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我对苗沛霖的关注，主要来源于他的一句话，这句话与安徽怀远宋氏有关，而且在怀远文化圈广为流传。这句话就是“我修怀远这个新城，只算给怀远姓宋的砌了个大院墙。”我在怀远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于1995年12月编辑出版的《荆涂春秋》第四辑里，由署名“林外”撰写《怀远县城闲话》一文中找到了这句话的源头。

       怀远县在解放前，有新城和老城两座城池。据《怀远县志》(1988年版）记载：老城建于明朝崇祯末年（1644年）,县官刘某拆凤凰桥之石修筑，石料不够用，曾拆民房添补。如老城的西南的城墙上，有所谓“狮子回头望月亮”者，其实，那块石头就是从民房拆下的门枕石。

       据志书所记，新城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据说，为苗沛霖所修。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捻军各旗总领袖张乐行(1811--1863）攻克怀远县城。九年，苗沛霖和副都统胜保暗中勾结，苗佯攻怀远城，清军不战而退至临淮关。苗沛霖进占怀远。怀远县老城地势低洼，一下大雨，全城成为泽国。苗沛霖下令重筑新城，所需块石，名为收买，实是掠夺，所用称石料的杆秤，用的是大秤砣，卖石头的民众叫苦不迭，无人再卖。于是，苗沛霖命令强拆民房，夺占石料。如老西门内的“万泰油行”，俗称宋家大院子，里面住有多户人家，院墙全被拆除。又如老城北门口杨家巷的杨氏家宅，因户主在太平军北征时，外出避乱，家中门前的长条石石阶都被拆走筑城墙。

       新城的面积比老城大，但城墙石块较老城巨石要逊色得多。因为石块来自拆墙扒房，所以石块大小不一。新城南门往东，紧贴老城西门。东门又离老城北门很近。实际上两城是连在一块的。

       经过多年与太平军、捻军的战争，清廷认为，战乱将平定，苗沛霖已失去利用价值，令其“散捻归农”。苗沛霖为保存实力及自身安全，五月，又举兵反清，连续攻占凤台、怀远，重围寿州和蒙城，被清兵打败后，从寿州跑到怀远。清兵穷追不舍，弃城逃跑时，曾自我解嘲地说：“我修怀远这个新城，只算给怀远姓宋的砌了个大院墙。”因为那时候，怀远新城内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姓宋的。

      苗沛霖到底是何许人也？我在阅读池子华著《苗沛霖传》，并查阅网上有关苗沛霖的多篇文章，形成了这样一篇《也说乱世枭雄苗沛霖》,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人物。

        一、寒门书生

       苗沛霖（？—1863），字雨三，安徽凤台武集乡苗家圩孜人。他生于清嘉庆年间，家境贫寒，三十余岁考取秀才功名，却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在科举路上屡屡碰壁后，苗沛霖以塾师为业，在家乡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活。然而，这位看似文弱的读书人，内心却藏着一颗不甘寂寞的心。

      1853年，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起义，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苗沛霖敏锐地察觉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在家乡凤台县武家集倡导“修筑营寨、囤积粮食、训练士兵”，试图以团练名义聚集势力。然而，他名微言轻，无人响应。苗沛霖并不气馁，转而投奔捻军，但很快发现捻军并非理想归宿，就离开了。

       此后，他又向清朝寿州知州金光筯请求训练乡团，同样遭到冷遇。1856年，捻军举行雉河集会盟后进军凤台，苗沛霖打出“抵御捻军”的旗号，终于当上了练长。这一次，他抓住了命运的咽喉。凭借对地方形势的熟悉和过人的军事才能，苗沛霖多次击败捻军，势力逐渐壮大，一支名为“苗家军”的地方武装由此诞生。

       二、左右逢源

      1857年，苗沛霖已拥众数万，成为淮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他倚仗自身实力，对清军与捻军之间的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待价而沽。同年十一月，捻军在清军打击下受挫，苗沛霖果断接受了清军招安，成为钦差大臣胜保的部下。胜保称苗沛霖为“奇才”，奏封其为五品花翎官，补知府衔，督办淮北团练。

       投靠清廷后，苗沛霖卖力地攻打捻军。1858年，他奉胜保命令，乘捻军南下之机攻入高炉、顺河、雉河集等捻军中心地区，连破二十八个寨堡，杀害捻军首领葛仓龙。又与宿州傅振帮所带清军配合，捕杀李大喜、任乾等捻军首领。苗练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淮北民众苦不堪言，民歌唱道：“涡河水向东流，俺跟苗贼结冤仇；俺的婆子他霸占，俺的爹娘刀割头。”

      1859年，苗沛霖先后斩杀捻军领袖鹿利科等人，受到清廷嘉奖，官位节节攀升。从1857年到1860年的三年间，他先后十二次被加官晋爵，由一个五品官而升知县、知府，再到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督办淮北团练，官居二品。与此同时，他四处征战，建设圩墙，将寿州、凤台、灵璧、蒙城、怀远划为东练，阜阳、颍上、霍邱、固始、息县划为西练，自办练勇分为二十营，十营驻苗家圩，十营分派各地驻扎，控制凤台周围数十个州县，截留两淮钱粮税收及厘金，俨然一方诸侯。

       然而，苗沛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860年1月，他配合清军收复临淮关，被特授盐运使。同年10月，英法联军进攻京城，清廷调兵勤王，苗沛霖拒不奉诏。他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将翁同书、傅振邦、袁甲三等部清军驱逐出安徽，自称“河北天顺王”，建立以安徽为中心、跨皖豫两省的割据政权“天顺王国”，并设坛大临三日，为清帝缟素发丧，声称“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图为苗沛霖身着清朝官服像）

        三、三叛三降

       1861年2月，羽翼渐满的苗沛霖借口“寿州擅杀案”，大举围攻寿州，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反清活动。他联络太平军、捻军，进攻寿州，被太平天国封为“奏王”。然而，当清军大兵压境，苗沛霖感到难以抵御时，便毫不犹豫地投降。因安徽巡抚翁同书上奏开脱，朝廷仅将其交部议处，责令“带团立功”，并未深究他的叛降之罪。

      1862年1月，苗沛霖再次联合太平军、捻军进攻颍州府。3月，清军云集颍州，苗沛霖见义军势单难敌，再次倒戈降清，联合清军大败太平军和捻军，并将捻军领袖张乐行围于颍上。张乐行拼死突围，退走雉河集。

       两次变节，虽使苗沛霖暂时保全了势力，却也让他深知清廷对其猜忌日深。为弥补围歼张乐行不力的闪失，更为了重新博取清廷的信任，苗沛霖将主意打到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身上。

       四、诱捕英王

       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后期擎天柱石，年仅20余岁便被封为英王，他骁勇善战，威震四方。1862年，陈玉成在庐州被清军围困，形势危急。苗沛霖派遣心腹部将扮成乞丐前往庐州，将亲笔密信藏在打通的竹竿内，信中极尽恭维之辞，信誓旦旦承诺：英王如能到寿州，他将组织四旗人马、120万之众，配合英王夺取汴京。

       陈玉成虽知苗沛霖已经倒戈，却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冀望以自己的诚意让这位反复无常的枭雄重新回头。他拒绝了部将忠告，执意率部北上，与苗沛霖会合。然而，一到寿州，陈玉成及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德漋、天义陈聚成、陈安成、梁显新等太平军重要将领，就被苗沛霖捕获。

       英王陈玉成怒骂苗沛霖：“尔权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年仅26岁的太平天国英王慷慨就义。陈玉成临死前预言：“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此言竟成谶语。

       苗沛霖将陈玉成解往清营，凌迟处死。清廷赏苗沛霖二品虚衔，但骨子里根本不信任他，对他防范有加，一步步逼其交出地盘。苗沛霖只得退回凤台老家，被限制在当地。当时，陕西爆发民乱，胜保上奏朝廷请调苗沛霖部入陕助战，但清廷深知苗沛霖变化无常，严令胜保“不许一人一骑入陕”，派多隆阿、僧格林沁等多路重兵将其圈堵在淮上，只许他对捻作战，不准前往别处。

       诱捕陈玉成的举动，使苗沛霖彻底失去政治信誉。太平军士气一落千丈，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核心崩溃；而清廷虽暂时利用苗沛霖剿灭捻军，却始终对他心存戒备。这位“最无原则的军阀”，在背信弃义的巅峰时刻，实则已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图为英王陈玉成像）

       五、末路狂奔

      1863年初，苗沛霖在朝廷的靠山胜保，因“讳败为胜，捏报战功，挟制朝廷”的罪名被赐死。苗沛霖自知太平军和捻军被剿灭后，必然要遭到朝廷清算，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捻军领袖张乐行于同年二月被清军俘杀，僧格林沁和安徽巡抚唐训方随即命令苗沛霖留下两千人马，将其余部众解散，各回原籍。苗沛霖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决定再次反叛。他对部下说：“我辈所为，终难免死，不如先发制人！”1863年3月，他在凤台誓师，第三次举起反清大旗，联络捻军悍将宋景诗，连续攻陷凤台、怀远、颍上等县，重围寿州、蒙城，试图重建割据势力。

然而，此时的苗沛霖已是众叛亲离、势单力薄。清廷对其忍无可忍，派名将僧格林沁率蒙古铁骑围剿。苗沛霖作《满江红》一词，其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之句，慷慨激昂，却难掩末路穷途的悲凉。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六日，僧格林沁在蒙城大破苗沛霖所部。在最后关头，苗沛霖从陈玉成处收编来的小左队又背叛了他。苗沛霖战死蒙城城下。有说他是被原小左队众人刺死。苗沛霖的妻子徐氏、儿子苗连生也被擒杀，兄弟、侄子全部被杀，旧部悉数归降清军。纵横皖北十余年的苗家军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六、四个时期

       苗沛霖从咸丰三年（1853年）投笔从戎，到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覆灭，前后达10余年之久。在这10余年间，苗沛霖组建了一个军事集团，割据皖北，时而投靠清廷，时而举起抗清大旗，经历十分复杂。结合学者池子华的研究，苗沛霖军事集团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草创时期（1853—1856年6月）：咸丰三年（1853年）初。太平军沿江东下，定鼎金陵，捻军这时举行了第一次雉河集会盟（十八铺聚义）。富有政治野心、梦想成为乱世英雄的苗沛霖投笔而起，以“筑寨”“积粟”“治兵”号召乡里，但无人响应，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始与怀远邹兆元、同里徐立壮纠众结盟，打起“御捻”旗号。苗沛霖集团初步形成，走向一个新的时期。（图为捻军首领张乐行画像）

       发展时期（1856年5月―1857年12月）：这一时期，苗沛霖大力实施他的“筑寨”“积粟”“治兵”六字方针。这一方针的施行，使苗沛霖集团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即成为“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的地方实力派。咸丰七年（1857年）十月，在皖督师的清钦差大臣胜保第二次进行招抚，苗沛霖应之。第二时期结束。

       膨胀时期（1857年12月―1860年11月）：自苗沛霖投靠胜保后，便“借其权势，以逞逆心”，“藉受抚之名，行谋叛之实”，暗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使苗沛霖集团势力急剧膨胀，控制了东至怀远、西至光州和固始、南至六安、北至颍州的豫东南、皖西北地区。苗沛霖集团羽毛丰满，遂与清廷分庭抗礼。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苗沛霖乘英法联军攻入京、津，咸丰皇帝逃至热河之机，自称“河北天顺王”，开始了他的抗清时期。

       抗清时期（1860年11月-1864年11月）：这是苗沛霖集团进行抗清运动时期，他发动了三次抗清高潮：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苗沛霖以“寿州擅杀案”为借口，联络太平军、捻军，大举进攻寿州，九月二十七日攻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在苗沛霖主导下，太平军、捻军、苗家军联合进攻颍州。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在清军云集之下，苗沛霖倒戈反攻太平军和捻军，标志着其抗清运动中的第二次高潮结束。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苗沛霖发动蒙城围城战役，是为其抗清运动的第三次高潮，苗家军在临淮、颍上、寿州等滨淮地区全面开花。到十月蒙城围解，苗沛霖战死，宣告其抗清运动结束。十一月初四日，苗家军最后一个据点正阳关丧失，标志着苗沛霖军事集团彻底覆没。 

       七、历史评价

       综观苗沛霖的一生，用“心比天高，目比寸短”八字概括最为准确。他以落魄书生之身，在晚清乱世中崛起为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军阀，其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不可谓不高。他建立“天顺王国”，自称“河北天顺王”，是中国近代军阀割据的先声，被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然而，苗沛霖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其毫无政治忠诚与道德底线。他三叛三降，反复无常，被时人称为“三姓家奴”“最无原则的军阀”。他为清廷剿杀捻军，为自保出卖太平军，又因恐惧而反清，每一次选择，都基于赤裸裸的功利计算，却从不顾及信誉与道义。正如陈玉成所骂：“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

      苗沛霖的悲剧，是晚清军阀化的典型缩影。那是一个中央权威崩解、地方势力崛起的时代，无数枭雄乘势而起，各据一方。但一个没有原则、没有信仰的投机者，即便能逞凶于一时，终难逃脱历史的惩罚。当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运动被扼杀，苗沛霖日感末日临近，走投无路之下，只能举兵反清。其失败已是注定——助敌灭友无异于强敌削己，友军不存之时，敌人还是敌人，却因为保存了应耗的实力，而变得强大许多。

      苗沛霖死后，淮北大地终于恢复了暂时平静。这位乱世枭雄的故事，成为后世警醒：在历史洪流中，投机或许能得利于一时，但唯有坚守道义与原则，方能行稳致远。苗沛霖以反复无常之术崛起，亦以反复无常之术覆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与叹息。（图为苗沛霖投清时依靠的清军大将胜保像）（作者注：文内插图除《苗沛霖传》封面图，其它图片均为网上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