毒热的太阳晒得人抬不起头来，整个草地像扣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蒸得人们汗流浃背，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到了午后，会突然阴云密布，刮起刺骨的寒风，乌云遮天，大雪裹着冰雹从天而降。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浑身淋得透湿，冻得冰冷，整个草原变成了白茫茫的银色世界。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使许多体弱的红军指战员牺牲在茫茫的草地里。沼泽地里溪流坑水遍地，但水质恶臭，不能饮用。可是行军路上又饥又渴，实在难忍，许多同志因喝了这样的水，引起剧烈腹痛和急性痢疾，甚至中毒身亡。过草地最艰难的问题是没有充足的粮食吃，只有挖野菜、挖草根，甚至把身上的皮带拿来煮着吃。前面部队许多人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吃进去的米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还带着血污，后续人员就像麻雀一样，把这些谷粒挑捡出来洗净煮沸后，又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去；甚至从马粪中淘洗出一点未消化的米粒来吃，这算是很幸运的！而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吃了这些东西，到肚子里根本无法消化，肚子发胀，解不出大便，使人痛苦之极！

　　部队宿营，都是睡在连泥带水的草地上，草原和沼泽地里遍地是蚊虫、毒蛇，咬得人浑身痛痒，起脓包，有的同志不慎被毒蛇咬了中毒牺牲。女同志生理上的痛苦就更没办法解决了，只有随它去，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女战士都患有妇科疾病。有许多同志没能够度过这些难关。有的头一天宿营时还活着，第二天清晨出发时，就站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好不容易大家把他扶起来，可是又瘫倒在沼泽地里，再没有站起来。他们就这样默默地长眠在这茫茫无际的草原沼泽地里。

　　过草地我遇到最危险的一次是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因为水流很急，大家就手拉手一字队形前后排开，涉水过河，我因为个子小，身体单薄，走到水流急的地方根本站不住，几次被冲进急流中，幸亏都被战友及时救出了水面。有一位骑马的首长看到这种情景，就骑着马朝我这里走来，他叫其他同志把我扶上他的马，坐在他的身后，把我驮过河去。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红军医院的医官，解放后任解放军总医院的院长，叫蒲荣钦。

　　在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川康边区数月艰苦斗争中，我们都是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行动。由于红军初到藏族地区，语言不通，加之过去藏族同胞受国民党政府的欺侮，对红军也心存疑惧，甚至敌对情绪很大。经过我们耐心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害怕担忧才慢慢得到缓解。我们从贫苦的藏族同胞那里征集到有限的粮食和牲畜，解决了很大困难。我们第三次过草地时，有一对藏族夫妇主动为我们带路，直到把我们带出草地他们才返回家乡。

　　当我们走出草地的时候，同志们都欢腾起来，大家跳啊、唱啊，高兴极了。可是互相打量对方时，谁也认不出对面的同志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了。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已经使人变形了。你看我两眼深陷，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破衣烂衫，我看你也是一个样子。大家互相拥抱在一起，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大家感到，是党中央、毛主席把我们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里拯救出来了！同志们深深地感到是红军的阶级友爱、官兵一致和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千难万险；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信赖，使我们从曲折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我们从心底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走出草地以后，就来到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只有东面有一脉山岭。

　　走出大草原，就到了岷县县城附近，部队集中全力去攻打岷县县城，我们就又投入到救护伤病员的战斗中。

　　夺取岷县县城以后，我们又继续北上到了甘肃的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师，随后二方面军也到达会宁。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师。红军胜利结束长征。

　　为了实现党中央确定的“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从北面打通同苏联联系”的战略计划，红四方面军在会宁进行了休整和部队整编。成立了第三个妇女独立团，又叫妇女先锋团，近两千人，我也被编入了妇女先锋团。　                                                                                            【女红军伍兰英（右）李光明（左）】

       遵照中央指示，十月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团组成红军西路军，相继西渡黄河，我们妇女独立团也成功地渡过黄河，我由于年纪小，加上身体有病，渐渐掉了队，我们一起的有十来个男女战士，大家仍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咬牙忍痛，追赶大部队。待我们赶到离黄河还有不到十五里路的地方，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我们从老乡那里借到一口锅，大家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凑起来买了一只羊，准备煮熟饱吃一顿，增加体力，以便追赶部队。正当把羊肉煮好要吃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些老百姓，其中还有一些红军战士从黄河的方向朝我们这个方向退下来。我们急忙跑上前去打听。他们说，西渡黄河的部队已经同马步芳、马鸿逵的白狗子打起来了，渡口已被胡宗南部队占领了，船只也被国民党抢走，有的被烧掉了，已经没有办法再过河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同志很着急，一起商量了一下，觉得黄河既然过不去了，我们还是继续北上去找中央红军，去找毛主席。我们抱着对党中央坚定不移的信念，又开始了急行军。我们拖着病体，忍饥挨饿走了五天五夜没有休息，才追到了红一方面军设立的兵站，才找到了有吃的、有休息的地方。我们一站一站地走出山，到了陕西的云崖镇。我们这些没有能渡过黄河的女战士，被集中送到云崖妇女学校进行整训和学习。学校共有四个连队，我被编在一连，和我一起学习的川北老乡还有伍兰英、赵惠兰、李玉兰、罗平等一大批女同志。在这里我（十六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学习结业后，是何长工同志率领我们奔赴延安。到了延安，我被分配到延安留守兵团后方政治部剧社当社员。

　　结识冠三

　　我们党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后，全国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党中央和毛主席特别重视宣传党的共同抗日纲领，以团结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队伍里。因此，我们政治部和剧社的任务就非常繁重。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和联欢任务。经刘忠、伍兰英俩夫妇和后方部队李兆炳同志的介绍，我与当时任抗大俱乐部主任的谭冠三同志相识了。

　　冠三同志性格刚强，处事果断，作战勇敢，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能上能下，深得广大官兵的爱戴。

　　由于我同冠三同志的个人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又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考验，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结婚。我们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有两个孩子不幸天折。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冠三同志，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他向中央北方局提出到长江以南攻占区开辟工作的请求。会后，他向中央北方局提出到长江以南敌占区开辟工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后，即启程南下，我当时也带着三个孩子随他一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北平。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任务，我迫切希望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质。这样，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我把两个小的孩子（女儿齐峪一岁，小儿子戎丰生下来刚七天）分别寄养在当地的两个农民家里，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老大戎生仅八岁，老二延丰刚刚四岁）送到北平华北军区荣臻学校（后改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我即到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直到成都战役结束。

　　第二次长征

　　—随同十八军进西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成都战役后，我接到总政治部的电报，要我即刻到北京集中前往重庆二野报到。当时我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接到通知后，我即赶赴北京，把两个在华北军区荣臻学校（后改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的孩子接到招待所。八九个月不见，孩子们都有了一些变化，作为母亲，我非常理解孩子们需要母爱的心。但党的召唤就是命令。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必须摆脱孩子们的“纠缠”，按时起程。于是，我趁孩子们睡熟之际，强忍心酸的泪水，离开了他们。

　　接受任务　义无反顾

　   我同十几位同志一起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到武汉，改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正巧遇上了十八军后勤部部长扶廷修到二野开会。他说可以同他一起乘汽车前往乐山十八军军部。通过扶廷修介绍，我才知道冠三同志任十八军政治委员，现已接受党中央的命令，准备进军西藏。到乐山已经很晚了，在我见到冠三同志时，对部队情况和全局情况不甚了解，曾很唐突地向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可是四个孩子年纪都还小，可不可以先接来四川安顿？他沉思了一会儿，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接着又追问道：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很大吗？在我的追问下，他不得不全盘托出他的想法。他对我说：“光明呀！我们结婚十二年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彼此信任，相互支持，最艰苦、最残酷的考验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应该过和睦团圆的日子了。但是，我和全军指战员已经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下达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伯承司令员甚至强调，进军西藏的任务极其艰巨和意义重大，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长征＇。把这个光荣的历史重任交给十八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有过安稳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个别的甚至抵触情绪很大。我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我和你不在川南安家，也不能把孩子接到川南安顿。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只有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把五星红旗胜利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呀！你说对吗？光明同志，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我们一起进行‘第二次长征’吧！”他的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露。现在的西藏还是农奴制度，百万西藏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实际上就是当奴隶，做牛做马，知道当奴隶是什么滋味！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进军西藏，我义不容辞。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受党教育多年，为能同你一起参加“第二次长征”而感到自豪。孩子们我已作了安排，比在战争年代稳妥、安全多了，这些你都放心吧。他听了我的一番话，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的！”

　　不久，我被分配到十八军妇女干校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政策，学习藏语文，做进军西藏的各种准备。

　　进军路上、勇往直前

　　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天空晴朗，红日高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气壮山河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全军将士庄严宣誓：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花朵开遍全西藏。

　　誓师大会结束后，一场向“世界屋脊”的大进军开始了，整个部队以无比的热情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当时，在体检时发现我已身怀有孕了，组织上动员我暂缓进藏留在后方。我表示：既然冠三同志已经向全军将士表示了我们共同进藏的决心，那就是说没有后路可走，更不能说了不做，失信于众，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我的坚定态度使他们很感动，并关心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身体，保重安全。

　　就这样，我被派到军司令部通信科作报务工作，随军直机关从新津启程。出征部队经雅安、天全、泸定、康定向道孚、甘孜进军。其间，翻过了二郎山、折多山进入高原。部队到达甘孜后作了一段休整（大约半年），同时等待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进藏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下继续向昌都挺进。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同军直机关一起行动。部队翻越了海拔5300米的雀儿山和5000￣6000米的达马拉山、甲皮拉山，于七月十七日到达昌都。从昌都到拉萨还有2300多里路。沿途横亘着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干部战士都要背六七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有时爬雪山还设法带上干柴，以备野炊用，在积雪没膝的险路上与凛冽的风雪搏斗。晚上就在雪地上宿营，帐篷就扎在雪地里，人一呵气，帐篷里就结成了冰花，不少人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通信科的同志每天都要超负荷运转。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部队宿营，我们却要马上设机架线，发动马达开始收发报工作。

　　在部队行进到昌都西北的丁青宗时，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指挥机关在丁青宗驻扎，我们通信科距军指还有一段路程，那天是我值班，当我走在路上时，我感到肚子有些隐隐作痛，但是我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第一，个人有再大困难也要克服。于是，我坚持走到工作室。当我用力摇动马达时，因用力过猛而导致大出血流产，人顿时昏迷过去。事后得知，在我处于手术抢救的紧急时刻，冠三同志正在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手术后，当军政治部负责同志打电话向他报告，请他早点回来探视，他只对政治部的同志说：“请转告光明同志，脱离危险就好，一定要她注意休息，手上的工作可以暂时交给其他同志，我工作完了就回去看她。”在我脱险之后，许多同志都关心地劝导我返回内地休养，因为前面的道路更艰险，自然条件更恶劣，冠三同志回来以后也极为关切地向医务人员了解我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因为药品器械短缺，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时，也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先返回四川休养，治疗好了再进藏。”我对他说：战争年代我们生育了六个孩子，死了两个，那是战争的残酷所致。二万五千里长征牺牲了那么多英勇的战士，那是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度困难，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加之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追堵截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牺牲。

　　这次我们接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条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要好得多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去见马克思，难道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退缩不前吗？那还能称得上是红军战士吗？还配作谭冠三同志的战友和妻子吗？他听了我发自肺腑的话，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说道：“光明啊！我知道你的性格是刚强的，困难面前是不会动摇的。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一起把第二次长征走到底，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的神圣任务。”

　　部队在丁青宗休整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又踏上了西征的路程。我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照料下，仍然顽强地随同部队前进，同雪山冰河搏击，勇往直前。不几天，部队来到怒江边。怒江两岸悬崖绝壁，江水是冰山雪水，翻滚咆哮，狂怒奔流，一泻千里。军首长亲自带人实地考察，选取比较安全的地带，采用牛皮筏子载人渡江，骡马进行泅渡。坐上牛皮筏，在江水激流中冲荡，很容易使人头昏眼眩。我们只能闭上双眼，屏住呼吸，全身放松，顺其自然，慢慢漂向对岸。渡江时，人员没有伤亡，骡马却损失了二十多匹。横渡怒江天险后，我们在大草原上走了十多天，来到进军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冷拉山。

　　冷拉山海拔6300米，山顶冰雪沉积，空气稀薄，根本没有路。部队刚走到山脚下，就有不少同志出现高山反应。大家一步三喘气，走几步停下来缓缓劲，再使劲往上爬，从山脚下一直攀登到山顶。爬到山顶极目远望，一片银色世界，景色极其壮丽。但是严重缺氧，使人头昏眼花，头重脚轻，有再好的自然美景，也没兴致去欣赏它了。下山时更为险峻，从山顶向下俯视，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可谓人迹罕至，鸟兽绝无。在冠三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坐在地上，双腿伸直，双手抱紧枪支，两眼盯住一个方向。一声令下，同志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往下滑，这种办法虽然有危险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呢？同志们把这种特殊的行军方式称作“坐滑梯”。部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胜利越过冷拉山。据统计，翻越冷山时干部战士口鼻出血的占2／3，因高寒缺氧，心脏发作而牺牲的有五人，还有许多骡马倒毙。和我一起行军的一位同志就牺牲在冷拉山顶。

　　经过千辛万苦，两千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上，十八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顽强的革命意志，用坚实的双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长途跋涉，翻越了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涉渡过几十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广袤的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踏过了高原流沙和冰川地带，战胜了高原雪山的奇寒缺氧，抗过了狂风骤雨的袭击，克服了物资极度缺乏的困难。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进抵西藏首府拉萨。十月二十六日，在拉萨各界万名僧俗、群众的欢迎下，十八军将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

　　在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行列中，有近千名英姿飒爽、引人注目的女军人。有许多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们一路歌舞说唱为部队宣传鼓动，为藏族同胞演出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十七条协议，医护人员还一路为部队和藏胞医治伤痛，保持部队战斗力和拯救藏胞生命。她们忍饥挨饿、爬雪山、涉冰河；身体受到更多的伤害，到拉萨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女兵生理周期紊乱，有的一辈子失去了生育能力；她们同那些男子汉们一样，带者胜利的喜悦，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了高原古老的阳光城——拉萨，胜利地完成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任务。

　　部队进抵西藏以后，上层反对分子不卖给我们粮食，大肆叫嚣：“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妄想“饿死、赶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军党委立即成立以谭冠三为主任的生产委员会，用高价从藏政府买下了西郊约五千余亩的河滩地。部队在尚未消除几千里行军疲劳的情况下，他率领驻拉萨部队立即投入到开荒生产，并提出“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稳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的口号。他对官兵们说：“咱们在风雪高原搞生产，洒下的不仅是萝卜种子、白菜种子、更是希望的种子，富裕繁荣的种子。”她们把布达拉宫广场从唐朝以来遗存至今的大粪山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移送到西郊农场，把河滩地改造成良田。

　　第二年春天，成立了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一农场，并开始播种，秋天就获得粮食菜蔬的大丰收，圆白菜有二三十斤、大白萝卜有一二十斤、还有大南瓜、元根都有几十斤重。

　　西藏上层爱国人士，贵族喇嘛和藏族同胞参观八一农场惊叹不已，称赞解放军是“新汉人”、金珠玛米解放军是“菩萨兵’，通过解放军使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知道了伟大领导领袖毛主席！谭冠三政委在拉萨还试种培育出苹果树，群众亲切的称谓“将军红”“谭苹果”。

　　十八军官兵为西藏创造出了两百多个第一，通过常年坚持做影响群众工作，解放军在西藏落了根，站稳了脚。一九五九年三月，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指挥下，取得了拉萨平息达赖上层分裂主义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的胜利！周恩来总理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人民政府职权，从此，结束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经历两年平叛民主改革，西藏百万农奴得到了彻底解放！从此在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走向了跨越式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进军西藏的岁月让人永生难忘，西藏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前辈简介】：

      李光明同志，女，原名华金香，谭冠三夫人；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出生在四川通江县华家坪，家境极度贫寒，五六岁时被送去当童养媳，一九三三年五月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历任缝纫工、侦察员、卫生员、宣传员；经历了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一九三四年入团，一九三七年入党；随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参加了十八军进军解放西藏的第二次长征，并长期坚持在藏工作，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解放奖章、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等，一九六一年授少校军衔；二零一一年在成都逝世，享年90岁；

　　【作者简介】：

      谭戎生同志，男，1941年出生，1960年入哈军工导弹系学习，1961年入党，毕业后调原国防科（工）委机关和科后教导大队工作，为尊父谭冠三同志遗愿申请去西藏边防戍边，曾任日喀则、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大校军衔；多年来，从事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现为朝阳区委党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工作室家风家国宣讲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