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小满后，与好友组团游甘南州。自扎尕那前往舟曲途中，旅游车沿着白龙江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这白龙江发源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交界的郎木寺，向东南流经四川广元市境内汇入嘉陵江，两岸地形崎岖，山峰高耸，河谷深邃。途中在迭部县旺藏镇旺藏村茨日那停车休息。

　　一、在茨日那瞻仰毛泽东同志旧居

　　甫下车，路边高耸的毛泽东同志旧居招牌便映入眼帘。行程中没有在此游览的安排，但伟人旧居的吸引力非常大，大家均不愿错失良机，纷纷奔向景点先睹为快。

　　茨日那坐落在小山坡上，道旁是高大的红军标语墙。毛泽东同志旧居是一座藏式木楼，距345国道百余米。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3日，毛泽东同志率红一、三军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离开俄界向旺藏出发。14日，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到达迭部旺藏镇，红一军宿营旺藏村，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驻旺藏寺，毛泽东同志在茨日那村藏式木楼居住三天，并下达"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作战命令。9月17日清晨，红一军红二师第四团攻下天险腊子口，毛泽东同志率红军继续北上。

　　旺藏镇位于迭部县中部，距迭部县城四十多公里。毛泽东同志居住过的那座藏式木楼，建筑采用传统榫卯结构，墙体以夯土包裹原木框架，具有典型藏族建筑特色。现存面积约200平方米，保存有毛泽东同志使用过的木床、书桌等复制陈设。该旧居于1979年和1993年经过两次修缮，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被纳入甘肃省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

　　（图为：毛泽东同志在茨日那旧居）

　　原来俄界也是迭部县的一个村庄，位于迭部县城东南方向，从地图上看，俄界在旺藏镇茨日那西南部，之间相隔数重山。关于俄界，因爱好中共党史曾予以关注，仅知道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对于红军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意义及在中共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但对于为什么叫俄界会议？俄界在哪里却一直没弄明白。在旺藏意外的了解到俄界的来龙去脉，解去心头多年的迷惑，深感喜不自胜，禁不住隔着高山向俄界方向遥拜施礼。虽不能亲临，留擦肩而过之憾，但近在咫尺，呼吸了俄界方向飘来的空气，感知到俄界的地理位置，弄清了俄界的真实含义，足以慰籍平生。

　　（地图标注显示：左上为迭部县县城，右侧为茨日那，下方为高吉村。）

　　二、“俄界”是藏语翻译而来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在巴西（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紧急会议；9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地区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与先期抵达的红一军汇合。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是一个藏族村庄，地处岷山峡谷，距迭部县城60余公里。

　　藏语中“高吉”意为“八个山头”。迭部县及达拉乡境内群山环绕，平均海拔达二千米，位于山峦重叠间的高吉村，西南方向有八座突起的山峰，属秦岭山脉西延段的岷山山脉，海拔超过三千米。在藏语中，“高吉”意为“八个山头”。可知“高吉”得名于这“八个山头”。

　　红军长征途经此“高吉”时，翻译依据藏语发音，将“高吉”音译记录为汉字“俄界”。自此“俄界”这个地名被写入历史文献并载入史册，后世一直沿用“俄界”这一称呼。按照惯例，会议名称通常取自召开地点，既然当时记录的地名是俄界，会议自然被称为“俄界会议”。会议旧址是一座木制的藏式民居，屋内至今仍保存着毛泽东等同志居住时使用的灶台和土炕。2006年5月，国务院将俄界会议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俄界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到达四川北部的懋功（今小金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却发动了分裂、破坏党和红军的活动，他不服从中央领导，擅自改变了原定的北上进入甘肃的计划，率领第四方面军向西南方向转移，并企图拉拢第二方面军和第一、第三方面军跟随他。他还在通讯中造谣说毛泽东等人已经死亡或被捕，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严重威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8月，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尔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微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红军战士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8月下旬，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会合。

　　在红军过草地的六天六夜中，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最为著名的是记叙文《金色的鱼钩》。这篇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真实体现了老班长忠于革命、舍己为人、关心同志的崇高精神品质，展现了红军战士的光辉形象，曾经感动过一代代青少年。那枚用缝衣针制成的鱼钩，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虽已锈蚀，但至今仍能钩沉起金色的光芒。

　　9月初，红军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但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指示，进而企图裹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率领右路军中的党中央机关和红一、红三军及军委纵队由巴西地区继续北上。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9月11日，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抵达俄界，当即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电文指出：“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电文要求“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对中央的命令，张国焘再次抗拒。9月12日22时，他直接致电一、三军团，要求一、三军团调头南下，听从他的指挥。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

　　四、俄界会议主要内容

　　出席俄界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共21人。张闻天同志主持俄界会议，周恩来同志因病未参加会议。

　　俄界会议决定将红军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取消工农红军左、右路军番号。

　　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强调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绝路。

　　（图为：俄界会议旧址)

　　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围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一条错误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毛泽东同志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决定的严重错误，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睡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

　　（图为：1935年9月17日，红军攻占天险腊子口）

　　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对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地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五、毛泽东同志展现高超的斗争艺术　　

　　俄界会议的成功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同志卓越的斗争艺术。对此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张国焘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煮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中央命令，指战员中议论纷纷。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部队中担心力量削弱了。为了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俄界会后的一个清晨，部队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李德等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同志充满信心地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

　　毛泽东发出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勇红军的！”

　　毛泽东生动有力的讲话，使广大指战员一扫因张国焘闹分裂而带来的一片愁容，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

　　（图为：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同志）

　　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电张国焘，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坚（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毛泽东同志用湖南口音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并且特别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张国焘继续抗拒中央命令，并且越走越远。9月中旬，他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在阿坝，张国焘大造反党舆论，上演分裂闹剧。他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党分裂的《阿坝会议决议》。在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围攻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妄图强迫朱德、刘伯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遭到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仍然极为关心红四方面军这支党的武装，一直想方设法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为保存和发展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

      在茨日那的停留是短暂的，收获却是满满的。离开茨日那时，竟生出意犹未尽之感。俄届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央红军北上途中统一思想、重整旗鼓的关键会议。它标志着党中央彻底与张国焘分裂路线划清界限，为红军继续北上、建立陕北根据地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