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子，大多指住过两三代人的宅院，六七十年的光阴冲刷，宅子就有了沧桑感。超过百年的宅子，要么成了文物，要么早已化作尘烟。

其实，哪个人家没有老宅呢？哪个儿女不是从老宅的血地中孕育的？哪个儿女不是从老宅的门口走到外面去打拼。无论身处何方，即便地理意义上的老宅已消失，但只要记忆不灭，故园老家，终会是人时常魂牵梦萦的根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大街支路舒家巷是城内为数不多又宽又长的一条巷中巷，两侧高矮不一的平房，东西相通的老巷，浸透着光阴的味道。往东到巷子尽头就是沧浪河堤（南公路），南门母亲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横亘在南公路旁。走进淡墨色小青砖铺的舒家巷子中间，拐个弯就会串入一条又窄又深的小巷子，巷里中间一户门朝东、红砖头砌墙建的矮小土坯房，这便是我出生的老屋。夹在我家老屋边上有两处东西并行的老宅院，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一个面，是宗家老宅子；它的背面，是冷家大院。

在我零星的记忆中，舒家巷里最好的房子，就是宗家的老宅子。因宗家是做猪肉生意的大户人家，那老屋就盖得高大结固，是那种北正房南厢房的结构，在整条舒家巷里除了冷家大院内三间青砖黛瓦马头墙的大平房外，家家户户都是低矮的平房来说，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光青砖垒砌的门楼地基就有1米多高，大门是暗红色的木门，对称的两扇。如果有兴趣看一下象形字中的那个“门”字，就是这个大门的样子了。在从前的文言文里，两扇的称“门”，一扇的称“户”，合起来就是“门户”。暗红色不是木门本身的颜色，它是一层漆皮，漆皮包裹着木门。大门下端的漆皮有一点点剥落，露出了里边的已经非常陈旧的土灰色的木头，和许许多多普通的木门差不多，简洁的，看起来并不很沉重。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有着十分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人生的路，是路上的风雨路上的故事。

门的中间，有两个铜色的门环，底座是普通的圆形底座，不是那种很讲究的带有寓意图案的精美铸造的门环。门环的底座也称为“铺首”，通常老宅大门上的铺首会是椒图、狮虎、龟蛇之类的，取“神兽护宅”之意，并且还可以彰显主人身份。人们曾经尤其喜用椒图，传说它是龙生九子之一，性格孤僻，封闭自己，极不喜欢其他生物进人自己的巢穴，这样的性格用来守门真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记忆中这里没有。宗家老宅的大门上，是很普通的铺首。“铺首衔环”的那个“环”，也一样普通，就是两个已经昏暗的铜色的圆环——但是你细细打量，静静地听一听，就知道了。在这普通的昏暗之中，正绽放着光的年轮打磨出来的光彩，你能听到它在历经风雨后发出的无声之声，你拍打它，它或许不再清脆不再响亮，但那是一种沉闷的厚重的力量——这就是老宅的力量。

依稀记得，宗家老宅的门上贴着对联:岁岁平安寿多，年年顺景财源广。也很普通。是一种岁月安好的普通，是一种平凡却能让人心动的普通。

小时候我常踮起脚尖，用小手扒着门沿去够拍那个门环，脚尖踮得发酸，只为听见门环撞击的清脆声响。宗家宅院门吱扭一声打开，推门而入，一棵大槐树和一棵大桃树并肩在院子中间，翠绿茂密的树叶，枝叶间阳光投射的光点，照在地上厚厚的残枝、落叶上，环顾四周，高高的上屋（堂屋）坐北朝南是三间灰瓦房，正对上屋是底矮的两间下屋（厢房），上屋的墙壁上和院子的围墙上都镶嵌着镂空花砖，图案精美。一条乌砖铺成的小径从正屋（堂屋）门口穿过院子直通到南面的下屋（厢房）。整个院子呈现出南北长、东西窄的矩形。院里泥土湿润，绿植很是清雅，夏日会冒出几株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穗子轻轻摇晃。偶尔有蜻蜓停在草叶尖，一伸手，它便“嗡”地飞远了。

那时，宗家子女下乡插队，剩下老两口守住在这宽大的老宅院。虽说，老两口过着空巢老人的生活，但他们的家，一点儿也显不出颓唐、破败的样子，春天时一树桃花，夏天时一地绿荫，秋天时一只只金黄色的银杏叶子在空中轻盈旋转，冬天时洒满一院子阳光，使得这座小院子里并不显得出寂寞和单调，日子有板有眼，安详而有序。我还记得起他们老两口儿当时的模样。老爷子个头儿高高的，头发花白，身板儿挺拔，似乎总穿一身黑粗布的衣服，夏天是单的，冬天是棉的，浑身上下清清爽爽，年轻时一定也是个帅气的小伙子。记得他经常把两手揣在袖筒子里，站在街面上跟人说话，面相平和、沉稳，说话不紧不慢，从来看不出有什么忧愁的事情。老太太似乎总是站在离老爷子不远的地方，望着这边不言声。她的脸很白，有很细的皱纹，穿的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头发梳理得溜光水滑，纹丝不乱。我猜想，她在年轻时放在人堆儿里，也一定是一个人样子哩！

后来，老两口相继去世，老宅院成了一座阴森的空屋。因为久久没人住，老宅就显得格外冷清，甚至连昔日可入的家燕也迁走了，只剩下空落的一处宅子。俗云：没有人气，物也空寂。正房和下屋的屋檐下，缠满了蜘蛛网。或许，宗家老宅已经成了野猫和老鼠的乐园；或许蜘蛛跟壁虎成了这个封闭空间的“新主人”；或许土墙的缝隙里甚至还有蝎子和蜈蚣……这就是荒弃的宗家老宅院恰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模样。

冷家宅院是一座青砖黛瓦砌筑的深宅大院，类似老北京的四合园。据说，此户人家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冷欣的老家。冷欣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任国民党军陆军副参谋长，台湾“国防部”参议等。冷欣出生在舒家巷一个小商人家庭里。冷家世代经商，生活殷实。

冷家宅院的结构，并不复杂，也不豪华，但给人一种大户人家的视觉和感觉。整座大院朝南卧着，像一本被时光摩挲泛黄的家书。大院北边青砖黛瓦马头墙的三间厢房，便是那书脊，挺直而庄重。厢房东西中各有三间正房，房子的布局形成了凹形。厢房青砖瓦舍，窗户都是木制的菱形格子和方格子，造型很精美，古香古色的，透着古老的文化气息。

印象中，冷家老宅子厢房中的正房里还有四五间小房间，每个房间都有木板阁楼，家具杂物也多。所以巷子里的孩子们玩“躲蒙子”，冷家老宅是首选之地。记得，冷家宅院没有飞梁画栋的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的花园风光，院子风格简单到顺其自然，保持原生态。但那些年，冷家大院是满的，人声砌墙，炊烟连云，有着浓浓的烟火味。夏日里天还没擦黑，大院子开始热闹起来了，做饭拉风箱声音，大人小孩吆呼声，圈窝里饿了的狗猫鸡鸭的叫唤嘈杂声，炒了辣椒被呛得不停咳嗽声，淘气的小孩被大人打了屁股的哭泣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家老宅院厢房中间住着冷欣叔侄一家人；东侧住着林姓和朱姓的两户人家；西侧住着一户卢姓人家，巷里人叫她五奶奶家；五奶奶家的正房对门分别住着我祖父、大叔和我们家。

我家的老宅属于小百姓们的瓦舍泥筑。一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祖父辈盖的土木结构瓦房，两小间是六十年代父辈盖的红砖木构瓦房。三间瓦房俨若历经沧桑的父子并肩矗立在时代的风雨中，其间凝聚着两代人的心血。祖父凭这一间瓦屋给儿子娶到了北大街蔡家垛人家的姑娘，而父母亦凭着另两小间瓦屋，生养了我们姊妹三个。我家的三间低矮瓦屋，虽说比不上宗家老宅宽敞典雅，更比不上冷家大院气派体面，却也因挤住一家人的烟火气而显得硬朗庄严。

我家老房子有一间正屋和两小间内屋，共18平米，内有一块宗家的西山墙、南山墙和冷家的东山墙围成的20多平方的院子。那时，全家5口人挤住在老屋里，爸妈住在内屋，正屋也就是堂屋，靠西墙用木头简易搭得上下两层床铺，我睡上床，姐妹住下床；靠北墙的供桌上摆放些佛像、香烛和供品类；靠东墙摆放些桌子、板凳等日用杂品，平时吃饭、写作业的地方。房梁是用木头做的，里面经常藏着老鼠和蛇，特别是老鼠，一年四季时常陪伴着我们。半夜常听到老鼠乱蹿的声音，它们一点也不害怕人类的存在，沿着房梁跑得自由，有时用脚把房梁上的土都盗下来，黄土落到我们的书桌上，我们擦一擦照样低头不语地写作业。虽说屋子里一天到时晚黑糊糊的，夏天跟个蒸笼差不多，热的喘不过气来，冬天阴湿鬼冷还漏风，逢雨天地面墙壁不停地潮湿渗水，但老房子却是满满的柴米油盐茶味和嬉笑怒骂的温情。

在院子的西山墙落搭了一间约4个平方的小厨房，厨房的一角有地锅台。我们家平常是不怎么烧地锅做饭的，而是习惯用煤球炉做饭。厨房的地面是泥土抹平的，但是老鼠早就把那平整的地面弄得面目全非了。厨房没有什么厨具，只有一个放碗的柜子和一个洗脸的盆架。盆架早已经褪去原有的颜色，取而代之的是黑色和污色。那个盆架是我父母结婚时买的，我们家一直用到1991年搬迁。挨着灶台的一边是案板，案板很小且凹凸不平。厨房里有个很小的窗户，窗户的窗纱已经破碎了，所以厨房的窗户是不经常打开的。在这个又小又暗的厨房里，爸妈做了三十年饭，现在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家的大门是极为普通的，没有宗家老宅过高的门楼，大门也是很窄很窄的。我家的院墙很矮很矮，也很寒酸，小时候放学回家，我忘记带钥匙，总是翻墙过去，现在想起依然记忆犹新。

“以前建老宅，烧砖烧瓦，砌墙上梁，都是祖上一把汗一把汗干起来的。”父亲爱念叨这些。我小时候不懂，问他怎么总说老宅老宅的。他说以后你会懂的。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结了婚，才悟到父亲常常挂念和述说的老宅故事，那是因为老宅承载着我们几代人的喜怒哀乐。其实，老宅它何尝不是承载着我的童年呢？

老宅院虽小，但盛满了儿时最原始的欢乐。

老屋的南窗前，栽着一棵桃树。这棵桃树已经上了年纪，长得高过了墙头，紫褐色的桃树枝，参差不齐地向上斜伸着，有的伸到了院墙外。每年到了春天，桃树就开了满树满枝的花骨朵儿，在春风和阳光里，一团灼灼的红色，灿若云霞，谁见了都喜欢得禁不住惊叹，仰着必儿，笑嘻嘻地看上老半天。这一树美艳的桃花，一下子就把小院子的光景给点亮了，一连好几天，香气弥漫整个小院。桃树旁有个压水井，是需要人用手按压的。我们几个伙伴放学回家，就爬树摘桃子用井水掏洗干净吃。

夏天雨水较多，老宅就时常漏雨，屋里好多地方都用水盆接着。这时，母亲会去买一大块塑料布，让我们盖住房顶，这样才能安全度过漫长的夏季。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在屋里睡不着，总是拿个席子与扇子，爬上木梯到房顶上乘凉。此时，我们最馋的是已经在井里浸泡了一个下午的西瓜，从这个天然冰箱里捞起来，口味绝对要胜于如今从家里冰箱取出的冰西瓜。我们躺在房顶，望着满天的繁星，摇着蒲扇，吹着舒服的野风，啃着甜甜的沙瓤西瓜，凉丝丝的甜从舌尖窜到心里，连打个嗝都是甜蜜的。听着大人讲三国那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好不惬意。

秋天的院子，结满了瓜菜。我们家最爱种的就是南瓜。母亲会找来几根长的木棍用来搭架，让南瓜往上攀爬，它们可以爬到屋顶上。九月果香，屋顶上爬满的南瓜叶开始渐渐枯黄了，萧黄的瓜藤上留着几十个磨盘般大小的南瓜，墨绿的，或透着老红，安详地躺在高高的墙头，享受着秋日的阳光。十月，硕果累累的日子。瓜熟蒂落，每隔二、三天，母亲便在南瓜藤上折断南瓜藤，把一个个成熟的南瓜采摘下来，堆在家里桌子下面。没隔几天，桌子下面的南瓜堆成小山。

冬日里，寒风呼呼地刮着，我们穿着母亲做的棉衣棉裤，挎着母亲做的棉布书包，脖子上围着新买的围巾就去上学了。小时候的雪下得很大，下雪的天气也非常多。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屋顶、房子、水井上，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踩着咯吱咯吱的雪，去找小伙伴玩。回到家棉鞋都湿透了，头发上有时也结冰，脱下潮湿的棉鞋，放在火炉上烤，会冒出白茫茫的热气。可那时的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冷，冻僵的小手在火炉的热温下开始慢慢恢复知觉。那时的小手往往冻得裂开好几个口子，等到天气回暖时，奇痒无比。如果雪融化掉，房屋檐上就会有冰锥子，我们会拿着长长的竹杆敲下来。不管有多硬多凉，硬往嘴里塞着吃。那时不怕肚子疼，也不怕会生病。

七十年代。爱好无线电的老爸，鼓捣组装了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我家成了南大街唯一有电视的家庭，虽说我家老屋在巷中之巷，又偏又窄、又矮又小，但那时却是鲜有的百姓娱乐集结地。晚饭后，我家那块空地坐满了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等着看电视，逢遇阴雨天，一屋子人挤得满满的，水泄不通。我家那台“小人书”（对9寸电视的戏称），满足了当时街头巷尾人们的眼福。现在偶然碰到老邻居提起城南旧事还说：你家老房子那时候的样子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天天总想去你家看电视《姿三四郎》《霍元甲》。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到了兴化这个小城里，普通工人的爸妈也逐渐尝试“下海”，摆摊卖起了小金鱼，后来老爸干脆提前退休在家里养殖金鱼，一下子在院子里砌了6张水泥鱼池，那时我姐和妹已出嫁，我又在扬州上大学，老爸索性在正屋搭起木头架子，摆放8个样品鱼缸，就这样，兴化首家金鱼养殖场就这么建在南门舒家大巷内的小巷深处，我家不起眼的老宅子又成了兴化城区家喻户晓赏鱼买鱼的好去处。

1991年那场洪灾，曾波及沧浪河及周边南门地区，沧浪河边的我家老宅子，首当其冲。持续了数日的倾盆大雨，将世界变成了汪洋。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得密不透风，空中忽明忽暗的闪电和随之而来的声声闷雷，仿佛提醒着人们，还没完。南门的大街小巷一条条或粗或细的浑浊的河，裹挟着路边的杂物向着各自的方向奔涌。沧浪河水位已接近极限，几乎与河岸公路齐平。暴雨刚下不长时间，我家老宅子就进了水。我家老房子地势低，平时就潮湿不堪，现在更成了泽国。妈不停地用舀子往门外舀水，可瞬间水又没过了脚踝。屋顶也漏得不成样子，床上、桌子上、柜子上、箱子上摆满了接雨水的盆盆罐罐。我们姊妹仨蜷缩在床上，无助地望着窗外，院子里肆虐的狂风夹杂着暴雨把那棵老楝树打得东倒西歪，不得消停。

爸头戴席斗篷，身披塑料布，浑身湿淋淋地回来了。一进家门，他就对妈说:“这儿不能住了，听说沿河边的人家，雨一住，就得搬走，赶紧拾掇拾掇吧。”妈突然间慌了神，愣了一下，问:“搬走？往哪儿搬？”爸说:“哪儿，现在还不清楚，估计得搬。”

暴雨又下了一天一夜，终于停了。可眼前的世界已面目全非。昔日熟悉的沧浪河，没有了波平如镜，也没有了波光粼粼，变得异常陌生:河面变得很宽，码头不见了，河岸公路不见了，不时有枯树桩、动物的尸体和不知道什么东西随着黄色的浊流向下游漂去。

雨住后，路面的水渐渐地退下去了，大街上已有了三三两两的行人。太阳慢吞吞地从云层中露出脸来，又羞愧似的时隐时现。女人们把屋里湿漉漉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到太阳下晾晒，似乎恨不得连同自己也放在太阳下一并晾晾干。

高音喇叭里又传来搬迁的动员令，大街小巷人家不得不拖家带口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子。妈边收拾边问我爸:“大水退了以后，还能再搬回来吗？”爸说:“估计难了，听说南门整体要拆迁改造。”妈听后眼圈红了，她嫁过来就住在这里，与沧浪河为邻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就像院子里的那棵老银杏树那样，恋土难移。

家中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能搬走的都搬上平板车，望着蝉蜕般被丢在沧浪河边的老宅，全家人的心空落落的。爸拉着板车在前面缓缓地走，妈在车旁默默地推，我们姊妹三个拎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在后面慢慢地跟，黑子也在我身后紧跟着。 这是我家养了差不多快有一年的中华田园犬，它通身则黑得像缎面一样发亮，全家人都亲昵地喊它“黑子”。那黑子有点不愿意走似的，走走停停，一会儿驻足在一棵树下深深嗅探，一会儿对着墙角若有所思，仿佛在进行一场严肃而有趣的告别仪式。我连轰带赶，它才哼哼着慢慢腾腾地往前挪。

沧浪河公寓小区门口（原来的木材公司办公楼旁）一幢平房是我家新房，从嘿哟嘿哟地夯实地基，到砖墙一天一天长高，终于开始上梁了。上梁鞭炮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他们挨挨挤挤，在下面等着接“福”。木工师傅骑在梁上，抓起笆斗里的馒头、花生、糖果，边撒边唱:东南西北我不撒，先敬主家万年柱。馒头落地滚元宝，四邻八舍都来抢。小伙抢到配鸳鸯，姑娘抢到配情郎。中年抢到富贵长，老人抢到寿无疆。撒了馒头撒喜糖，主家福禄万年长……

梁上的人唱一句，下面的人跟着一齐道声“好”，“福”气便如天女散花般从空中落下，众人纷纷俯首争抢。爸妈也一扫受灾以来的愁容和倦容，舒展了眉头，望着深秋阳光下快要竣工的新房，想着一家人即将安居于此，禁不住眼圈又红了。

南门拆迁的时候，我特地去了一趟舒家巷，驻足观望。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宗家老宅、冷家大院和我家三间老屋很快被碾为平地。老祖宗留下的祖屋老宅，在一片叹息声中，刹那间灰飞烟灭。

想想我家那三间破旧的红瓦房，现在显得那么矮小，屋顶上满是碧绿的青苔，和现在自家可住的宅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实在无法想象，那座老宅那么小，怎么会住下我们一家五口人呢？我们那片巴掌大的地方，怎么可以供我们玩耍呢？尽管老宅子已经消失殆尽了，那里都有我儿时最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