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长征，史诗如歌。

       在长征沿途的多个纪念馆，马灯、担架、草鞋……一件件年代久远的纪念物，虽然静默无语，却又在释放着无尽的信息，令我久久地驻足凝望，浮想联翩。

       原来，竟如一场千年之约，这些寻常物件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支英雄队伍的到来。此刻，我的目光与之相触，仿佛穿越90年的时光烟云，在触摸那一次次神奇的烽火邂逅，更听到一声声穿越时空的铿锵回响——长征！长征！

        马  灯

       1934年初秋，江西于都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微弱灯光时常从深夜亮到黎明。这间小屋，就是著名的长征源头“阳光小屋”，一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符号。

       这年9月中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从瑞金来到于都县城，住进了何屋东厢房里。白天，他拖着身患严重疟疾尚未痊愈的病躯，四处奔波调查军情。夜晚，就在马灯前伏案撰写调研报告。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毛泽东在于都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报告了赣县、于都、登贤等地敌情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提出于都、登贤二县全境应该实行赤色戒严，确保当时仅存的战略后方万无一失。电报里所说的“赣县、登贤”，正是后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实施战略转移的方向。

       90年前，闪耀在这间9平方米小屋里的一缕微弱灯光，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放射出了一道阳光般明亮的光束。

       时针往后拨半年。1935年3月10日深夜，黔北山村苟坝，一盏马灯像萤火虫一样沿着崎岖小路向前疾行。提灯的是两个月前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他虽然面容憔悴，可脚下的步伐却坚定有力。

       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问题。因为经过半年长征，红军药品、粮食如今严重匮乏；而攻入打鼓新场，或许能改善这一状况。

       可毛泽东却看到了潜在的威胁：红军时属疲惫之师。打鼓新场城堡坚固，一旦久攻不克，敌军援军蜂拥而至，后果难测。毛泽东坚持，不能“啃硬的”。但主张“打”的意见几乎一边倒。最终会议决定了攻打计划，并取消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当晚，毛泽东坐在宿营的农舍桌前沉思许久。当警卫员点燃马灯时，他突然将烟头按灭，提着马灯大步走出门去，连夜找到了周恩来。

       经过长谈，次日会议上，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纲，分析战局，力陈利弊。最终，会议作出红军主力“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的新的计划。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随之恢复。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同时，敌军8个师正从各地向打鼓新场进发，企图围歼红军。

       那条崎岖黑暗的乡间小路，那盏忽闪如星的马灯。见证了毛泽东忍辱负重，纵览全局、不屈不挠的坚持。最终，红军躲过了一场堪可灭顶的劫难。

       1935年10月19日拂晓，仅剩70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改编），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溃尾随的敌军骑兵师后，踏着薄霜走进了陕北高原吴起镇。但新的威胁接踵而至：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马鸿宾部骑兵，气势汹汹地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

       20日深夜，毛泽东在吴起镇打麦场召开军事会议，就着一盏马灯的微弱灯光。他用一根木炭在石碾上画出示意图，语气坚定地说：这条“尾巴”必须斩断，否则我们睡不安稳！

       21日拂晓，我军在二道川塔儿湾等地设伏，予敌以重创。从这个夜晚开始，毛泽东在吴起镇的一个窑洞里，就着马灯的灯光，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首次提出“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著名论断。

       漫漫长征路上，曾有多少盏马灯在闪烁，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有一盏马灯在曲折乃至黑暗中光芒四射，照亮中国革命的前程。

        担  架

       1934年11月，红军转移队伍中，3副担架不时在崎岖山道旁、野外宿营地相聚。王稼祥、张闻天和毛泽东低声交谈着，他们脸上布满忧色。

       警卫战士吴吉清在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记述：“长征前夕大病初愈的毛主席，躺在担架上开始了他长征的第一步。”几乎是同时，王稼祥因战伤未愈被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张闻天也因昼夜行军病倒躺上了担架。

       担架上的朝夕相处，为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提供了特殊机会。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在他创作的纪实文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

      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遣40万围剿大军布下第4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而博古和李德仍坚持锱重、印钞机是革命本钱，不能轻易丢掉。27日傍晚，首尾50余公里、“龟速”行进的红军纵队，被桂军拦腰切断。

       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得知后，大为吃惊。毛泽东猛地一掌击在担架上，愤慨地说：“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把坛坛罐罐都背上，队伍像蜗牛爬行，敌人正好围堵上来，这是要把红军拖向灭顶之灾的。”

       王稼祥立即让警卫战士抬他赶到指挥部，与周恩来一起，向博古和李德重申朱德在作战会上提出的意见：扔掉”瓶瓶罐罐“，轻装抢渡湘江！

       湘江战役历时5天5夜，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那个黑暗之夜，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提出的正确主张，与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形成巨大合力。中央红军尽管损失惨重，但最终仍有3万余人得以渡过湘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1934年12月30日夜晚，贵州黄平县旧州镇外的橘树林里，3副担架上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交谈，毛泽东又找刘伯承、彭德怀等军团领导谈心去了。

       王稼祥曾参加过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很佩服。此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论打仗，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都行，比李德他们更强。

       张闻天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胜利与挫折的对比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交谈中，两人的想法越来越接近：经过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两次战略调整，毛泽东在红军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干脆一鼓作气，到遵义后，请周恩来同志协调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橘林谈话”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前奏。当晚，王稼祥将酝酿意见告诉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张闻天根据“橘林谈话”的内容，起草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召开那天，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在博古和周恩来作主、副报告，张闻天和毛泽东相继发言反驳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并率先为毛泽东投出了关键一票。

       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途经川西天全地区时，遭到6架敌机轰炸。军委二局报务员雷永通小腿被弹片打穿，无法继续走路行军。毛泽东得知后，当即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担架拿给雷永通使用。

       毛泽东的担架是瑞金毛竹做成，下装4条短腿，上蒙一块帆布。野外宿营时支起来作行军床。雷永通常给主席送电报，知道这个情况，他坚持不肯接受。毛泽东严肃地说：“在你的腿伤痊愈之前，就用我的担架，这是命令。”

       1935年8月，中央红军从毛儿盖出发准备过草地。这时，周恩来连续高烧40摄氏度，多日昏迷不醒。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想方设法抬他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加入其中。周恩来长征出发时带着的担架，第一次派上用场。大家顶风冒雨6天6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携带三四千副担架。蹚过千山万水中，这些担架或化作了茫茫草地上的一堆堆篝火，或变身为攻城墙头的一架架云梯……但不论魂归何处，都如一根根无字竹简，刻录着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

        地  图

       1935年4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云南曲靖西山乡关下村。当日，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率侦察通讯队执行侦察任务，在距关下村七八里外的滇黔公路上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缴获20余份1：10万的云南省地形图。

       原来，国民党“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部入滇“追剿”红军，因没有云南省地图，遂派副官入滇，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取图，紧急送往贵阳。孰料阴差阳错，竟给同样急需云南省地图、准备抢渡金沙江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地图被立即送到驻扎三元宫的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喜出望外，风趣地说，“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是龙云‘献’的地图。兆头是不错啊！”

       红军总司令部立即依据缴获的地图，确定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并标绘出兵分三路的行军路线，于5月3日至9日一举渡过金沙江。

       关下村意外获得的这批地图，成为了一根撬动历史的杠杆。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张纸质小幅“灌兴全之间路线图”，长43.5厘米，宽41.5厘米，左下角落款为“红星司令部制”，时间为“十一月廿八日”。

       长征时期，红军所需的地图资料，主要靠侦察手绘和作战缴获。加之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重新规定了军委和各军团的代号：军委代号“红星”，军委各部门名称前一概冠以“红星”二字。这幅手绘地图，由此被蒙上特殊的身世之谜。

      “灌兴全之间路线图”所标注的时间，正是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作战命令的1934年11月28日。当日，红星司令部绘制了这张直观体现灌阳、兴安、全州三县各要点之间距离和地形的地图，进一步明确渡江部署和行军路线。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5昼夜血战，突破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的企图。这份手绘地图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担负长征先遣队任务的红6军团攻占黔东南旧州古镇后，在一座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看着图上的法文注释，找来教堂里会中文的瑞士籍牧师阿尔佛雷德·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请他帮忙翻译。

       在方桌上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指着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地名，让薄复礼翻译成中文。之后，萧克与王震一道，把红6军团预定挺进湘西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逐一标记在地图上。

       萧克后来回忆说，这张由法文版翻译成中文的地图，在红6军团转战贵州东部和长征北上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茫茫草地，危机四伏，动辄吞没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担任开路先锋的英雄战士们，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绘制引领战友们穿越沼泽、走向胜利的“导航图”。

       1936年7月，红4方面军总司令部直属部队近万人过草地。先头部队边侦察，边绘制行军路线图。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的一张“草地设营地图”，上面没有比例尺和地名标注，仅在7月5日宿营地“吉瓦沟”的旁边，标注着“自该地上走十里全是草地无术(树)林，行进队伍多带柴烧水”的提示文字。

       展柜上的一段说明词，更令人震撼——“进入草地探路并绘制这幅地图的先锋班7名红军战士，大部分牺牲，仅一人走出了草地。”

      不朽的生命之图，烙印在千山万水间，闪烁在中国革命史册上。

       草  鞋

    “苏区草鞋最耐穿哟，一双能跋万座山。我打草鞋送红军哟，红军哥哥最喜欢。千辛万苦长征路，北上抗日到延安哟……”

       红军从于都出发时，苏区人民支援了数量巨大的稻谷、被毯、棉花等，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万双草鞋。这些草鞋是邓颖超发动苏区妇女、老人们赶做的。

       当时，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战士中，有许多人穿不上制式军服。但有两件服饰却是规范统一的：一是红五星、红领章，二是草鞋。红军老战士李长根曾回忆道：“长征出发时，我们屁股后面一边挂着手榴弹，另一边就是草鞋。”

       长征跋山涉水，草鞋磨损很快，打草鞋成为部队的紧迫任务。1934年11月14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的邓小平，在《红星报》上撰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没收土豪的滥(烂)衣裤和麻等，应注意分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发动会的同志帮助不会的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劳运输员。”

       1935年1月，朱德、周恩来等致电红1军团，要求“将没收来的烂布分发给战士打草鞋，每人须准备三双。”周恩来还总结出一套办法：“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的草茎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 那时，一位勤务员刚学会编草鞋，但编的草鞋总是不合脚，不是肥就是瘦，行军走起远路来，脚还总被磨出血。对此，周恩来边为战士们讲解，边亲手示范，撕下几根烂布条编在草鞋沿口上，以防鞋沿磨伤脚。

       红军长征穿越了华南、西南等不同气候区，战士们打草鞋的材料，也由最初以稻草、黄麻等为主，渐渐转变为梭草、竹麻、布筋等。1935年7月，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并向北进发，气候逐渐寒冷。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发出指示：“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做毛窝（式样另发）。”这就是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皮草鞋”。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有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红星标注的北京和于都，寓意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走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而陈列柜里的一双“绣球草鞋”，则在无声地述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军民依依惜别。岭背镇燕溪村姑娘黄春秀，把一双连夜编织的草鞋塞进红军战士谢志坚背包里。这双作为定情物的草鞋又密又厚，鞋尖上还缀着两颗红绣球，寓意两心相依，期盼未婚夫早日得胜归来。

       谢志坚把“绣球草鞋”挂在腰上，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一次是抢渡金沙江时，谢志坚想起家乡泪别的一幕，情不自禁地穿了一回。一次是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他想到即便牺牲也不能跟春秀送的草鞋分开，便又一次穿上这双草鞋……1951年，谢志坚带着征战硝烟回到故乡，可他日夜惦记的春秀，早已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穿越漫漫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草鞋，承载着长征的艰辛悲壮，更成为英雄红军信仰与意志的象征。

       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一举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数天后，国民党“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部赶到皎平渡口，只在江边看到一只红军丢下的的草鞋。薛岳盯着草鞋看了很久，心头一阵颤栗。这一刻，在他的眼中，这只草鞋已不再是一件寒碜的衣物，而是一道振聋发聩的宣言。

       红军就是脚踏这样的“风火轮”，不仅能甩掉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还终将把蒋家王朝腐朽政权甩进历史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