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格外引人注目的面孔——浓密的胡须微微上翘，仿佛诉说着主人的倔强与坚韧；一双深邃的眼睛，仿佛可以望穿岁月的烟云。他就是孙毅，开国中将，享年100岁。长征途中的“孙胡子”，以一种令人动容的方式，丈量了革命者的信念。

       一位旧军队中校的新生

       1904年5月，孙毅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北关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家境的贫寒，让他早早体味到生存的艰辛。他为自己取名为“毅”，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之意，以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坚毅前行。

        旧军队的十余载奔波，孙毅亲眼目睹了旧军队的腐败与无能。1923年，他到河南陆军开封补充营第一连当兵，后辗转至直系军阀、冯玉祥部任职。虽参战无数，却始终找不到报国的归宿。直到1931年，他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挚友兼引路人——同是河北老乡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赵博生因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而对国民党绝望，于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常在夜深人静时，与孙毅促膝深谈，讲述红军的宗旨和为工农谋利益的本色。随着日寇入侵、东北沦陷，孙毅被压抑许久的报国激情与革命理想终于喷薄而出。1931年12月14日，他随赵博生、董振堂率部在江西宁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17000余名官兵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孙毅的人生迎来了全新的起点。他在1933年5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屈辱下的精神站立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8月，一座临时搭建的棚架在瑞金沙洲坝军委总部静静伫立。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叫来时任红军学校教员的孙毅，告知他中央已决定成立一支新的特殊部队——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负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由他出任参谋长。

        10月10日，秋风瑟瑟，江西瑞金笼罩在一种复杂凝重的紧张气氛中。教导师师长张经武匆忙从军委会议室回来，这次他带来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在分配马匹的问题上，不懂军事的德国顾问李德听说孙毅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旧军官，便在名单上用铅笔将孙毅名下的“马”字划掉了。

         这不仅是失去一匹坐骑的待遇，更是一种刺骨的羞辱——这是极度的不信任，是把参加过宁都起义的旧军官等同于异己。张经武据理力争，李德仍然不理会。最终，孙毅没马可骑。

         消息传来，当所有人都以为孙毅会咽不下这口气时，他却泰然处之。他拍了拍胸脯对张经武说：“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我绝不会掉队的，放心吧。”长征走一路，他的职务降一路，从军委教导师参谋长，降到团参谋长，还险些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没有任何怨言，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始终默默地工作着。

理想与现实的重压

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密，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统称为“红星纵队”。博古决定将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修理枪械的兵工机器等悉数搬走，并把这个重担交给了教导师。

         上万名基层战士，几人一组，抬着数百斤重的铁箱、木箱。从瑞金高围到洛口只有50华里，他们却走了整整16个小时，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能休息。战士们的身体在“咔咔”作响，不少年轻的小红军肩膀被压得血肉模糊。

          部队进入湘粤交界的大庾山后，处境变得更加绝望。悬崖峭壁蜿蜒起伏，千年古树遮天蔽日，只有一条勉强能让人行走的泥泞山路。阴冷的天小雨阵阵，山石更加湿滑。那些扛着大机器的战士，常常一脚打滑，连人带机器坠入万丈深渊。看着不断有年轻的生命无声无息死在深渊中，从基层干部到普通战士都坐不住了。为什么刚离开根据地，就要承受如此惨重的非战斗减员？

         夜宿山坳，孙毅忧虑重重地巡营。他听取战士们的反映，当机立断向张经武和何长工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孙毅拿起笔起草了给军委总部的电报，提出在遇到危险路段时，将那些多人抬的重型机械部件丢下山涧。第二天，总部复电，批准了这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申请。这个决策，挽救了不少官兵的生命。

         教导师成了长征初期最苦也最特殊的部队。孙毅作为参谋长，白天要组织队伍前进，夜晚要为第二天的行军筹划路线。尽管忙碌，但仍然没有骑马的资格，他的“坐骑”就是自己的双脚。一根木棍变为了“第三条腿”，支撑起他的体格与尊严。他只有一个信念——不能让一个人掉队，更不能让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出半点闪失，哪怕是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防线也在所不惜。 

雪山草地中的真情

长征路上，孙毅的“胡子”成了最独特的标志。当时，红军规定指战员不能留胡子，孙毅却一直蓄着浓密的长须。有一次，他路遇策马而来的朱德和刘伯承，朱老总瞅着他风趣地说：“你可晓得，红军的条令规定不能留须。你为啥子要留胡子？”孙毅回答：“人遇到危难时，身上的油跑了，肉掉了，就这胡子不跑，还一个劲儿往上长。这胡子义气，像是人的精气神儿，剃不得！”朱德听了哈哈大笑，嘱咐他好好留着。从此，“孙胡子”的绰号叫遍全军。

         雪山皑皑，草地茫茫。饥饿与劳累侵袭着每一个战士的生命。在那片看不到尽头的死亡泥沼中，所有人都在拼着最后一点元气。孙毅也倒下了。他患上了急性痢疾，连日高烧不退，浑身发软，头晕目眩。走投无路之时，彭德怀赶到了。看着蜷缩一团的曾经生龙活虎的孙毅，彭老总从口袋中掏出了仅有的两片的药片，递到他嘴边。

孙毅后来常对人说：“彭老总，救了我一命！”他还说，长征路上，这样出手相助的事例很多，因为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死亡在身前身后徘徊，“人们互相搀扶着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现在，还不该珍惜吗？” 

“孙豁嘴”的最后一课

漫漫黄沙与滚滚烟尘一路随着部队向西行走，1935年，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三军过后尽开颜”。不过，硝烟转瞬又在直罗镇上空弥漫。

孙毅作为红三军团司令部的教育科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去组织民兵下基层，讲授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他的门牙因打仗磕掉了两颗，说话有些漏风，有人调侃地叫他“孙豁嘴”。他讲课从不摆架子，也从不对学员发怒，用最朴素、风趣的言语，讲解局势，激发斗志。他尤其关心身边的基层战士，总是说“你们是革命的本钱，我这个教育科长要教好你们，更得带好你们！”

长征走下来的这群人，本就是九死一生。很多新兵战士后来回忆说，部队散开作战、纵队改编，孙毅的教诲依然伴随着他们。从宁都起义的旧军官，到深藏不露的地下党，再到被人抢走战马却从不埋怨的参谋长，最后到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不计较名位的教育科长——他的光环肉眼可见地黯淡，而他的意志和为人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愈发耀眼。

关于信仰的抵达

孙老一生很漫长，他生于清末，逝于2003年，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他总是乐呵呵的那句老话：“心胸开阔，终身学习。”

孙老从未放弃体力劳动和锻炼。得益于长征时练就的一副“铁脚板”，让他长期身康体健。离休后，他每天仍然坚持走路数里，上了年纪仍然步行出行。这使他的身体机能得以长期保持。

心情乐观开朗是孙老长寿的又一秘诀。1936年斯诺拍他与领导的合影时，把说明写错了，张冠李戴。可他从不计较，自己能活下来已经非常幸运。

1998年秋，孙老挥毫给我写下“学无止境”四个大字。我视若珍宝，并当作人生的座右铭，时时提醒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孙老就是终身学习不辍的典范，经常看书、写字、练字法、动脑思考，保持头脑清晰，担任校外辅外辅导员，为培养下一代鞠躬尽瘁。

从河北大城一个贫寒的农家孩童，到令蒋介石政府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从瑞金的一战一兵，到满头白发的世纪老人；从长征路上依靠上级赠药和同志谦让才九死一生，到把毕生的故事全部散尽在人民之中。2003年7月5日，孙毅将军在北京逝世。

今天，当人们走过金色的麦浪，那呼啸的北风、啃着树皮走过的泥泞草地，似乎还在无声地提醒我们这些后来者：什么是真正的“将军本色”。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如果说长征是一条璀璨的精神银河，孙毅将军就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星。他凭借一双铁脚板，不仅走出了两万五千里的地理跨越，更走出了一名革命者对信仰最深沉的抵达。

（根据作者公开出版的《百岁十将军》有关章节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