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城，海风常年裹着温润潮气，漫过每户人家的窗台。

　　市中心沿街立着高层公寓，若槿的新家就在二楼。新居刚装好，她邀我过来暖房。全屋是雅致的欧式装修，采光通透，线条温润，每一处细节都雕琢得细腻耐看，处处透着主人不肯将就的审美。

　　参观完室内，若槿推开客厅通往阳台的玻璃门。我怔住了——寻常人家的阳台不过方寸一隅，这个二楼的阳台却向外延展、连通拐角，宽阔得像一小片空地。我脱口而出：“这哪里是阳台，简直是个小院子！能种好多花，完全可以做个空中花园。”

　　若槿轻轻笑了笑：“花种多了太繁杂，打理起来费时费力，反倒耽误时间。”我以为她只是偏爱清净，便没再多说。片刻后她补了一句：“小明格外喜欢这个阳台，打算在这儿搭一间玻璃房。”——我暗自想着，玻璃房落成后，晴日里日光漫进来，闲坐读书喝茶，日子该多悠然。

　　可她这一生，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过。

　　暖房那晚，一桌酒菜，两家人围坐说笑。我们本是同乡，一前一后落脚南方小城，小明——也就是她的先生，与我先生是同窗好友。相似的生活轨迹、在异乡扎根的期许，让两家人格外亲近。若槿高挑清丽，一米六八的个子，一双大眼清亮灵动，行事干脆利落，骨子里全是坚韧和上进。那晚我们聊到深夜，满心都是对往后日子的憧憬。

　　可日子并不像憧憬那么轻盈。

　　半年多没见。某个周六，她邀我去参加一个形象设计分享会，结束后顺路邀我回家坐坐。进了门，四下不见小明和女儿。她说父女俩出门了，家里只剩我们二人。我笑着：“难得清静，好好说说话。”

　　我们移步阳台。她泡了茶，又抬手点起一支烟，淡青色烟雾顺着晚风散开。她说起这大半年的奔波——在运动学校教英语，私下还辅导几个初中生，每个孩子年级不同，教案要单独备，天天脚不沾地。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起初没太往心里去。直到有一次傍晚我去她家送东西，看见她坐在餐桌前，面前摊着三四本教案，红笔搁在一边，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电话那头是一个家长，她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在纸上快速写着什么，字迹潦草却用力。茶几上有一杯茶，从热放到凉，她一口没喝。我几乎每次去她家都没看到她歇着。

　　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前不久我回了一趟太原”。我追问：“家里出了事？”她轻轻摇了摇头，指间捻了捻烟身，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姐姐，查出肾癌晚期，去北京求过医，没留住，一个多月前走了。”

　　我心口一沉。担心她父母的状况，继续问道：“叔叔阿姨可好？”。她回应道：“我母亲还好，父亲比较难接受”。她父亲曾是中医医院院长，行医半生，却留不住自己的女儿，我能理解他父亲心里过不去的这个坎。就问她哥哥能不能回来陪陪父母，她说：“哥哥在美国多年未归，嫂子的工作不理想，收入不高，主要靠哥哥支撑家，他不能请假。”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始终没有看我。烟夹在指间，燃了一截，灰落下来，她没弹。我伸手把烟灰缸往她面前推了推，她才回过神似的，轻轻摁灭了烟。阳台外面，天色正在暗下去，她的侧脸在暮色里显得很薄。

　　烟燃尽了。她摁灭烟蒂，沉默片刻，语气沉了下来：“我一直有个心愿，送女儿去美国读大学。她姑姑定居在美国，是医生，我想让孩子也学医，去那边深造。”她说这话时腰背挺得笔直，指尖无意识攥紧了空玻璃杯，指节微微泛白，目光落在阳台空旷的远处，半点没有退让的意思。

　　说完之后，她忽然低下头，用手掌按了按自己的胸部。动作很轻，像是下意识。她没提不舒服，我也没问。但那一下按压，比她说过的所有话都更清楚地告诉我：她已经很累了。她沉默片刻，抬起头，目光缓缓落在阳台那片空荡荡的台面上。我顺着她望向阳台的目光看去，大片空荡的台面安安静静，想起初次来暖房时她曾说起打算在这里搭建一间玻璃房。我一边为她加满热茶，一边轻声道：“如果这样，往后日子怕是更要操劳了。”她收回视线，轻轻叹了口气，揉了揉眉心，眼底是掩不住的疲惫，却不肯松口：“为人父母，总想给孩子多铺一条路，辛苦一点也无妨。”

　　晚风穿过栏杆，带着凉意，桌上的茶渐渐失了温度。我看着她高挑清瘦的侧影，心中满是怜惜，却再无从开口，只能把凉了的茶又续温。

　　不知过了多久，一通电话传来她生病的消息——乳腺癌。她说要去广州做手术，我提出陪同，她婉拒了，说有小明相伴即可。手术结束，我上门探望，她坐在阳台上，脊背依旧挺得笔直，谈起后续休养，眼底是清亮的光，不见半分颓丧。她笑着说远在美国的哥哥寄来了一堆补品，手掌搭在膝头，语气平缓松弛，全然看不出半点畏惧。我看着她挺拔的侧影，悄悄松了口气。

　　再见到她，已是半年后的一个清晨，她已经穿戴整齐，坐在玄关换鞋。我看着她弯腰系鞋带，背挺着，动作利落，和从前一样。但系完鞋带站起来的那一刻，她扶了一下墙壁——只是轻轻扶了一下，不到一秒。我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但始终没开口，我知道说了，她反倒不高兴。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她便重回讲台，照常上课、辅导学生。复查间隔从半年一次拉长到一年一次，她总笑着说：再过几年就是安全期了。我们每次见面，心底都盼着日子能一直这样安稳下去。

　　可安稳没能持续太久。乳腺癌复发，康养未满5年，癌细胞转移到肝脏。此时，她不得不辞去了所有工作，放下了筹备多年的计划，倾尽全力对抗病痛。身体稍有好转后，她离开了这座南方小城，回到太原，守在父母身边。

　　此后再难见面。有一回我返乡，拨电话说想去探望，她轻声婉拒——说眼下身形枯瘦，气色衰败，只想把从前鲜亮完整的模样留在我记忆里。我明白她要强的性子，不曾登门，只在电话里细细宽慰。

　　再后来，一通电话打来，是她的声音，单薄而平静。她说自己撑不了多久了，父母安置妥了，女儿出国的路也铺好了。这通电话，只是好好道一声别，再三叮嘱我不必专程赶来。

　　直到她离开，我终究没能再见她一面。我记着她那份执拗的体面，成全她想永久留在我心里的高挑明媚的模样。

　　如今，我经常站在自家阳台吹风看花……想起若槿那方宽阔的阳台。她未曾搭建的玻璃房一直空着，像她留给自己的一个位置——只是她从来没有真正坐进去过。

　　风穿过栏杆，裹着淡淡的花香，我下意识地想起多年前她点燃香烟时散开的薄雾，安静无声。

　　愿下一世，她能遇见一个懂得爱自己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