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湘西桑植的初冬笼罩在浓雾之中。刘家坪村头，一队队红军战士正在集结，战马低鸣，脚步匆匆。红二、红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即将撤离湘鄂川黔苏区，踏上漫漫西征之路。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身材不高却步履坚定的女红军——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贞。这一年她27岁，是红军中少有的女干部。没有人知道，这个在队伍中来回奔波、清点物资、安顿伤员的女红军，肚子里正孕育着一个生命。她一声不吭，和所有战士一样打背包、扛枪、行军，甚至比许多人走得更快、更稳。

　　不肯骑的马

　　长征开始后不久，组织上考虑到李贞的实际情况，给她配备了一匹马、一名勤务兵和一顶帐篷。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待遇足以说明组织对她的爱护。然而，李贞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把勤务兵退了，把马牵到了救护队的伤病员面前。

　　一位腿上有伤的小战士在李贞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艰难行走。军团长萧克看见了，关切地问她为什么不骑马。扶着小战士的李贞没有回答，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她身边的警卫员忍不住对军团长说：“李部长的马送给伤病员骑了。她的马，只是编制上的马。”

　　萧克听后沉默了。他知道这个倔强的女人不会改变主意。

　　李贞不是不知道骑马的好处。双脚在碎石和泥泞中磨出血泡，身上的负重随着日复一日的行军越来越难以承受，而腹中的生命也在一点点消耗着她的体力。可她就是不肯骑那匹马。“比我更需要它的人多了，”她对劝她的人说，“我还能走。”

　　红六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颜金生、刘月生、曾敬凡等（3人均为开国少将），年纪都小，身体也弱，李贞多次把马让给他们骑。晚上宿营时，她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战士们缝补破衣服。战士们入睡了，她才烧点热水，撒点盐，悄悄地洗脚挑血泡。李贞脚上的血泡很多，痛得钻心，可她总是忍着痛，不让别人知道。

　　许多年后，李贞回忆起长征时这样感叹：“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都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有一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照顾我们女同志，把干粮让给我们吃，把马让给我们骑，可还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即使身怀六甲，她也坚持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

　　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终年积雪，山势陡峭，空气稀薄，被当地百姓称为“神仙山”。李贞到山脚下时，高原反应已经开始折磨她，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每走一步都要拼尽全力。

　　她手攀着岩石，膝盖跪在积雪覆盖的山路上，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尖锐的岩石割破了她的手掌，冰雪冻麻了她的膝盖，但她没有停下来。每爬几步，她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眼前一阵阵发黑。身旁的战士要扶她，她摇摇头：“别管我，你走你的。”

　　雪山上没有任何补给，连烧开的水都没有。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嚼几口冻得硬邦邦的干粮。寒冷像一把看不见的刀，一刀一刀割着她的身体。她的手和膝盖早已磨出了血泡，钻心地痛，血泡破了又结痂，结了痂又被磨破，反复多次。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李贞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她是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每天要统计伤亡数字，做党团工作，收容掉队的伤员。到达宿营地后，别人可以躺下休息，她还要清点人数、安排住宿、照顾病号、汇报情况。工作之余，她还坚持帮战士做饭、缝补衣物，把自己本就不多的口粮分给更需要的人。

　　她将草药留给了别人

　　部队到达西康甘孜地区时，形势更加艰难。红军已经断粮多日，全军上下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度日。而就在此时，李贞患上了伤寒。伤寒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一旦感染，生死难料。

　　一天，李贞照例去检查战士们的宿营地，途中突然晕倒在地。战友们扶起她时，发现她浑身滚烫，已陷入昏迷。消息传到了丈夫甘泗淇那里。甘泗淇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平日里行军打仗、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一肩挑，根本无暇顾及妻子的状况。然而，这一次，贺龙和任弼时下了“命令”，他才匆匆赶到李贞身边。

　　见妻子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甘泗淇心急如焚。他翻遍了所有的包袱，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换药。最后，他想起了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获得的奖品——一支珍贵的金笔。那是他唯一的私产，是他留学生涯的纪念。他咬咬牙，将这支金笔拿到哈达铺的一个临时医院，换了几副草药，这才把李贞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其实，过草地之前，贺龙曾经送给李贞几副清热的中草药，以备急需。李贞把这3副中药当宝贝带在身边，自己生病时都舍不得吃。部队里有个叫颜金生的小战士生病了，李贞给他吃了2副，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后来，在过草地途中，任弼时领着一个只有13岁的红四方面军掉队女战士杨国秀交给李贞，让她负责带出草地。杨国秀病倒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李贞拿出剩下的最后一副药，亲手煎好，一匙一匙地喂给她吃。杨国秀的烧退了，李贞又把她绑在马背上，硬是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把她从死亡的边沿救了出来。而等到李贞自己染上伤寒时，她已经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用了。

　　草地上的早产

　　1936年7月，部队从甘孜出发，翻过查尔奇山，进入了一片无边的沼泽地——这里就是后来让无数红军战士丧生的草地。李贞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她挺着大肚子，每天跟在队伍后面，一步一步踩着草墩子前行。

　　草地上一望无际，到处都是泥沼和死水塘。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陷进泥潭，再也爬不上来。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一会儿烈日当空，一会儿冰雹砸下。粮食早已耗尽，战士们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充饥。从甘孜出发后没几天，携带的粮食就吃完了，官兵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天傍晚，狂风怒吼，阴云密布，很快下起了暴雨，没有东西吃，会把人活活饿死、冻死。李贞无意中摸到腰上还有一根皮带，就一块一块地割成碎片，煮熟后叫来战友们吃“牛肉”。任弼时、关向应听说吃“牛肉”也都凑了过来，和大家一起每人夹了一块嚼了起来。

　　就在这片绝境中，李贞早产了。生孩子的过程痛不欲生。空旷的草地上没有帐篷，没有热水，没有任何接生的条件。她躺在潮湿的草地上，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人酸痛无力。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剧烈的疼痛而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

　　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是一个瘦小的男婴。可是，李贞的身体极度虚弱，先前患伤寒病的身体还没有全愈，根本没有奶水。整个部队都已断炊，能吃的东西早就吃光了，战士们靠树皮、草根勉强维持生命，有时连这些都无法保障。没有食物，孩子无法获得任何营养，饿得不停啼哭。战士们心疼这个小生命，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拿出来，用水调和后一勺一勺喂给孩子，可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没等走出草地婴儿便夭折了。

　　李贞为此大病一场。她昏迷不醒时，被战友只好抬着她行军。她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产后又没能很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袭扰，终使她病痛缠身，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没有再生育过自己的孩子。

　　生死相依

　　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甘泗淇始终陪在李贞身边。李贞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暖热；李贞不能骑马，他就背着她走。战友们自发地用几根木棍和衣服做了一副担架，准备抬着李贞走。可李贞死活不肯上担架，坚持要自己走。最后，还是军团首长下了命令，由甘泗淇抬担架的一头，她才勉强同意。

　　“病稍好了一点，同志们把我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李贞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战胜困难，坚持下去。”

　　命运似乎有意考验这对患难夫妻。李贞刚刚好转一些，甘泗淇又病倒了。这一次，换成了李贞日夜陪伴在丈夫身边，精心照料。在那条用脚板丈量出来的长路上，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红二军团政治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曾长久（开国少将）染上了伤寒病，高烧不退。为把他活着带出草地，甘泗淇、李贞夫妇从他们少得可怜的口粮中分出一份，像父母照料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嚼烂喂给曾长久，晚上还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贺龙看到这对夫妇在绝境中仍不忘照顾他人、相扶相持，感慨地称赞道：“你们可真是我们长征中的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啊！”

　　穿越苦难的信仰

　　1936年10月底，历时11个多月，李贞跟随红二方面军终于到达甘肃会宁，胜利结束了长征。

　　出发时，那匹她始终不肯骑的马，早就不知道留给了哪个伤员；帐篷经过风雨洗礼已经破旧不堪；勤务兵被她退回后，她的身边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然而，她活着走出了草地——不是因为她比别人强壮，而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倔强。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亲手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李贞，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她授勋，握着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而在授衔的千余名将帅中，她的丈夫甘泗淇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一对将军夫妻。

　　我写《李贞》传时，对主人公的曲折经历感慨万千。从6岁的童养媳到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这条路她走了整整40年。那个曾经被命运碾压的农家女孩，最终用信仰和意志走完了自己的长征。而这段“绑在马背上”的长征，早已超越了个人的苦难，成为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