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时，队伍里满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是这支钢铁洪流中最活跃的细胞，是党的助手，是革命的后备军，更是一个民族向死而生的希望所在。

　　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14至28岁之间的共青团员——他们有的尚未入党，有的刚刚火线入团，有的在雪山草地上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们是扛枪打仗的战斗员，又是能歌善舞的宣传员；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卫生员，又是架桥铺路的工兵。在二万五千里的生死征途上，共青团员用青春书写了一部关于信仰、牺牲与担当的壮丽史诗。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印，走进那群青年人的血色征途。

　　“七仙女”：担架旁绽放的青春之花

　　红二十五军医院有七位女护士：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她们大都不满十八岁，全部是共青团员。战友们亲切地称她们为“七仙女”。

　　长征途中，战斗频仍，伤员不断。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重伤，三副担架成了“七仙女”的全部世界。她们随军转战，白天行军，夜里护理，山路崎岖，她们紧扶担架，生怕颠簸加重伤势；宿营深夜，别人酣睡，她们还在为伤员换药、喂水、擦洗伤口。

　　每打下一座城镇，“七仙女”更是忙得脚不沾地：上街宣传演出，编快板、唱红军歌，嗓子喊哑了也不停；挨家挨户收购药品，碘酒、红汞都是救命的宝贝；安置伤员、没收地主财物分给贫民……军供给部心疼她们，打土豪时分了些妇女衣物，几个姑娘谁也不穿，全部转送给了当地穷苦百姓。

　　周少兰曾分到一件半新棉袄，摸了摸又放下。战友问她为何不穿，她说：“老乡比我更需要。”这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共青团员最本真的初心。

　　然而，征途残酷。曹宗凯、曾继兰因积劳成疾，倒在了秦岭山麓，长眠于长征路上。“七仙女”到陕北时仅剩五人，但她们从未退缩——因为她们知道，自己肩上扛着的，不只是担架，更是革命的希望。

　　张思德：以身试毒的忠诚团员

　　提起张思德，人们熟知《为人民服务》中的光辉形象。但鲜为人知的是，在长征路上，他是一名坚定的共青团员。

　　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仪陇，1933年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历经九死一生。

　　过草地时，粮食断绝，战士们靠野菜、草根、皮带充饥。但草地植物种类繁杂，许多有毒。误食者口吐白沫、全身浮肿，甚至当场牺牲。

　　一次，部队发现一种形似野萝卜的植物，灰叶紫茎，无人敢尝。张思德站了出来：“我是共青团员，让我先试！”他拔起一棵，嚼下叶子。片刻后，他舌头发麻、腹痛如绞，冷汗直流，随即剧烈呕吐。战友们紧急施救，他才捡回一命。

　　这种野菜有毒，不能吃。张思德用自己的一次中毒，换来了全连的安全。事后他说：“我中毒了有人救我，如果大家都中毒，谁能救大家？”

　　这并非孤例。长征途中，张思德多次冒险尝野菜、探沼泽、背伤员。他的行动，是对“为人民服务”最原始也最纯粹的践行——那时尚未有这篇演讲，但他早已用生命诠释了它的真谛。

　　胡耀邦：十九岁的青年领路人

　　在长征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特殊的共青团员——他们是共青团的领导干部。他们年纪轻轻就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在万里征途中组织青年、发动青年、带领青年，在思想与组织战线上默默耕耘。

　　胡耀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15年生于湖南浏阳的胡耀邦，1933年调入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开始时，他刚满十九岁，是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要负责全军青年团员的发展、教育与组织工作，重任在肩。

　　行军路上，别的战士背枪、背干粮，他还要背着一包团的文件。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团的干部会，了解情况、布置任务。有时候部队连续急行军几天几夜，他就在行军途中边走边和基层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战士的思想动态。

　　在遵义会议期间，胡耀邦得了疟疾，高烧不退，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某某连的团支部书记该换了……某某营的新团员发展工作要抓紧……”身边的同志听了，又心酸又敬佩。

　　过雪山时，他负责组织青年突击队，帮助年老体弱的同志翻山。他带头走在最前面，踩雪、探路、扶人，一步一滑地往上攀。有个小战士走不动了，坐在雪地里哭。胡耀邦走过去，把自己的干粮袋解下来挂在小战士脖子上，说：“别哭，跟着我走。你看，翻过这座山，就到地方了。”小战士后来回忆说：“胡部长那时候也是个小伙子，可他说话做事，就像个大人。”

　　作为共青团的高级领导干部，胡耀邦在长征中展现了一名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担当。他不是在后方指挥，而是和普通战士一起行军、一起打仗、一起挨饿受冻。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共青团员：干部不是来享受的，干部是要冲在最前面的。

　　刘华清：拖着伤腿走完长征

　　刘华清，1916年出生于湖北大悟，1935年5月加入共青团。长征开始时，他十八岁，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还兼任一个连队的指导员。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身份是共青团员。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敌人两个旅突然从侧翼杀出，把部队截成两段。刘华清带着宣传科的几个战士，就地加入战斗。他端起枪向敌人射击，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他扑倒在地，血流如注。

　　战友们要抬他下火线，他一把推开：“指导员不能先撤！你们给我一条绑腿，我自己包！”他用绑腿布死死缠住伤口，趴在阵地上继续指挥。战斗结束后，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脓，高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昏昏沉沉。

　　军政委吴焕先来看他，摸着他的额头，心疼地说：“小刘，你这个样子，还能走吗？”

　　刘华清咬着牙说：“能走！爬也要爬出去！”

　　部队要继续转移，上级考虑到他伤势太重，想把他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刘华清急了，找到政治部主任说：“我是共青团员，我不能掉队。把我留下，就是让我等死。我要跟着队伍走，死也要死在路上！”

　　政治部主任被他感动了，同意他随队行动。从此，刘华清拄着一根棍子，拖着那条伤腿，一步一步地跟着队伍前进。伤口疼得厉害时，他就咬着一根木棍，不让自己喊出声来。过雪山时，腿上的伤口冻得发紫，他咬着牙往上爬。过草地时，没有药换，伤口溃烂流脓，他把旧衣服撕成布条，自己换药自己包扎。

　　他就这样，从独树镇一路走到了陕北。此时是1935年9月，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多年以后，刘华清成为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有人问他：“长征苦不苦？”他说：“苦。但我是共青团员，我不能掉队。”

　　无名的脊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团员

　　除了这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更多共青团员默默无闻地倒在了征途上。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独树镇遭敌突袭。政委吴焕先亲率交通队两个班投入战斗——这两个班“多是共青团员”。他们奋勇当先，顶住敌人猛攻，为全军赢得突围时间。许多人牺牲，连姓名都未留下。

　　这一年的12月，庾家河战斗中，军部司号长、共青团员程玉林下颌重伤，无法吹号，便依托小庙投掷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最终壮烈牺牲，年仅18岁。

　　次年5月，强渡大渡河时，16岁的司号员张生荣（共青团员）站在安顺场南岸，与数十名号手齐吹冲锋号，激励十八勇士登船夺隘。那嘹亮的号声，穿透枪炮，成为胜利的序曲。

　　还有无数工兵团员跳入刺骨江水架桥，运输团员扛着比自己还重的物资攀悬崖，宣传团员在风雪中写标语、演活报剧……他们或许叫“小李”“小张”，或许来自赣南、鄂豫皖、川陕，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青春不朽，薪火永续

　　1936年10月，当三支主力红军在会宁、在将台堡会师时，那些出发时意气风发的青年团员们，有的已经长眠在雪山草地，有的成长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有的则带着满身的伤痕和勋章，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七仙女”中的周少兰，后来嫁给了身负重伤的徐海东，陪伴他走过了余生。张思德在1944年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胡耀邦、刘华清，都在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材。

　　但更多的团员，没有等到胜利那天。他们没有墓碑，没有照片，甚至没有完整的姓名。他们只留下了一个身份：共青团员。他们只完成了一个使命：用青春为民族开路。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而这些年轻的共青团员，就是一路上最饱满的种子——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萌发，在风雪泥泞中扎根，在血与火中开花。

　　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的青年团员们，绝大多数已化作星辰。但他们的精神，穿越时空，依然滚烫。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的共青团员在雪山草地上回答了时代的考题；今天的青年团员在实验室、在乡村、在边疆、在数字战场，正书写新的答卷。

　　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誓言；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初心。

　　向长征路上的共青团员们致敬！你们的青春，永远燃烧在这条信仰的长路上。你们的身影，永远是后来者仰望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