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大学红楼的大讲堂里人声鼎沸，南腔北调，天之骄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个即将作讲演的老怪物。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校长一边热情地安排学生就座，一边维持着会场纪律。就在大家千呼万唤、望眼欲穿之时，讲堂后门忽然飘进来一股怪味，好像有烟丝的味道，似乎还混杂着檀香的味儿。在座的一众师生都愣住了。

　　只见三尊大神一前一后从后门踱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男仆，穿着半旧不新的长袍马褂，一左一右，活像庙里的哼哈二将。左边那位年轻些的双手捧着一杆黄铜烟枪，擦得能照见人影；右边那位年长的托着一只小巧的烟灯，火苗还兀自颤巍巍地晃着。他们后面踱着方步的是一个小老头儿，瘦得像一阵风就能刮走，可那步子迈得比谁都理直气壮。

　　学生堆里先是一声轻笑，接着像传染似的，“哄”地炸开了锅。有人掩嘴胡卢，有人指指点点，还有人故意咳了两声。偏偏还就邪性了，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被看热闹的更不怕事儿大！中间的瘦老头儿一递眼神儿，哼哈二将心领神会，三个人齐刷刷地转身，扭臀，甩头——后脑勺那根又细又长的辫子，“啪”地抽了个弧线，在空中打了个旋儿，稳稳当当地落回后背。最打眼的是瘦老头儿的那条黄辫子，油光可鉴，细得像根草绳，末梢缠着红丝线，编得极其精致，还坠了个小穗子，被烟灯的火苗一映，简直能亮瞎你的眼睛。

　　咯咯咯咯——哈哈哈哈——嘎嘎嘎嘎——全场笑得更响了，压都压不住，有的撑不住，一口茶喷到前面的同学身上，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从座位上出溜了下来。蔡大校长和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有其他几位领导面面相觑，一个个像老牛掉到了枯井里，只好在心里默默祷告这位辜大先生多福了。

　　可那位当事人倒不急。他慢悠悠走到讲台正中，把烟枪从仆人手里接过来，就着烟灯点着，“叭”地吸了一口，从鼻孔里缓缓喷出两道白龙。他这才抬起眼，扫了一圈台下笑得前仰后合的学生们，嘴角一弯，开了口：？老夫人知道在座的诸君因何发笑，是不是笑它？”他脑袋又是一甩，伸手把飘起的细辫子抓了过来，努嘴示意。现场又激起了哄笑的鱼鳞潮，待潮头平息下来，那老头儿脸一本，说：“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在座的各位，只要你们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根辫子，它是我们中华文化斩不断的根哪！只不过不同的是，老夫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有形的辫子一剪子就咔嚓掉了；无形的辫子就不是一剪子能咔嚓掉的了。诸君笑什么呢？”他揶揄地撇了撇嘴角，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老头儿凌厉的眼神扫视了下面的人群，慷慨陈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　，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洋人的时候，反倒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文明和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老头儿呷了一口茶，继续抑扬顿挫地陈词：“老夫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见过伦敦的雾，巴黎的灯，听过柏林的演讲，吃过东京的寿司，到头来最记挂的还是福建老家的茶。洋人爱猎奇，看老夫留辫子穿长袍，就觉得老夫是个老怪物，可他们不知道，老夫这一身行头，是故意穿给他们看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中国读书人哪怕穿旧衣，骨头也比他们的西装笔挺。老夫脑袋上的这根辫子不是一根普通的辫子，它分明是我们民族的血脉，是泱泱华夏的文明的根子呀！你们现在嫌中国旧，嫌中国穷，可穷是暂时的，文明的根要是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等你们哪天把洋人的学问学明白了，还能念着自己是中国人，还能把四书五经的道理刻在心里，那才算老朽今天的这次讲演不至于嘴抹石灰——白说……”

　　这老头儿的话音落下，讲堂里半晌无人出声。窗外鸽哨尖利，屋内却静得能听见烟灯火苗微弱的“噗噗”声。学生们低着头，有的在抠指甲，有的盯着桌上的水渍发呆。那根黄澄澄的辫子安静地垂在他身后，像一条沉默的龙。

　　走出讲堂时，有人嘀咕：“他那辫子，还真不是一剪子能剪掉的。”旁边的同学没有接话，只是摸了摸自己早已剪掉辫子的后脑勺，忽然觉得那里空落落的，好像缺了什么要紧的东西。

　　二

　　这件事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10月初，那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演者叫辜鸿鸣。彼时的辜鸿鸣任职北大，贵为教授，但由于他眼高过顶，目空一切，尤其是和北大当红人物、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物学术见解相左甚至水火不容，他在学校的处境很不妙，面临解骋的尴尬局面。

　　在校长蔡元培的斡旋和教授章士钊的力挺之下，辜大教授才勉强获得1个月的留校察看期。一旦被解雇，辜鸿鸣在京师将无立锥之地，更无法维继其奢侈的生活花销；因此，完全可以说辜大教授之后的一系列讲座就是一种自我救赎。

　　被指摘在过去的一年里仅讲授6首西洋诗歌的辜鸿鸣一反常态，在生活的如山压力下被迫拿岀了一点真本事，从10月3号到10月10号，隔三差五办讲座。这位个性十足、张扬狂狷的六旬老人以自身学贯中西的渊博、诙谐风趣的语言、嬉笑怒骂的性格、深刻超前的思想、犀利独到的眼光深深地征服了学界精英。以前听课者寥寥的惨淡景象全然不见了，红楼大讲堂场场爆满，一座难求，晚到的人连站的位置都找不到。

　　这个强势逆袭的戏码让主张清退他的学者们一时集体噤了口，也彻底颠覆了当局对他的认知，北大校委会经过研究决意继续高薪聘用这位精通9门语言、拥有13个博士学位的民国怪杰。

　　辜鸿铭的成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成功才是不正常的。他的《中国人的精神》的讲演，在此之前已经多次产生轰动效应。他在东交民巷专门面向外国的高层人士举办这个讲座，收益盆满钵满。他高度赞扬我们中国人的温良的品性，痛骂欧美人的自由散漫、自私傲慢、冷漠狭隘、无情排他、岛国心理，把英、法、德、美的民族劣根性揭露得体无完肤。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用刻薄的语言把欧美人骂得狗血淋头，那些欧美学界精英们非但没有向他拍砖，反而还要花2块袁大头买票挨骂。当时风头正劲的梅兰芳的演出票价已经贵得令人咋舌，高达1.3—1.5元，但比起辜大教授的还差了一大截呢。

　　由于辜鸿铭从11岁起就长期学习和生活在欧美等地区，再加上他异于常人的观察力和思想深度，以及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他对西方列强的批评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甚至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令西方人无可辩驳，乖乖举手投降。有幸聆听的西洋学者们一边被言语的暴力鞭挞着，一边一个劲儿地向面前这位高高在上的戴着瓜皮小帽、脑后垂着一条油光发亮的细辫子、身著长袍马褂、脚踏窄口布鞋的中国人直竖大拇指：“Very good！”

　　一方收了钱却能够心安理得地骂人，一方主动交钱却心甘情愿地招骂，这样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还真是中国难找、世界难求！

　　这看似荒诞的场景，实则戳破了百年前文化传播的一层窗户纸：从来没有什么天然的“文化高低”，只有足够透彻的洞察、足够坚定的文化立场，才能让异质文化的受众心服口服。辜鸿铭那根被时人嘲讽的辫子，从来不是守旧的符号，反而是他在西方人面前最鲜明的文化标识——他比任何西方人都懂西方的病灶，也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更懂中国文化的分量。2块银元的票价，买的不是一场痛快的对骂，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给出的关于文明本质的答案。这份底气，才是至今想起仍然让人心头发热的地方：原来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有站在世界面前，不卑不亢发声的底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