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王定烈，原名王大培，1918年11月23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得胜场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春入私塾，次年后入得胜场、岩门场、蒲家场小学。1933年11月刚满15岁参加红军，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和长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骑兵连政委、营教导员、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十八师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兴宁指挥所主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导弹学校校长，广州、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真正的红小鬼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1918年11月23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他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曾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而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

　　（将军一生都非常敬重的母亲曾正秀1952年留影于广州）

　　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王定烈听得入神，就躺在母亲怀抱里甜甜地睡去，王定烈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母亲的眼窝里闪动着泪花，已经六岁的王定烈从母亲的眼晴里似乎感到了她内心的愁苦。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因无经费办高小班，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

　　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党组织就领导着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盛传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10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

　　王定烈识文认字，高小文化程度，在红军队伍里就是知识分子了。因此被怀疑为富家子弟，列为肃反对象，被审问关押，幸被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释放，免遭杀身之祸。在过草地时，王定烈染上伤寒，虚弱不堪，因他揭发过师长郭锡山的污点，郭锡山以情况紧急为由，弃之于草地，被43团政委万汉江救回。一同参军的王定烈的8个叔侄有6个受不了磨难，离队回家，王定烈坚持了下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定烈先后任红三十三军295团战士、营部传令员、文书，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五军43团团部书记。经历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攻克城口县城等战役。在长征途中，1937年3月参加甘肃省祁连山突围战斗中，腰、头部等五处负责伤。经历磨难后归队。

　　王定烈原是红三十三军265团团部文书，五军在高台溃败后，番号从此撤消，43团与红三十军的268团合并，他下到五连二排当战士。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马家军一路追杀，掩护三十军入山的红九军几乎全军覆灭，三十军八十七师也大部拼光。

　　西路军石窝山战役，打得激烈而残酷。有的西路军战士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坏了改用石头砸；有的西路军战士夺过敌人的枪和刀，与敌人拼杀，刀枪坏了接着再夺，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的西路军战士利用岩石作掩护，用梭镖刺倒马背上的敌人，待敌人倒地后再刺死；有的西路军战士负了伤、中了弹，仍旧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与敌人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有的战士与敌人抱在一起滚下山同归于尽……

　　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268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侧射。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侧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几乎不是用武器而是用生命在抗击敌人。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左胸像挨了一拳，血从胸膛里淌出，打湿了胸前衣裳。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七八个马家骑兵操着马刀冲上来，距他只有10多米了，刀尖仿佛能戳到鼻梁。他已经没有反击能力，面对凌厉的攻势，战士们调过枪口，用仅剩的弹药向冲过来的敌骑射击，解救了危在旦夕的王定烈，卫生员小李把最后一条绷带给王定烈包扎上，又回阵地投入战斗了。

　　（1955年王定烈与夫人合影）

　　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没有出来，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腰椎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又碰到两个伤员，怎么办？都想尽可能的回到延安去。当时知道党中央在延安。一起下山时天黑了，就在小树林里几个人就围在一起躺着，等到天明的时候再走。天亮，下去一看，下面有一家人家，想到人家那里休息休息，找点水喝。没想到那个房子里面都是负了伤的红军，有20多人都躺在大炕上。王定烈伤得很重，没有力气爬上炕，就坐在窗户下面的一个柜子里睡着了。突然，马家兵从窗户外面拿着枪，“嘣嘣嘣”朝屋里开了几枪，把王定烈也震醒了，这时候进来几个马家兵拿着刀进屋对红军伤员挨个过刀砍杀，王定烈当时额头上被敌人砍了一刀，后脑上被砍了一刀，两只手都各被砍了一刀，被砍昏在地。加上腰上的枪伤，真是浑身是伤。昏了多久，不知道了，等清醒以后，起来一看，伤员们全都不动了，王定烈喊也没有人动、敲也没有人动，其他人全牺牲了。屋子里的这个小柜子，救了他一命。后来有个老乡回来。王定烈听到有动静，就动了动，那个老乡看到还有个红军伤员有动静，扭头就跑。王定烈说：“老乡，你不要跑，我们是红军，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不要跑。”他回头一看，“哦，你们是红军啊。马家军就是坏，见人就杀。”王定烈说我也不牵连你，我马上就走。那个老乡还不错，他有吃的东西拿来给了王定烈吃。也吃不动几口。伤得又重，走了有两个多小时，还没走出几百米。天又黑了，王定烈躲在路旁边的石岩下睡，睡到第二天八、九点钟。不走不行，又走。路上又碰上两个红军，也是掉队，负了轻伤的。几个伤员都没有出路了，队伍到哪里不知道，联络也没有办法。几个人商量还是想办法回延安吧。那时候下山不行，敌人到处搜索抓人。三个人就在山坡的小树林里，肚子饿了，找旁边的草，把土抖一抖就吃草根。到了天都快黄昏的时候，说差不多了，我们下去吧。三个人一下去，敌人发现就围了过来。一个家伙来就把王定烈抓住，一看他外面的衣服还可以，就把王定烈的衣服扒了，说你跪下。王定烈回忆，当时想已经到了生死最后关头，我还给你跪下？“你要开枪就开枪，老子才不跪呢。”正在这个时候，对面敌人就喊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要活的。那个敌人就没有开枪。把三个红军伤员押到了山下面。到了那里以后，关在地窖里，每天还给我们一大碗的“胡辣汤”……

　　他们都住在骆驼店里，凡是要死的人，马家军就抬出去扔在饮骆驼的槽子里。他们以为王定烈活不成了，把他也扔了。这时天气渐渐暖和。王定烈身上5处枪伤、刀伤，有4处化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发臭到不能近人的程度。浑身虱子成堆抱团，刺痒难耐，捉不胜捉，手也没有力气去捉，身子稍稍动一下，就耳鸣眼花，头疼欲裂，身体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几次昏迷，几次似乎离开人世，生命的游丝却不绝如缕。这天，他又昏迷了，醒来时，觉得身体被什么夹住不能动弹。他好不容易才弄清自己是被人撂进了喂骆驼用的槽子里了。槽子很长，活像口棺材。他明白这是安置临死者的地方，是通往阴曹地府的门槛。他的意识朦朦胧胧，如睡又醒，似死又生。一滴又一滴，那的确是眼泪，王定烈的意识终于明白了，是哭泣，是有人在哭泣，抽泣声由远而近，由小到大。王定烈使劲睁开眼来，要看个究竟。一片洁白映入眼帘，把他的生命照亮。他看见了，一个身材修长的女护士正俯身为他擦洗伤口，这位白衣天使好像在尽着天职，动作那么轻柔，那么细致。纤细的指头，带着温情触到他的皮肤上，一种神奇的生命力即刻浸润他的全身，疼痛顿时减轻。他的伤口散发恶臭，人们走近都捂住鼻子，她却像毫无感觉，连口罩都不戴。她用纤细的手指向他的躯体注入生命！备受摧残的他，心头浮起一股温热，泪水奔涌而出。她给他擦完头上、臂上的伤口，又要为他擦洗腰上的伤口。他骨瘦如柴，她竟毫不费力的帮助他翻了个身。“啊呀！　”天使不知看见了什么，吓得惊叫一声，捂着嘴转身飞也似的跑了。过了一会儿，白衣天使领着几个男人走来了；她让他们把王定烈侧翻过来。几个男人也被他腰上的景象吓住了。王定烈从他们的对话中明白了，原来他伤口处的蛆结成了窝，集成了核桃大的蛆团团，一翻身就扑簌簌往下掉蛆，白衣天使哭得更伤心了，她泪眼婆娑地用纱布把一团团的蛆轻轻地从伤口处拨拉下来，把腐臭的烂脓块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用去了一大堆纱布，洗下了一大堆蛆团和脓块。护士天天来换药，圣洁的白色在王定烈眼前闪动，给他温暖、信心和生命力。当时王定烈不足19岁，人又经历这么大的磨难，又廋又小，那位护士实际上比王定烈小一点，看到他这个样子就称他弟弟。“小弟弟，你是哪里人？”她终于说话了，轻轻地问。“四川人。”“你们一月挣多少钱？”“我们红军不挣钱，每天5分钱菜金，还常常吃不到嘴里。”她慈祥的眼神注视着伤痕累累的王定烈，美丽的睫毛又被泪水打湿了。“小弟弟，你可肯到我家去养伤？伤好了，可以在我家医院当学徒，也可以回你老家去。”“姐姐你的恩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谢谢你了！”“你愿意留下？”她睁大美丽的眼晴，期待着肯定的答复。王定烈不置可否，他说不出那个“不”字，他不忍心用语言伤害她的好心肠，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

　　也真是冤家路窄，当时把生病的王定烈扔在草地的师长郭锡山原来就是国民党队伍的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也参加长征了，这次他又携抢投敌了，被封了一个参议。他跑过来跟红军伤员说别再干革命的事了。王定烈中枪的子弹还在腰上，腰一直挺不起来。结果那天一生气，一挺腰，卡在脊柱上的子弹头顺过来了，当时痛晕过去了，不过醒来后发现腰又可以活动能挺起来了（这颗子弹在王定烈体内16年，碰到阴雨天就腰痛。一直到抗美援朝结束，在1953年底，回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才给取出来）！

　　（王定烈将军体内藏了16年的子弹）

　　1937年5月上旬，马家军将王定烈在内的300多名红军俘虏押解到武威。监禁了7天，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王定烈被编入五连四班。每个连有几个敌军官（连长、排长、司务长），其他都是红军俘虏。王定烈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余嘉斌（负伤后被俘的红九军连长）劝他说：“现在我们不能走。敌人说是不当兵的往兰州送。实际上是活埋。何必去白送死呢？革命时间还长着哩！听说毛泽东、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咱们，在这暂栖身吧，找机会逃！　”王定烈觉得有道理，便在“补充团”呆了下来。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前方兵力吃紧，要求补充，蒋介石下令马步芳抽调兵力补充。马步芳顺水推舟，把1500人的红军“劳役团”当作新兵调去顶帐。一则保存了自己的实力，挖去了身边的祸根；二则可以讨好将介石，一箭双雕。

　　1937年8月20日左右，“劳役团”向兰州开拔。这些被关在这里的西路军俘虏，大家都很熟悉，都是老战友，大家就商量，要想办法。马家军为了把这1000多人送走，还专门给每个人发了点小工资。靠两条腿走到兰州。当时兰州有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在那里负责，这一千多红军想派人跟他联系，还没有来得及走，马家军就通知说几点钟就开拔。大家一算，两条腿跑，时间来不及，错过了这次机会。后来就用货车往西安运，一个车厢站二三十人。到了六盘山，王定烈坐的那个车出了事故，前轮爆胎翻车，人都掉到地上了，都是轻伤，又爬上来。抵达西安后，晚上就要乘火车去武汉。“劳役团”秘密党组织立即派人越墙出去找“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情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吴玉章闻讯后，一面电告延安毛主席，说有1000多人要回延安。，一面派人买了十几车蒸馍，前去慰问。敌人催促说快点上火车，这些红军俘虏说不走了，我们要回延安。当时正放暑假学校没有上课，是空的，他们就在那儿呆着，这个时间正好是淞沪抗战时期。斗争了几天以后，毛主席跟蒋介石打交道了，那个时候国共合作，蒋可能也想到这1000多人真交给他也是个祸害，最后就还给延安了。经过一个星期的交涉、斗争，终于实现了回归红军队伍的愿望。8月底，开始步行去延安。9月初，他们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到了延安，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给这些归来的西路军红军专门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说：“西路军的战士是好样的，是勇敢的。”

　　其实，王定烈在建国之初就见过毛主席。

　　终生难忘的会见

　　1951年9月，王定烈调任空二十三师任师长，这是个轰炸机师，装备杜－2轰炸机。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此时的王定烈已由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职位调到新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师任师长，魏国运任政委。23日，王定烈和魏国运到达北京。王定烈和魏国运都是初次到北京。任何名胜古迹都可以不看，但必须争取拜访敬仰久别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他们同中央办公厅叶子龙主任通了电话，约定星期六下午到中南海。先到叶家，由叶带他们到朱总司令家。朱总在他那古朴简陋的寓所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您老人家。”朱总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说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的那个年月，朱总在大金川，曾去我红295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老总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唉！”“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三十三军、五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哪！”正说话间，秘书来告：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老总去轻松轻松，休息脑子。开饭了，几个人吃了一顿辣味十足、简朴的晚餐之后，朱老总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老总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

　　当晚，他们俩就和朱老总一同走进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什么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主席的到来。第一轮舞刚结束，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他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这两位同志是？”

　　（一辈子穿草鞋的老红军将军）

　　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看主席和总司令的。”“啊，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主席说着，随手抓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他们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主席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主席才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

　　（政委魏国运，1961年授少将军衔，湖北省监利县人，后任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部长。于2017年6月30日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因病逝世，享年103岁。）

　　一场完毕，主席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　”“我们不会。”“啊啊，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主席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　”因为怕耽误了毛主席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您们健康！”主席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总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会见后，王定烈就调任当时更急需的歼击机部队空十八师任师长。1952年3月，王定烈率空十八师参加抗美援朝，共击落敌机6架，被击落3架。

　　一直把人民装在心里的老将军

　　1961年王定烈回广空，任汕头指挥所（后来的空七军）主任，晋升少将。1963年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8年年底，王定烈调济南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1975年，升任空军参谋长，1982年，升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

　　1985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

　　（王定烈将军曾主编《巴蜀将帅》，著有《地狱归来》等作品。这是将军的书法作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而，对于已是烈士暮年的王定烈依然心有所想，盼望为国为民奉献自已的余生。王定烈作为一个贫苦的孩子，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王定烈将军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有生之年能为老区人民办几件实事，正是王定烈和许多老同志共同的心愿。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将军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与。中国革命的成功深含着老区人民无畏的奉献。“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将军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市农村调研考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于2014年11月18日凌晨2点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