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如何对待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这些权力也应受到一定的制约。公权力不可私用，如果皇帝为一己之私而滥用权力，虽然一时可以得逞，但却给朝廷埋下了隐患，达到严重的程度，就可能成为颠覆朝廷的力量。《资治通鉴》卷三十四记载了汉哀帝时期，由于滥用公权力导致的问题，原文如下：

　　二月，丁卯，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馀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馀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是，二月丁卯日，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皇帝想封董贤为侯，但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侍中傅嘉劝皇帝批准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把宋弘的名字去掉，改说是通过董贤上报的，想借这个功劳封董贤为侯，先都赐给他们关内侯的爵位。不久，皇帝想正式封董贤等人，但心里忌惮丞相王嘉，就先让孔乡侯晏拿着诏书给丞相和御史看。于是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章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刚被赐爵，百姓议论纷纷，都说董贤尊贵，其他人也都跟着受到恩赏，到现在流言还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人的恩宠没有止境，但应当公开董贤等人原本奏章的内容，征询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的意见，考察古今制度，辨明道理是否正当，然后再加封爵位土地；否则，恐怕会大失民心，天下人都会伸长脖子议论。公开评议此事，一定有人说应当封赏，决定权在陛下手中；天下人即使不满，罪责也有人分担，不会全归咎于陛下一人。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时，此事也经过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受封，众人把责任归咎于谷永，先帝没有独自承受那些非议。臣王嘉、臣贾延，才能低劣，不称职，死有余辜，知道顺从旨意不违逆，可以苟且容身片刻。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皇帝看到他们的意见不得已，暂且作罢。

　　夏天六月，尊奉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天八月辛卯日，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他侧身而坐不敢安席；近世之事，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谋反阴谋。如今东平王刘云等人竟然有图谋弑杀天子、叛逆作乱的阴谋，这是因为公卿大臣们不能尽心竭力、运用聪明智慧来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所致。幸亏宗庙神灵保佑，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发觉并上报，他们都已伏罪。《尚书》不是说吗：‘用德行来彰显善举。’特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关内侯爵位。“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之子郑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已受到皇帝亲近，多次进见议论政事，说话无所避忌，上疏逐一诋毁公卿大臣。众人都怕他那张嘴，见了他都侧目而视。

　　皇帝派中黄门调发武库兵器，前后十批，送给董贤和皇上的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之物。国家武备的修缮制造，都由大司农出钱。大司农的钱，连皇帝自己都不用来供给日常开支；日常供养和赏赐，一律出自少府。这是因为不用国库的钱来供给末用，不用百姓财力来供给虚浮的耗费，区分公私，表明正道。古代诸侯、方伯得到专征之权，才赐给斧钺；汉朝边吏职责在于抵御敌寇，也赐给武库兵器，都是担任了职事之后才蒙受恩典。《春秋》的大义，大夫家里不私藏铠甲，这是为了抑制臣下威权，削减私人势力。如今董贤等人不过是谄媚逢迎的弄臣、私恩所及的微贱之人，却用天下公用之物供给他们的私门，拿国家威严之器充作他们家的装备，百姓财力分给了弄臣，武库兵器设置在微妾家中，这种做法不合礼制，只会助长骄横僭越之风，不是用来昭示四方的。孔子说：‘三家的厅堂上，有什么可取的呢！’请让我收回兵器。“皇帝很不高兴。不久，傅太后派谒者低价购买执金吾的官婢八人，毋将隆上奏说：“买得太便宜了，请按公道价格重新付款。”皇帝于是下制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上奏与永信宫争买奴婢的价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但念及毋将隆以前有安国之言，降职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任谏大夫时，曾上密封奏章说：”古代选拔诸侯入朝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当征召定陶王让他留在国都王府中，以镇抚四方。“所以皇帝想到他这番话而宽恕了他。

　　阅读这段文字，我们看到其中蕴含的道理。首先，封赏必须名正言顺，公器不可私用。王嘉、贾延劝皇帝公开董贤等人的功劳奏章，让公卿议论，正是因为封赏若无公开透明的依据，仅凭私人恩宠，必然失去人心。毋将隆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武库兵器是国家公器，大司农的钱连皇帝自己都不动用，怎能拿来赏赐弄臣？这是“别公私，示正路”的治国根本。公私不分，是乱政之源。

　　其次，直言敢谏是臣子的本分，也是国家的屏障。王嘉、贾延明知顺从旨意可以保身，仍然冒死进谏；毋将隆明知会触怒皇帝，仍然据理力争。他们说“死有馀责”，又说“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正因为感恩，才不能沉默。真正的忠臣不是不怕死，而是怕对不起所受的恩义。

　　第三，宠信弄臣，必酿祸乱。董贤是一个“便僻弄臣”，息夫躬不过是靠告密上位的小人，却能封侯拜爵、诋毁大臣、调动国家武备。众人见之仄目却无可奈何，说明当小人得势、正直之士被压制时，国家离危亡就不远了。

　　第四，君主应当兼听则明，不可因私废公。皇帝起初一心要封董贤，但被王嘉等人劝谏后不得已而止，说明谏言确实能约束君权。然而后来皇帝仍然下诏封侯、调发武库兵器，说明君主若不能始终克制私欲，制度的约束终究是脆弱的。

　　第五，功过应当分开看待，不可一棍子打死。毋将隆虽然因得罪傅太后被降职，但皇帝念及其从前关于定陶王的正确建议而予以宽恕。这说明：一个人过去的正直言行，是他最后的护身符；而一时的得失，不应抹杀其根本的忠诚。

　　国家的根本在于“公”字，公器私用则纲纪废，私情凌驾于公义则忠臣寒心、小人得志。王嘉、贾延、毋将隆三人，正是在”公“与”私“的较量中，守住了为臣的底线。而汉哀帝最终未能守住这条底线，也正是西汉走向灭亡的缩影。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