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火把映红了河水。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谁也没有想到，出发时的8.6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不到8000人。四路红军长征出发前总兵力近20万，最终只剩下五六万人。这消逝的十多万生命中，有普通士兵，也有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据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所研究员翟清华介绍，长征中牺牲的师级以上指挥员至少有35人。他们是这支队伍的灵魂。在那个极寒彻骨的年代，正是他们的冲锋在前、休息在后，让红军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战斗力。

      邓萍牺牲在张爱萍的右臂上

      1935年2月，黔北娄山关笼罩在料峭春寒与浓重硝烟之中。红军二渡赤水后，必须拿下娄山关才能回师遵义。扼守这道天险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4个团。战斗从拂晓打响，喊杀声震动山谷。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冒着炮火出入前沿阵地。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不远处炸开，泥土溅了一身，他们浑然不顾。

       邓萍，四川自贡人，父亲是盐工，家境贫寒。他本可过安生日子，却毅然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年仅20岁。在中央苏区，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邓萍指挥若定，屡建奇功，深得彭德怀信赖。两人并肩作战多年，生死与共，既是上下级，更是过命的兄弟。

       娄山关战斗到最激烈时刻，红军冲上制高点点金山，黔军溃不成军。邓萍站在硝烟弥漫的高地上，挥臂高喊：“同志们，追呀！追到遵义去，活捉王家烈！”他的声音沙哑却有力，穿过枪声，砸进每个战士心里。部队如潮水般向遵义方向涌去。

       2月27日，部队兵临遵义城下。遵义分新城和老城，新城已拿下，老城城墙高耸，敌军负隅顽抗。黄昏时分，天色阴沉，飘着毛毛细雨。邓萍同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在一位老乡带领下，潜伏到老城北门外湘江东岸的一个小山包上，准备近距离侦察敌情。雨雾蒙蒙，能见度很低。邓萍举起望远镜，一边专注观察城墙上敌人的火力点和布防情况，一边向张爱萍交代攻城部署。话未说完，城墙上突然射出一颗冷弹，正中邓萍头部。

       张爱萍只觉臂膀一沉，邓萍的头已倒在他的右臂上。温热的血迅速浸透张爱萍的衣襟。这位年轻的军团参谋长就这样无声倒下，年仅27岁。消息传到彭德怀处，这位从不轻易落泪的铁血战将失声痛哭。他下达死命令：“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战士们含泪冲锋，当晚攻克遵义。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历时数年，几经周折，终于在遵义城北松子坎罗家坟山上找到邓萍遗骸。当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时任贵州省军区政委的石新安亲自辨认，他捧着邓萍的头骨老泪纵横。1959年清明，邓萍遗骨迁葬于碧水环绕的凤凰山上。张爱萍将军挥笔写下挽诗，其中有句：“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凤凰山上，松柏长青，邓萍长眠于此，俯瞰着这座他用生命换来的城市。

       一颗子弹击中吴焕先的前胸

       在长征各路红军中，红二十五军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最年轻，平均年龄不到18岁。最先到达陕北，被誉为“长征先锋”，也失去了一位灵魂人物：政委吴焕先。

        吴焕先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07年生于湖北黄安（今属河南新县）一个殷实家庭。他本可安享富足，但接受革命思想后，毅然将自家佃户的债契付之一炬，分田于民。这一举动惊世骇俗，乡亲们从此知道，吴家老六是铁了心要和穷人站在一起的。代价是惨重的——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杀害了吴焕先一家六口，包括他的父亲、兄嫂和侄女。吴焕先强忍悲痛，擦干眼泪，带着游击队在山林中继续战斗。他参加过黄麻起义，也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中浴血奋战。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根据地陷入最黑暗的时刻，吴焕先挺身而出，重建红二十五军，硬是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撑起一片天。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中共中央指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河南罗山开始长征。这支队伍几乎全是娃娃兵，但在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带领下，爆发出惊人战斗力。他们从何家冲出发，越过豫西平原，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正在北上，吴焕先毅然决定西进甘肃，牵制敌人、接应主力。部队孤军深入，义无反顾。8月21日，部队抵达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四坡村。大雨倾盆，泾河暴涨，部队准备渡河。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突然从西峰镇方向扑来，企图趁红军半渡时发起攻击。情况万分危急。

      吴焕先冷静分析敌情，当机立断：主力部队和军部机关先过河，自己带领人数不多的交通队和学兵连，在四坡村南侧高地阻击敌军。这是一场以少打多的硬仗。吴焕先站在最前沿，拔出驳壳枪高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战斗异常惨烈，敌人仗着人多反复冲锋。红军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石头与敌肉搏。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吴焕先的前胸，他身子一晃倒下。弥留之际，他的嘴唇还在翕动，似乎在喊“冲”，但已发不出声音。这位年仅28岁的军政委，牺牲在陇东暴雨中。

       徐海东闻讯赶来，抱着吴焕先的遗体失声痛哭。这支从鄂豫皖走出来的铁军，从此失去了“军魂”。吴焕先牺牲后不到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为中央红军最终将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后来评价：“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没。”

       一颗炸弹落在罗南辉身边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即。这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敌人疯狂反扑的时刻。在甘肃会宁南面的华家岭上，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正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这支红五军由原红五军团与红三十三军合编而成，副军长名叫罗南辉。

       罗南辉，四川成都人，做过水烟铺学徒，后在川军当兵，秘密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兵运工作。他机智过人，多次在敌营组织起义，被称为“兵运专家”。1933年，他率一个连起义参加红四方面军，屡立战功，很快升任红三十三军副军长。长征路上，罗南辉曾负责筹粮。在川康藏区，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粮食极缺。别的部队筹粮常与藏民发生冲突，罗南辉却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亲自走村串户，和颜悦色地向藏民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仅筹到了粮，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华家岭是西兰公路咽喉，海拔两千多米，光山秃岭，几无遮蔽。1936年10月22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装备精良的9个团排着四路纵队，气势汹汹扑来。红五军奉命在此阻击，为主力会师争取时间。罗南辉负伤后本在担架上休养，听到枪声坚决要求上前线。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前沿，指挥部队抢挖战壕、布置火力。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大规模冲锋。阵地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红军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捡石头砸。

       战斗最激烈时，国民党调来7架飞机助战。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华家岭上光秃秃的毫无遮蔽，红军伤亡惨重。一次轰炸中，一颗炸弹落在罗南辉附近，巨大的气浪掀起泥土，这位年轻的副军长倒在血泊之中，年仅28岁。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泪流满面。他缓缓摘下军帽，沉默良久，才艰难地说出：“南辉同志是红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他的牺牲是我军的一大损失。南辉同志为党献身的精神比华家岭还高，南辉同志的英名将与华家岭共存。”

      华家岭阻击战，红五军伤亡887人。这支被称为“铁流后卫”的英雄部队，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不久之后，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部西征，在甘肃高台壮烈牺牲。红五军的将士们几乎全部倒在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高级指挥员无不率先垂范

       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是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级将领。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第一天，在江西信丰百石村，洪超指挥红十团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时，被流弹击中头部，牺牲时年仅25岁。彭德怀沉痛地说：“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全师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被截断在湘江东岸。他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体外，简单包扎后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弹尽粮绝，在湖南道县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他趁敌不备，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他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遗憾，唯一的遗憾是没能把敌人消灭干净。”这一年，他仅29岁。

       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红十八师师长龙云……35名师以上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时只有二十几岁。如果活着，他们或许会成为新中国的大将、元帅，但他们没能看到全国解放，没能看到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他们的生命，永远凝固在那条漫长的征途上。

       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答案也许就在那些细节里：邓萍倒下时手里还握着望远镜；吴焕先牺牲前还在高喊“压住敌人”；罗南辉躺在担架上依然没有离开战场。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不是不知道牺牲，但他们更知道：如果不冲在前面，身后的战士就会失去方向；如果自己退缩，这支队伍就散了。正是这些高级指挥员的率先垂范，才铸就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军魂。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损失多么惨重，只要还有一名党员、一名指挥员在，这支部队就不会垮。

       如今，长征路上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些名字不该被忘记。邓萍长眠的遵义红军山，每年清明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祭扫。吴焕先的故乡河南新县，纪念馆里陈列着他当年穿过的破旧棉袄。罗南辉牺牲的大墩梁，一座纪念碑巍然矗立，俯瞰着这片浸透烈士鲜血的土地。

       他们走了，但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