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那个秋天，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扛着比他们身体还重的枪炮，踏上了一条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

　　没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站是哪里。因为连决策者自己也不知道。

　　从江西出发的那一刻起，这支队伍的命运就像是一叶扁舟，被投进了惊涛骇浪。前方是堵截的敌军，身后是追击的重兵，头顶是轰鸣的飞机。每一次改变方向，都是一次生死抉择；每一次调整目的地，都是一次绝处逢生。

　　第一站：湘西——那个没能实现的会师梦

　　出发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湘西，找贺龙和任弼时。

　　那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踏上征途。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穿过湖南，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多么美好的计划啊——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就有了更多的兵，更大的地盘，更稳固的根据地。

　　可是，蒋介石不是傻子。

　　他在湘江边上布下了天罗地网。三十万大军，四道封锁线，就等着红军往口袋里钻。

　　湘江一战，血流成河。

　　八万六千人的队伍，过了江只剩三万。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水，当地百姓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那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课。目标定得再好，也得看敌人答不答应。湘西的大门，已经被蒋介石用重兵封死了。

　　队伍里开始有人质疑：还要去湘西吗？

　　第二站：黔北——遵义城头的曙光

　　1934年的最后一个月，队伍走到了湖南通道县。毛泽东站了出来，他说：“不能再往湘西走了，那是死路。”

　　他的建议是：转兵贵州，去一个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

　　于是，目的地变成了黔北。那里有一个叫遵义的小城，他们要在这里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这座黔北小城，成了长征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驿站。

　　不是因为那里的酒好喝，不是因为那里的山好看，而是因为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开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三天会议。

　　博古不作报告了，李德不指挥了，毛泽东进入了核心决策层。

　　这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成人礼”。从此，他们不再盲目听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而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遵义会议后，目的地再次调整：北渡长江，到川西去，那里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可是，土城一战，红军没能打赢。渡江的计划不得不搁置。

　　这才发现，定目标容易，实现目标太难。

　　第三站：川西、川西北——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

　　1935年1月底到3月底，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回四次渡河。

　　这不是他们想去的地方，这是敌人逼他们走的路。

　　一渡赤水，到了川南；二渡赤水，杀了个回马枪，再占遵义；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把敌军引向川南；四渡赤水，掉头南下，三十万敌军被甩在身后。

　　什么叫“用兵如神”？就是在最绝望的时候，还能找到一条生路。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出人意料地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吓得差点坐飞机逃跑。他急调滇军来救，结果红军趁虚西进，直奔云南。

　　方向又变了：不去川西北了，先到云南去。

　　第四站：川滇黔边地区——金沙江畔的生死时速

　　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入云南。这时候的目的地，是川滇黔边地区。

　　但蒋介石的追兵紧咬不放。要想彻底摆脱敌人，只有一个办法：渡过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水流湍急，两岸是陡峭的悬崖。红军兵分三路，直逼江边。主力在皎平渡，靠着七条破船，七天七夜，三万多人全部渡江。

　　当国民党的追兵赶到江边时，只看到对岸红军留下的标语：“谢谢送行。”

　　过了金沙江，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可接下来去哪儿？

　　第五站：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的重逢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继续北上。目的地很明确：川西北，去会师红四方面军。

　　这是一次万众期待的会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那一刻，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一年多来，孤军奋战，九死一生，终于见到亲人了。

　　两军会合后，兵力达到十万余人。按照原来的计划，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可这个地方，地广人稀，物产贫瘠，十万大军根本养活不了。

　　必须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于是，目的地再次调整。

　　第六站：川陕甘地区——草地上的分歧

　　新的目标是川陕甘地区。要想到达那里，必须先过松潘大草地。

　　那是长征路上最艰难的一段路。

　　草地看起来平平整整，走进去才知道，那是沼泽。一脚踩下去，泥水没过膝盖，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没有路，没有桥，甚至没有一块干地可以坐下来休息。

　　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草根、皮带。很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这条死亡之路上，红军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他带着红四方面军，想要南下，去川西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

　　一支队伍，就这样分成了两路。一路向南，一路向北。

　　历史证明，北上是对的。南下的部队打了败仗，八万多人打得只剩四万。

　　第七站：北部边境——榜罗镇上的重大决定

　　1935年9月，北上部队到达甘肃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重要到改变了整个长征的终点。

　　原来，在陕北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已经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

　　目的地再次调整：到北部边境去，靠近苏联，靠近外蒙古。这样可以得到国际援助，建立新的根据地。

　　队伍继续北上，翻过六盘山。毛泽东站在山头上，看着南飞的大雁，写下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诗句。

　　马上就要到陕北了，可陕北在哪里？

　　第八站：陕北——终点，也是新的起点

　　1935年9月27日，部队到达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

　　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终点定在陕北。

　　十月的陕北，已经开始飘雪。红军战士们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眼前出现了一个个窑洞。

　　这就是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看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时，很多人都哭了。

　　两万五千里，终于走到了。

　　从江西出发时八万六千人的队伍，到这里只剩七千二百人。

　　可这七千二百人，是中国革命的精华。他们走过万水千山，经历过生死考验，每个人的信念都像铁一样坚定。

　　陕北，这个当时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成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十三年后，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队伍，走向了全中国。

        回望：为什么要改变八次？

　　八次改变方向，八次调整目标。

　　有人问：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定好终点？

　　答案是：在那样艰险的环境里，没有人能预见明天会怎样。能活着走到明天，已经是最好的计划。

　　长征的目的地，从来不是地图上画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湘西去不了，就去黔北；黔北站不住，就去川西；川西过不去，就去川滇黔；川滇黔太穷，就去川西北；川西北分歧，就独自北上；北上途中发现陕北，就奔向陕北。

　　每一次改变，都是对敌情的清醒判断，对自身实力的客观认识。

　　每一次调整，都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建国后搞建设，改革开放，无一不是这种精神的延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今天，我们当然不必再经历那样的颠沛流离。但生活中，事业上，谁没有遇到过“目的地不得不改”的时候？

　　计划赶不上变化，梦想照进现实。

　　当你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有没有勇气像当年的红军一样，果断改变方向？

　　当你筋疲力尽的时候，有没有毅力像他们一样，再坚持一下？

　　方向可以改，但只要心中的信念不变，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陕北”。

　　八次改变，一次成功。

　　这不是失败，而是最大的胜利。

　　因为那些被改变的，只是地图上的坐标；而从未改变的，是那颗永远向前的初心。

　　八十五年过去了，陕北的窑洞里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选择，依然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