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史学之本在于实录，文学之长贵在言情，二者向来各守畛域。先秦史籍重客观记事，《左传》微言大义多依托事件暗寓褒贬，作者个人情绪隐而不发。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秉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宗旨，打破纯客观史学的桎梏，将实录精神与主观情志相融。司马迁身遭宫刑之辱，一腔郁结、价值取舍、家国情怀与人生感慨，依托历史人物与事件缓缓流露。他坚守史料真实的底线，不虚构重大史实，又通过选材取舍、细节描摹、对比映衬、论赞点评、叙事留白等隐性笔法，将爱憎褒贬藏于行文之间，做到史实为骨，情志为魂，开创“以史载情、寓情于叙”的文史交融范式。

　　本文以岳麓书社1988年版《史记》为研读底本，参照其他版本，选取本纪、世家、列传经典篇目，分类梳理司马迁融入个人爱憎的写作手法，援引原文例证，剖析实录与抒情的平衡之道，提炼适用于当代人物纪实、散文随笔的写作技巧。同时阐释这种文史笔法对后世文学创作与民族精神的深远影响，并结合全民阅读的时代环境，探讨该写作智慧的鉴赏路径与实践价值，实现古为今用、文脉赓续。

　　一、司马迁寓情于史的主要表现手法

　　（一）选材详略取舍：以笔墨侧重暗定褒贬

　　史实素材浩如烟海，叙事详略是作者主观立场最直观的体现。司马迁秉持实录原则，不篡改历史大框架，却通过浓墨书写心仪人物的高光事迹、精简弱化厌恶者的可取之处，刻意回避负面细节或核心功绩，以篇幅权重悄悄传递自身爱憎。

　　1.倾慕之人：详录风骨，放大闪光点

　　司马迁推崇忠义、隐忍、侠义、爱民之士，对这类人物，大幅收录坎坷经历、精神抉择、人格细节。

　　《屈原贾生列传》几乎完整记述屈原怀志报国、遭谗流放、行吟泽畔、自沉汨罗的一生，浓笔铺写《离骚》情志、上下求索的执着，反复渲染忠而被谤的悲愤。司马迁自身蒙冤受辱，与屈原命运同频，因此不吝笔墨，借屈原的孤忠抒发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

　　《李将军列传》聚焦李广一生征战戍边、体恤士卒、终生难封的悲剧命运，细致刻画射石搏虎、沙场勇战、宽待部下的动人细节，对其战功与德行极力铺陈；而对朝廷赏罚不公、权贵排挤的背景层层铺垫，暗含对英雄的同情与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

　　2.贬抑对象：简笔叙事，隐去长处，聚焦过失

　　对于残暴、奸佞、趋炎附势之辈，司马迁压缩正面事迹，将笔墨集中于过错与劣迹，弱化功业，暗藏批判。

　　《李斯列传》开篇铺陈仓鼠之叹，点明其功利心性，后续详写他篡改遗诏、依附赵高、构陷忠良的权谋恶行，仅简略提及早年辅佐秦国的功绩。司马迁认可李斯的治国才干，却鄙夷其贪恋权位、失节自保的选择，详写劣迹、淡化功业，暗含批判态度。

　　《酷吏列传》收录张汤、杜周等一众严刑峻法的官吏，集中记述其滥施刑罚、罗织罪名、盘剥百姓的暴行，淡化司法治理的客观作用，字里行间流露对苛政酷吏的憎恶。

　　写作借鉴：当代人物纪实、散文写作不必面面俱到，可依托主题筛选素材。歌颂人物则聚焦理想、坚守与高光瞬间；批判反思类叙事，侧重行为选择与后果，以篇幅详略传递价值倾向，不用直白说教，自然流露情感态度。

　　（二）细节刻画与场景渲染：于细微处寄托好恶

　　宏大史实不易改动，但动作神态、心理瞬间、环境氛围等细微描写，拥有极大创作空间。司马迁善用典型场景、关键动作、环境烘托，在客观叙事框架内注入情绪，用细节为人物打上褒贬烙印。

　　《项羽本纪》垓下之围是情景抒情的典范。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快战、乌江自刎层层递进，夜色、楚曲、江水共同渲染悲凉氛围。司马迁以悲壮场景放大项羽的英雄气魄，既客观记录兵败史实，又倾注对悲剧英雄的惋惜，暗含对刘邦集团权谋取胜的微妙疏离。

　　《淮阴侯列传》记录韩信受胯下之辱，客观还原早年屈辱经历，却在细节中暗含对隐忍品格的认可；写到韩信功高遭忌、身死族灭，叙事语调低沉平缓，于冷静记述中流露对功臣悲剧的悲悯。

　　反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平铺直叙军功，缺少生动细节与氛围渲染，文字平淡克制，可见司马迁对依靠外戚上位的将帅并无太多推崇。

　　写作借鉴：记叙文创作中，可借助环境、动作、神态细节寄托情感。描写敬佩之人，增设风雨坚守、日常行善的温暖场景；刻画负面人物，聚焦瞬间神态与利己举动，以细节代替直白评价，让情感表达含蓄深沉。

　　（三）人物对照映衬：借双向比较显明褒贬

　　对照互见是《史记》核心笔法，司马迁常设置正反、同类人物两两对照，在客观对比中拉开人物格局，无需主观点评，爱憎立场自然分明。

　　1.枭雄对照：刘邦与项羽

　　两篇本纪独立叙事，史实互不篡改，却处处形成镜像对照。项羽光明磊落、勇武自负，有贵族风骨却刚愎自用；刘邦圆滑机变、知人善任，兼具务实胸襟与市井凉薄。司马迁客观记录楚汉兴亡的必然规律，却更偏爱项羽的英雄气节，多以悲壮场景烘托形象，对刘邦危急时刻抛妻弃子、分羹老爹的行为如实直书，暗含委婉批判。

　　2.贤臣对照：廉颇与蔺相如

　　二人性格互补，蔺相如隐忍为国、胸襟开阔，廉颇直率鲁莽、知错能改。司马迁通过将相矛盾、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一系列事件对照，高度推崇家国大义高于私怨的格局，明确褒扬蔺相如的远见与包容。

　　3.士人对照：伯夷、叔齐与世俗逐利者

　　《伯夷列传》以二人守义采薇、不食周粟的高洁，对照世间追名逐利之徒，借先贤选择抒发自身对道义的坚守，暗含对世俗功利风气的不屑。

　　写作借鉴：人物散文可设置主次、正反对照，以同类人物选择、性格格局形成反差，在客观对比中凸显主旨，让褒贬态度藏于行文，提升文章思辨性与含蓄之美。

　　（四）个性化语言设计：以口吻差异流露情感

　　人物对话严格贴合历史身份，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司马迁通过调整措辞风格，区分人物气质，借语言高下寄托自身好恶。

　　忠义之士言辞慷慨坦荡：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苍凉决绝，司马迁以楚辞笔法润色语句，强化英雄风骨，饱含敬佩之情；蔺相如廷斥秦王，言辞有礼有节，铿锵有力，文字间满是赞赏。

　　奸佞小人语言阴柔虚伪：赵高劝李斯篡改诏书，话语层层利诱、迂回狡诈，司马迁如实记录游说言辞，借话术逻辑暴露其野心，暗含鄙夷。

　　底层侠义者言语质朴赤诚：朱家、郭解助人不求回报，语言平实低调，司马迁偏爱这类民间义士，对话记述温润克制，流露温情与敬意。

　　写作借鉴：塑造人物时，以语言口吻划分品格，君子之言沉稳坦荡，功利者言辞圆滑利己，用对话替代作者评述，于客观记言中暗含情感倾向。

　　（五）文末论赞：太史公曰直抒胸臆，总括褒贬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抒发个人情志的专属板块，正文恪守实录，论赞部分则可跳出叙事，直接发表评议，将正文藏而不露的爱憎集中释放，实现“史实客观＋主观评价”的互补统一。

　　《项羽本纪》论赞，先肯定项羽“近古以来未尝有”的盖世功业，再批判其自矜功伐、不懂师古的性格缺陷，褒贬兼具，见解辩证，流露惋惜之情；《屈原贾生列传》论赞，共情二人怀才不遇的遭遇，将自身受辱著书的心境融入评述，借古人抒发幽愤。

　　同时，论赞中常暗含对天道不公的质疑。《伯夷列传》感慨善恶未必有报，圣贤多坎坷，奸佞常安乐，将个人命运悲愤升华为对世道的思考，是作者爱憎与人生价值观的集中表达。

　　写作借鉴：纪实散文、读后感可在文末设置短评段落，承接前文叙事，适度抒发感悟与价值判断，做到叙事含蓄、结尾点睛，情理结构完整统一。

　　（六）互见叙事：分散史料，多角度完善褒贬

　　互见法将同一人物事迹拆分于不同篇目，本传侧重主体形象，其他列传补充短板与侧面，在保证史实完整的同时，多角度寄托作者态度。

　　以信陵君为例，《魏公子列传》集中书写礼贤下士、急人之困的贤德，尽显推崇；《范雎蔡泽列传》补充记载他畏惧强秦、一度避祸自保的怯懦一面，客观还原人性复杂。既不刻意美化偶像，又在整体叙事中坚守对其大义的肯定，兼顾实录原则与个人情志。

　　二、这种文史笔法对中华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确立史学“实录兼抒情”的传统

　　在《史记》之前，史书要么偏重纯粹记事，要么仅以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创客观史实为根基、个人情志为补充的写法，被后世正史效仿。《汉书》《后汉书》继承论赞体例，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融入史家自身的价值判断，中国史学自此兼具记事功能与人文情怀，形成“以史观人、以人寄情”的书写传统。

　　（二）滋养散文创作，形成“藏情于叙”的古文审美

　　唐宋古文运动高度推崇《史记》笔法，韩愈、欧阳修、三苏、归有光均取法于此。韩愈传记文详略取舍寄托褒贬；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借人物兴衰抒发家国感慨，叙事冷静、议论深沉；明清桐城派将“寓情于史、选材藏意”列为古文义法，强调叙事含蓄、褒贬无痕，这套写作理念成为古代散文的核心审美范式。

　　（三）深刻影响小说戏曲，塑造人物抒情的叙事逻辑

　　明清小说、传统戏曲大量借鉴《史记》笔法。《三国演义》通过详略、对比塑造曹操、刘备的对立形象，暗含尊刘抑曹的情感倾向；《水浒传》为好汉立传，侧重书写侠义事迹，弱化过失，寄托对底层反抗者的同情；戏曲剧目《霸王别姬》《将相和》放大人物悲剧与高光时刻，延续场景渲染寄托爱憎的手法。这种“客观叙事暗带立场”的写法，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范式。

　　（四）熔铸民族人格，塑造文人风骨与批判精神

　　司马迁隐忍著书、借史抒怀的方式，激励后世文人在逆境中以文寄志。屈原式的忠愤、项羽式的悲壮、游侠式的道义，经《史记》情志笔法沉淀，成为历代失意文人的精神寄托。同时，这种不盲从权威、敢于评判世道、同情底层的价值取向，涵养了中国人重道义、知隐忍、有共情、敢反思的文化品格，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

　　三、全民阅读视域下该写作手法的鉴赏与运用路径

　　（一）深度阅读：跳出史实表层，读懂文字背后的情志

　　普通读者阅读《史记》，不能只停留在历史故事层面，可分层品读作者藏于文字的情感。

　　第一，对照篇目篇幅，观察详略差异，思考司马迁的选材意图，辨别褒贬倾向；

　　第二，比对同类人物叙事风格，从细节、环境描写中体会作者好恶；

　　第三，重点研读“太史公曰”，对照正文叙事，梳理正文含蓄铺垫与文末直抒胸臆的逻辑关联，理解实录与抒情的平衡之美。

　　（二）读写转化：借鉴寓情笔法，提升当代文字表达

　　日常写作可借鉴这套技巧，优化人物散文、纪实随笔、读后感的表达效果。

　　1.巧用选材详略：围绕主旨筛选事例，用篇幅侧重传递情感，摒弃流水账式写作；

　　2.善用细节烘托：借助场景、神态、动作寄托态度，避免直白抒情；

　　3.采用对照结构：设置正反人物、前后境遇对比，在客观叙述中自然流露立场；

　　4.结尾适度点睛：叙事之后辅以简短评议，情理互补，提升文章深度。

　　（三）文化传播：活化经典情志，以读写推广全民阅读

　　依托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史记》专题诵读、人物仿写、主题征文活动。引导读者仿写选材、细节抒情、论赞点评的笔法，在实践中体会传统文史智慧。借助新媒体拆解经典篇目，以通俗视角解读司马迁的人生遭遇与文字情感，拉近当代读者与古籍的距离，让“藏情于史”的文脉智慧融入日常阅读，实现经典精神的代代传承。

　　结语

　　司马迁以实录为底线，以情志为内核，凭借选材取舍、细节渲染、人物对照、语言雕琢、论赞点评、互见叙事多重笔法，实现历史客观记述与个人爱憎情感的深度融合，做到史不失真，情不外露。这种独特的文史笔法，打破史学与文学的壁垒，兼具严谨性与人文温度。

　　历经两千余年，其写作理念深刻影响史学、散文、小说戏曲的创作走向，沉淀为含蓄内敛、道义为先的民族审美。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今天，重读《史记》，读懂太史公藏于笔墨的幽愤与坚守，既能提升古文鉴赏能力，又能习得含蓄抒情的写作技巧。以经典笔法滋养当代创作，以文脉书香涵养精神世界，方能让中华文史智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推荐书目：岳麓书社1988年版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