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日子。在纪念活动来临之前，我推荐一部有关红军长征的好书——《于都礼赞》。

　　这部书是为了纪念长征出发90周年，由中共于都县委宣传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组织编写，银河阅读网站长征源分站编著的，入选了“长征源宣讲团系列参考资料”。书中的文章来自银河悦读网举办的纪念长征出发90周年征文活动的选粹，全书分为第一辑：于都的辉煌；第二辑：永远的长征；第三辑：厚重的土地；第四辑：独好的风景；第五辑：深情的礼赞。由72篇文章组成，25万余字。

    （《于都礼赞》一书）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是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央苏区“全红”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和苏区精神的形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起源地。

　　于都，在著名作家魏巍笔下，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笔下，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笔下，是“中华民族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

　　由此可见，于都县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圈可点，惊天动地。我们从三组数字看《于都礼赞》一书中于都人民对长征的伟大牺牲和无私奉献，从而诠释银河悦读网为何要礼赞于都、组织撰写出版《于都礼赞》一书的重要意义。

       一、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于都出发长征，于都籍占1.7余万；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3.7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幸存约7000人，于都籍幸存1000余人

　　在于都县有一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在纪念园的雕塑上方有七个鲜红的大字“长征从于都出发”。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革军委从瑞金迁驻于都。此后在这里召开了军委扩大会，研究与部署了红军突围转移各项具体工作，规定军委直属纵队及各军团代号，发布命令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制定下发了红军主力南渡贡江（于都河）计划。

　　1934年10月13日至20日傍晚，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计8.6万人集结到于都县，准备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为何要选择于都县作为出发地呢？重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理位置重要，符合长征的战略意图。于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东部，东邻瑞金，南接安远，西连赣县，北毗兴国和宁都，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称。长征最初设想是渡过于都河向西运动，于都正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便于中央机关和红军聚集，转移机动方便。当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别在兴国、石城、长汀等各个主战场，于都处于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的要冲，红军要向西南方向突围，就必须将各军团都集中到于都。中央苏区瑞金、兴国等地到于都的距离相等，便于各路红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三是群众基础好，利于筹措长征的物资和兵员补充。1926年11月于都建立第一个中共党组织；1928年2、3月，建立了赣南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于都桥头根据地；赣南第一个地方武装：赣南红军十五纵队；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在于都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于都的“中华钨砂公司”还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为苏区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四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有机可乘。党中央利用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代表与粤军秘密谈判达成借道协议，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于都通过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因此，于都县作为长征出发地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选择在了于都。

　　8.6万人从于都出发长征，需要做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10月15日，为掩护和支援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中共赣南省委和省苏政府在这里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讨论如何做好红军转移的物资保障，如何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杨成武上将题词的于都河长征渡口）

　　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后，于都县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开始了竭尽全力的支前活动，场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河宽600多米，水深1—3米，水流深湍，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底为沙石，大部队要迅速过河就得架设浮桥。当时，搭浮桥只有工兵没有材料，于都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过来帮忙，村民把自己的木板、门板送到渡口。

　　在于都县至今流传着曾姓老人将寿棺捐献给红军架浮桥的真实故事。

　　1934年10月上旬，红军渡于都河架浮桥急需材料。于都县城东门有户姓曾的老人，儿子参加红军，儿媳生孩子刚满月，他将家里所有的门板扛去架桥又将自己睡的床板贡献了出来，在地上铺上草席，就地而眠。

　　10月13日，曾大爷听说架桥工地上还缺门板，回来跟儿媳商量：“将给我准备的那副棺木拆了，给红军送去吧？”儿媳一听，着急地说：“不行不行，你走路都摇摇摆摆，万一那天……”儿媳说不下去了，背转身去，偷偷地抹泪。

　　曾大爷看出了儿媳的心思，笑着说：“你是怕我死了没法埋？用张草席将我裹了，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说着，从屋角拿出了一把斧头把棺材拆了，给架桥的红军工兵送了过去。

　　为了不让国民党发现红军转移的迹象，红军工兵部队都是夜晚隐蔽架浮桥，于都百姓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里的河面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8个摆渡点。

　　此外，当时于都沿河所有的民船大都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和成千上万的木料、门板，献出来供红军渡河、架设浮桥之用。

       长征前夕，8.6万多红军部队在于都集结休整、补充近半个月，补充武器弹药、兵员、粮食等，准备长征。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倾其所有，送走了最后一个青年，贡献了最后一粒口粮，拿出了最后一块银元，捐献了最后一块木板。据不完全统计，于都百姓当时为红军献出粮食79390担，相当于30多万于都百姓3年的口粮；完成购买公债89.1万余元；筹集草鞋8400双、菜干150担，硝盐500余斤，筹钱62500元。于都县党政机关还组织了3000挑夫随红军长征。

　　为中央红军补充兵员的数字更令人感慨。长征前于都县两次突击扩红，1万余名于都儿女报名参加红军，组成了8个补充团。主力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在于都补充红军9700余名新战士。参加长征的8.6中央红军，于都籍干部战士达1.7万余人，每5个红军中就有1个于都人。

　　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不仅将最好最干净的房子滕出来给红军居住，而且组织慰问队带着粮食、鸡蛋、猪肉、蔬菜草鞋等物品，挨家挨户慰问红军，还组织妇女洗衣队为红军洗衣服。

　　于都县还为收治、掩护红军伤员作出巨大贡献。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留下重伤员一万余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又有一批重伤员送到于都，长征前后于都安置红军伤病员一万多人，占中央红军伤病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几乎全县所有农户都安置了伤病员，县苏维埃政府为每名伤病员发了150斤谷票、3斤食油、2斤盐，伤病员的膳食照料均由群众负责，药品由各级政府派人送到各户。

       10月16日至20日傍晚，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分别从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三门和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红军渡于都河前，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渡口，向红军送上一杯杯茶水，送上一顶顶斗笠，依依惜别，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十送红军》的歌曲反映就是这一场面，婉转缠绵，撼人魂魄。

　　(红军长征渡河的于都县城东门渡口)

　　这是一个于都老百姓中至今还相传的红军渡河往事。

　　1934年10月16日，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像往常一样在于都河撒网捕鱼，这时他和另外几个渔民被红军招呼到岸边。红军对他们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听说要渡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和几个渔民当即答应下来。

　　当时，与李声仁一同打鱼的船只共有20条，其中大船、小船哥10条，分别只能装载20人、10人。当晚，红军将士分批登上了李声仁等人的20条渔船。李明荣回忆说，红军指挥员要求不能开灯，所有的船只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我父亲撑篙，我母亲掌舵，只能凭着渔民们的熟练撑船技术，运送红军。”

　　李明荣记得父亲告诉他，渡河的红军有的背着米袋子，挎着枪，有的还牵着马，但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于都河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穿梭来回，整整一夜李声仁和其他渔民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官兵送到对岸。第三天晚上，李声仁等人又一船接一船地将另一批红军送过河去，来回运送了30多趟。离去前，红军战士们给了渔民们一些报酬，还说，“渔民兄弟，我们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从10月16日到10月20日，四天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就这样渡过了于都河。从此，于都河成为“红军长征第一渡”闻名遐迩。

　　8.6万多红军大部队从于都县出发，于都30多万乡亲封锁消息，保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蒋介石在长达半个月之后才得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去向。于是，对于都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报复，3000多干部、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仅于都桥头山洞被活埋的就达数百人，在沙心乡被杀绝的农户就达37家。

　　对于都人民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当时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在于都河渡口如今树立起10.18米高的“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寓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于10月18日在此渡河。该碑碑体为双帆造型，意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

　　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是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长征出发的真实写照。

　　右边为叶剑英1962年为缅怀当年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引用燕国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刺杀秦王的历史典故，追忆当年长征夜渡于都河时刘伯坚为他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进行了380多次战斗，攻占了700多个县、市，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数百个团，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43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中央红军穿越了14个省、18座山、24条河流、贫瘠的草原、雪山，行程约25000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从于都出发时的8.6万余人，仅幸存约7000人。

      (于都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而参加长征的8.6中央红军，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于都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官兵倒下；于都籍参加长征的红军1.7万人，到达陕北仅幸存1000多人。

　　于都随红军长征的3000挑夫，在长征路上要负重前行，帮助红军运输大量设备、物资，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奉命离队回乡，少部分随红军继续长征，于都挑夫占整个运输队人数的一半还多，最后活着到陕北的寥寥无几。

　　这一组数字就是于都人民对红军长征所作出的奉献，不仅感人肺腑，而且惊天动地。

        二、仅有34万人的于都县6.8万人参加红军，每5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16人成为开国将军

　　于都县几乎家家有红军，满门是忠烈。因为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产生红军的摇篮。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传播到于都，当地知识青年，开始受到新思想的启示，发动县城各界民众游行集会，抵制洋货，宣传爱国，声援北京民众的斗争，从而开启了于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写下了于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开篇之章。

　　1925年间，这批青年中的杰出分子李英、丘倜，胸怀报国大志，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接触了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于都早期共产党人和地方党组织的奠基人。                     

　　(当年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于都人民的评价)

　　1926年夏，北伐战争爆发。7月，国民革命军入境建立于都县国民革命政府。10月，结业于广州中央农讲所的共产党员丘倜、戴辉奉中共赣州特支之命来于都从事建党和发动工农运动，将县内进步青年张浩介绍入党，并于11月正式建立县内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共于都支部干事会，丘倜任书记。从此，于都工农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至1927年1月，于都支部干事会升格为中心支部，下辖20余个支部，共有党员近60名，成为大革命时期于都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引导着于都工农运动健康向前发展。

　　正当大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赣南国民党当局率先发动了“清党运动”。1927年4月，反动分子谢寿乔等奉旨率一连军队窜入于都，开始疯狂屠杀和迫害于都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破坏地方工农运动。5月间，于都党组织遭破坏，于都革命转入低潮时期。

　　8月，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会后，一批外省地的于都共产党人被派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于9月初恢复了中共于都中心支部组织和活动。

　　1928年1月，中共于都中心支部改组为临时县委，随后成立了县农民暴动总指挥部。2月29日发起了领导南、西、北三乡农民相继举行了暴动。于都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6月后，以钟圣楼、朱学玖为首的桥头游击队成立，这是赣南地方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

　　15纵队及随后组建的桥头赤卫队推动着红色割据区域向四面八方扩展，至8月形成了桥头为中心域跨兴于宁三县边界的红色区域。此时，中共赣南特委划于北地区为特区，并成立了境内第二个县级党组织于北特区委，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北特区革命委员会和军事领导机关：于北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特区党政军组织的领导下，桥头红色区域从此日益稳步发展，既成了当时赣南最红的地方革命根据地，也成了兴、于、宁、会、瑞诸县边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1929年春末，红五军、红四军先后游击来到境内，打下县城，并分兵各地宣传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帮助于都党组织建立了县、区红色政权和地方工农赤卫武装。4月间，于都县建立了6区基层党政组织，计有党员240余名。并在安于会赣四县边界又创建了一个县级党组织，发展为四县边界特区委。

　　4月10日，中共于都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和于都县赤卫大队。12日，在县城东门沙坝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次年4月改称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土地、军事、妇女、文化与建设、裁判与肃反6个委员会和1个秘书处。1931年11月调整为财政、土地、军事、工农检查、内务、劳动、文化、卫生、粮食9个部和总务厅、政治保卫分局、红色邮电局、肃反委员会。1932年2月增设国民经济部、裁判部、粮食调剂局。1933年10月又增设合作指导委员会。1934年11月，财政、粮食、国民经济3个部合并为财粮委员会。                           

　　(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馆展出的草鞋)

　　1930年初夏，境内各县（区）先后召开了本区域的党政代表大会。1931年下半年，县区乡三级政权空前巩固与发展，土地革命走向深入。

　　1932年1月22日，于北人民攻克上宝土围后，以于北为基础的胜利县宣告成立，全县共为12个区，116个乡，总人口15.3万。从此，成为中央苏区牢固的战略后方。胜利县的工作尤为突出，曾获得了“苏区模范县”的光荣称号。

　　1934年2月初，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日趋困境，苏区南部信丰、南康一带失陷。为巩固苏区南大门，于都县南上部地区被划为登贤县。境内从此三县并存，计有30多个区。同年5月后，苏区赣南省在于都设立。同年10月中旬，中央党政机关及主力红军为转移长征而集结在于都各地进行休整补充。全境各县人民为此贡献巨大。

　　1929至1935年中央苏区期间：于都县境内先后成立于都、胜利、登贤、瑞西、兴胜、于西6个县苏维埃政府。

　　正是由于红色火种在于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都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意识深深扎根。于是，于都人民积极送子参军、送郎参军，使于都成为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34万人口，参加红军的人数达6.8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支前参战的人数也有近10万人。

　　在于都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陈列的藏品，有一双绑着毛线球的草鞋。它是一位红军的未婚妻为其编织的。

　　这位于都红军叫谢志坚，在他跟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前夕，未婚妻春秀送给了他一双鞋，由黄麻编织而成的，质地柔软，经久耐穿。

　　对谢志坚而言这双鞋异常的珍贵，在长征途中他不舍得穿，总共才穿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巧渡金沙江时，金沙江江岸的当地老百姓热情地欢送红军过江，不禁让他回想起于都河边乡亲们送红军的场景，想起了春秀，于是他穿上了它。另一次是在强渡大渡河时，由于战斗非常激烈，随时有牺牲的危险。他当时想，就算是死了也不能和春秀亲手做的鞋分开，就这样他第二次穿上了它。幸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牺牲。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他带着这双鞋回来找春秀。令人悲痛的是春秀在红军长征后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谢志坚把鞋捐给纪念馆前，他亲手把毛线球绑在鞋上，以缅怀自己的未婚妻当年支持他参加红军。

　　于都县有一位叫肖玉女的老人，新婚才一个月，就鼓动丈夫参加红军。村干部问她：“你舍得吗？”她坚定地回答：“这有什么不舍得的。不脱鞋，下不了地；施了田，才有饭吃；等打倒了国民党，我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像这样送郎参军送子参军的动人事迹，当时在于都比比皆是。

　　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1.7万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16700多人，建国后健在的只有277人，其中开国少将16名，省军级领导干部55名，地、师级干部200余名。

　　红军长征后，于都人民仍然为中国革命做着奉献和牺牲。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后，苏区人民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斗争。为牽制敌人，掩护主力北上。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先后在于都增设了瑞西、兴胜和于西三县。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党政机关移驻于都县，直到1935年2月，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还在于都南部的禾丰、上坪地区下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后，由于中央分局党政机关及留守红军已从中央苏区最后一块土地的于都上坪突围，境内各县的斗争相继失败。至同年6月止，境内的最后一个县——瑞西县的党政组织也在敌人的疯狂摧残下解体。从此，于都复为一县，重陷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但于都人民并未就此放弃斗争。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数以千计的于都英雄儿女在大小战斗和敌人的屠杀中倒下，活着的期待着党和红军回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国共合作。1937年9月，中共赣粤边特委派于都籍共产党员严绍兴返乡开展党的工作。同年冬，他在恢复一批苏区干部党籍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于都县工作筹备委员会，并建立了一批基层支部。县内各抗日民众团体相继建立，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至1938年4月底中共于都县委成立时，全县有区委组织6个，党员约360多名，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其反共立场。于都县地下党组织在1940年至1941年春期间，先后多次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破坏，多数党员先后被捕入狱，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于都人民依然盼望着革命曙光的到来。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共南昌城工部派地下工作者林增伟来到于都，重新开辟了于都县党的工作。次年初春，中共湘赣边工委又派黄肃宁进入于都，他在兴于边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兴于赣边区工委和于都县富强支部。在党的领导下，于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斗争，迎接解放。

　　1949年8月13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144师32团兵分两路，夹攻江西于都县城。经一小时激战，击溃守城的国民党军，解放于都县城。同时，在吉安组建的于都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及南下工作团，也随军到达于都。9月，获得解放的于都人民，欢欣鼓舞，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反霸运动。10月，随新中国的诞生，于都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彻底翻身解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有许多于都优秀儿女为创建新中国献身。

　　第二组数字是于都县34万人，6.8万人参加红军，每5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这仅是红军长征前的参军人数。红军长征后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有多少于都子弟投身革命呢？这些都是难以统计的。由此可见，于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全国2851县（县级市）中算是名列前茅的。

       三、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园载录烈士16356名，集中安置4110名散葬烈士，12246名烈士遗骨下落不明，存放烈士遗物或银牌4000余件

　　红军时期于都县34万人，每20人中就有一位革命烈士；6.8万人参加红军，每4个人里就有1人牺牲；参加长征的于都籍官兵1.7万余人，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烈士倒下，有姓名记载的革命烈士16200多名，至今有6643人北上无音讯，许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这样巨大牺牲比例令人心痛、让人惋惜。

      (于都革命烈士纪念馆)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段德彰，1932年12月11位同村兄弟一起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时只有他一人是幸存者。

　　在于都烈士纪念园英名墙上16356位烈士的名字依籍贯整齐排列，据碑文所述：“犹有数以万计之烈士，姓名无考，故有留白，喻其圣洁。”

　　英雄走时，没留下姓名；英雄走后，要为烈士留名。为寻访于都烈士英名，补全英烈事迹，2019年以来，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队员两次外出寻访，行程超过一万公里。

　　途中寻访工作组对每一条线索都追根寻源、对每一个名字都反复核对。在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他们看到一处开阔的石头阵，每块石头下面都安葬着无名烈士的遗骸，他们一一仔细寻找；在贵州遵义红军烈士陵园英名墙上镌刻着1338个英烈的名字，他们都一一核对。尽管没有发现于都籍烈士，他们也不感到遗憾，毕竟填补了寻找地域的空白。

        (在贵州黄平县找到的于都籍失散红军无名墓)

　　2019年7月，寻访组队员赖金玉风尘仆仆来到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眼花缭乱的烈士名册中，她仔细寻找着于都籍烈士，最终找到了杨承德、邓典龙、钟奇等三位英烈的名字。80多年过去了，烈士的英名终于可以回家乡了，赖金玉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

　　赖金玉并不满足仅找到烈士的名字，她还要了解烈士的英雄事迹和他们牺牲的来龙去脉，给烈士亲人和家乡父老一个明确的交代。赖金玉联系当地电视台为烈士寻亲，后来她接到来自唐山的一位大姐电话，对方说，自己的父亲赖富与钟奇、邓典龙是战友，他们的名字均在父亲的回忆录上出现过。赖金玉等人循着这一线索，更加确定了钟奇、邓典龙等人于都籍身份，并了解到他们长征到达陕北后，都在抗战中牺牲在华北战场。

　　在石家庄寻找于都籍烈士有收获后，激励起大家继续寻找烈士的希望和决心。2020年10月，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黄发斌带队沿长征沿线进行第二次寻访。在贵州黄平县，他们找到了失散红军钟兴明（又名钟元享），钟兴明的女婿张礼平等后代子女们见到家乡亲人热泪盈眶。钟兴明是于都靖石乡人，在长征途中因伤掉队留在黄平县安家。钟兴明生前曾告诉子女，在黄平牺牲的红军战士中有很多是于都老乡。找到这些战友的遗骸并将其安葬，是老人生前未了的心愿。

　　黄发斌馆长还了解到黄平县当地村民在修路时才偶然发现其中一具红军烈士的遗骸，后根据当时党史部门考证，1934年12月，这名于都籍战士被在此设伏的敌人杀害。这是他们在黄平县找到的第二位于都籍烈士。

　　黄发斌馆长带领寻访组一行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大渡河18勇士之一的于都籍红军战士肖汗尧。

       (强度大渡河18勇士名单)

　　肖汗尧，于都县仙下乡西洋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长征后就没有了消息。

　　2020年10月，黄发斌带领寻访工作组来到位于四川石棉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在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名单中，他们惊奇地发现“萧汉尧”三个字，萧汉尧是不是他们苦苦寻找多年的肖汗尧呢？

　　黄发斌他们拿出从于都带去的肖汗尧材料与大渡河纪念馆记载的“萧汉尧“部队编制、籍贯等信息进比对，最后双方共同确定强度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的“萧汉尧”就是于都的肖汗尧，双方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就这样，寻访组在肖汗尧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离开于都86年后，在离于都1900多公里的大渡河畔终于找到了这位让家乡人民引以自豪的大渡河勇士。

　　在于都县城内，还有一处8烈士墓，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座墓碑上的姓名是胡素德，山东淄博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另外7人是1949年8月13日解放于都县城牺牲的河北籍战士，只有张忠、王文贵2人有名字，其他5人没有姓名，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也在积极寻找5位烈士的亲人。凡是在于都牺牲的革命烈士，无论是不是于都籍他们都在对烈士尽到责任，不仅精心维护烈士的墓地，还为烈士寻亲尽心尽力。

　　截至目前，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已找到7名散落在外的于都籍英烈，另有280名于都籍英烈的相关信息有待进一步核实。

　　新中国成立后，于都建有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园、长征大桥、长征公园、红军大桥，并将毛泽东在于都的故居、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苏区中央后方保管处等47处重要的革命遗址修葺一新，用以纪念为中国革命献身的革命烈士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90多年前于都人民踊跃送子、送郎参加红军，拥军支前，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如今于都党和政府纪念英雄、寻找烈士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对英烈一份责任，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特殊意义。

　　数字是单调的，但数字背后却是于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的奉献，是对中央苏区的巨大奉献，是对红军长征的巨大奉献，是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奉献。这个奉献将永远镶刻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这就是银河悦读网组织撰写和出版《于都礼赞》一书的伟大意义，也是我推荐《于都礼赞》一书的深刻含义。

　　当你读完全书，细细品味，闭目而思的时候，就会明白本书的作者为什么要礼赞于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