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到清明。想起了二姐，二姐离世已近三载，清明时分，不能赴京祭奠姐姐，写下些许文字，权作对二姐的思念。

　　两年前的夏日，忽然接到外甥女微信：“舅舅，母亲走得很平安。现在荣归天家，与上帝在一起，好得无比的。愿上帝安慰您的心。”外甥女信奉基督，尽管语句淡定，我的心还是不由一沉。我知道，二姐患病有一段时间了，在不断医治，病情也在不断反复。可作为她的亲人，我和姐夫以及孩子们的心情一样，总是希望奇迹能够在二姐身上出现。

　　多年前，二姐就患上了绝症，好强的二姐叮嘱家里人不告诉我。我知道时，二姐患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在电话里说，姐，你不该瞒着弟弟。二姐说，我就怕你挂记，你的身子还没好利索呢。

　　生病的二姐一如往常，电话里的声音，依旧那么爽朗，那么清脆。只听声音，不会有人相信，这是一个患有重病、身体长期欠佳的人。

　　作为姐姐们唯一的弟弟，说不挂念怎么可能。其后的每一次电话询问，二姐都如出一辙，细致并专业地分析着自己病情：身体对药物的感受、医生的治疗方法。言语中没有一点沮丧与灰心，生怕给弟弟带来心理负担。“放心吧，弟弟，你二姐是谁，什么事没经历过？放心，很快就会好的！”语气里透着淡定与自信，相信在医生帮助下，自己能够战胜疾病。

　　然而我们都知道，二姐的病，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乐观。好几种基础病叠加，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不好，再加上那可恶的癌症。

　　二

　　电话里外甥女讲，我爸让给你说一下，疫情虽说不厉害了，但天太热，怕你身体吃不消，实在不行，就不用来了，我们会将母亲后事处理好的。我爸的意思，无论如何，还是要告诉您，我们都知道，我妈平日里念叨最多的，就是舅舅。

　　我说，我一定要去，和你妈见上最后一面，送她一程。于是抓紧订票赶往北京。

　　房间里，姐夫和孩子们早已摆好了灵位。在二姐的遗像前，我进了香，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我对二姐说，姐呀，俺代表娘家人，代表大姐三姐和你弟媳侄子送你来了。你说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弟弟还没来得及生前见你一面。也好，你去那边，不会再有病痛折磨，在天国，再塑一个自我。烟气袅袅里，二姐微笑着静静地望着我，似乎想说啥，但始终没有。

　　天热得很，二姐屋里的空调关了。姐夫说，金业，你若觉得热，咱开开空调。二姐生前身子弱，不时跑医院，怕风怕凉，姐夫和孩子就关掉空调，全家人陪着二姐，一同度过了无数个白天黑夜。我说，不热，挺好的。坐着，望着屋里的陈设，感受着二姐无时不有的存在。二姐生前，除了电话问候，或寄点钱物，作为姐姐唯一的弟弟，没有在姐姐最后的时刻照顾一下，陪伴陪伴，是一件憾事。此刻，体味着屋子里有些熟悉的生活气息，心中充盈着亲切与温馨。

　　中日友好医院的告别厅，外甥们用心布置的仪式里，遗像下的二姐躺在鲜花丛中，面色安详。哀乐声声，我们为二姐送行。遵照遗嘱，姐夫没有告诉更多的人。我知道，二姐这是不想给别人增添更多负担，喜欢清静的二姐，只是想在家人陪伴下，悄然离去。天热，在郊外昌平殡仪馆等候的时间里，悲戚中的所有人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二姐夫坚持着，不回车里休息，一直等到将骨灰安置好。我明白，五十多年的相厮相伴，今朝一别，已是永远。

　　返回济南的高铁上，此行没掉一滴眼泪的我，望着手机里二姐的遗照，泪水不由自主淌落下来。我想问二姐，你要对弟弟说些啥吗？二姐依然微笑，没有回答。其实，二姐不说，我也知道，二姐是想说，弟弟，好好的，别哭，也别难过。人都有这一天，别离总是早晚的事。咱姐弟一场，也算是缘分。亲妈走得早，咱家里你最小，姐光顾着上学了，打小没照顾好你，让你饥一顿饱一顿。你知道吗，你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刨苞米秸子，打墼，瘦得露着肋巴骨，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好在你后来当了兵，我才放了心。这话，我不知听了多少次，每一次，心里都有一种别样的温暖。二姐这样重复的自责，充盈着母亲般的关爱，抚慰着我早年便失去母爱的心灵。不是吗？姐弟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三

　　岁月流逝，年轮递增，记忆会慢慢磨蚀淡去，但总会有一些东西，即使时间再久，也不会忘怀。

　　六十年前，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生母因病去世。父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艰难度日。后来虽然有了继母，但继母女儿孩子多，城里定量口粮不够吃，常常将孩子放在我们乡下家里。那一会儿，家里劳力少，孩子多，日子便过得寡淡。总觉得父亲很忙，觉得继母很辛苦，全家人似乎都在为如何填饱肚子而思虑忙碌。

　　在我们老家，节俭一词称作会过。会过日子是一家人在村里的口碑，更是向生活讨活路的根本。

　　那时候，总见父亲蹲在猪圈边，抽着旱烟，瞅着圈里的瘦猪，期盼着猪赶快长大，好换成粮食。旱烟袅袅中辛辣的气味里，父亲期盼神情的剪影，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天夜里，继母和姐姐在如豆的油灯下织着渔网，或编着玉米皮小辫，用小辫子编成的工艺品，可以用来出口外销，能挣几个零花钱。

　　及至长大，我也会过，因为我知道饭食的重要，知道家里能吃上面食不容易。再后来，懂得了高家人的节俭，并非生来如此，而是与那个时代中国广大农村的艰难日子密不可分。

（1959年，我5岁时，全家的合影，那会，母亲还在世）

　　作为家里最小且唯一的男孩，我是在父母及三个姐姐痛爱与关心中长大的。家里有点好吃的，除却父亲，一定是我要占先。大姐小学毕业后，去了上海投奔亲戚谋生活，二姐便成了家里的老大，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不肖说，家里的吃食，两位姐姐总是最差的。每次吃饭，二姐最快吃完，然后去看书或做些家务，她从来不会计较饭食的好坏，似乎也永远不将注意力放到这上面。相反，有点好东西，她会留着，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听妻子说，二姐上大学那会儿，常到他们泰安的家里玩，吃着肉包子，连连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二姐从不浪费东西，她的作业本，总是正反两面使用，绝不浪费一页纸。很多的时候，还会在空白处画上几朵浪花、几只海鸥。二姐的课本，从来都是珍惜再三，包着书皮书角，历来不在上面乱涂乱画。

　　我上初中的时候，二姐见我的衣服有些破烂，心里不忍，就把新发的工作服改一改，让我穿。初中的毕业照是穿着二姐的女式工作服照的，样子有些怪。上了高中，二姐又将姐夫的旧军装给了我，那时候个子小，军装穿在身上有些宽大，衣袖裤腿都要绾起来。那套军装我一直穿到合体，穿破，穿到当兵。

　　那时候每逢星期天，就盼着在县水泥厂当技术员的二姐回家，二姐回来，除了带回爽朗的笑声，引人开心的新鲜事，还会有南山产的长把梨，厂子食堂里的大饽饽。那一刻，清贫的生活，孤寂的日子，便显得有了活力与奔头。

　　四

　　要强似乎是二姐打小的生性。因为姥爷舅舅都已离世，母亲娘家只剩下姥姥一个人，我们姐弟是在姥姥家长大的。或许是因为我们家男人少的原因，我们家常常会受家族的排斥欺负。对此，脾气和缓生性懦弱的父亲，选择了忍耐。而二姐却不，继承了母亲倔强性格的二姐，不会向生活低头，更不会忍气吞声无故受欺。每每受了气，她会勇敢地反抗，据理力争。她时常会把我们召到身边，眼里含着泪：咱姐弟一定要听话，好好学习，为高家争口气，不能让旁人小看。

　　争气的二姐，在我们几个姐弟中，学习最好。小时候，好像二姐总不在家，初中高中都住校。二姐像极了永不歇息的钟摆，背着粮食，带着咸菜，来回摇晃在求学路上。一边忙着学业，一边帮衬家里。临近高考，那一个寒冷且漫长的冬日里，二姐请假照顾病重的母亲，同时复习着课程。夏天里，录取通知书迟迟未到，二姐便去了村里小学代课。二姐神情里透着坚定：今年不行，明年我再考。天不负人。期盼中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那一刻，二姐的笑脸上挂满倔强的泪水，二姐成了我们村少有的女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二姐响应号召，来到鲁北举目无亲偏僻的小县城，在那个小工厂里，原本学习植物保护的她，又从头钻研农机具。离家远，地方陌生，二姐坚持着，来完成那些自己不熟悉又不喜欢的工作。与姐夫结婚后，调回老家的水泥厂，边带孩子，边学起水泥化验。二姐夫在国外工作，继母年岁大有病，婆婆早逝，二姐一个人上着班，带着两个孩子。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只有她一个人最清楚。但她从未在人们面前流露半点苦楚，每次回家，总是笑声朗朗，把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苦事难事埋在心底，将欢乐与阳光捧予他人。

　　（二姐与姐夫的结婚照）

　　大学快毕业时，二姐认识了姐夫，二姐夫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因表现突出，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从外交部又选派到部队里。两人都是农村出来的，又都凭本事受过高等教育，身上有许多共同点。

　　五十年前，参军入伍对于农村青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我自然也想。二姐说这是好事，咱要努力争取。她领我到了村主任家，让我直接找接兵的人要求，还找过武装部。入伍通知书到了，二姐非常高兴，叮嘱我到部队一定好好干，给高家争口气。

　　我知道二姐除了让我到部队锻炼一下，是看我在家太苦，到部队能吃个饱饭。我那时个头不够一米七，瘦瘦的，骨多肉少。我离开家后，二姐随军去了北京，依然一个人带着孩子。长期劳累，身体每况愈下。二姐夫不得已将她和外甥女伟谊接到国外，那时有政策，外交官能带家属出国。先是到阿尔巴尼亚，后又去了苏联。外甥宇新一个人在家里，竟也能自己照料自己。一次到北京，正上高中的他从冰箱里找出半成品食品，做好了招待舅舅，俨然一副大人模样。宇新说这个大院里像他一样的孩子很多，人家能行，他也行。后来宇新还真是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1974年冬，二姐夫与我在济空防化连的合影）

　　见二姐的面少了，不时地能收到二姐的信，多是鼓励的话。二姐织的毛背心，我穿了很长时间。在连队时，二姐和姐夫去看过我，他们走的那天早晨，刚到炊事班的我下面条给他们送行，盐放多了，根本没法吃。二姐说没事没事，不要紧，我弟弟能做饭了。

　　我的婚事是二姐促成的，二姐上大学时和妻子一家就熟悉，我和妻子又是同乡同学，顺理成章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渐渐地，我们的孩子也大了，二姐也退休了。

　　退休后的二姐并没闲着，考虑儿女婚事，练气功，吃中药，锻炼身体，与疾病作斗争。

　　那一日，我到了北京，二姐很高兴，领着我看刚装修好的新房子，说：“看看，看看，这些都是我的杰作，自己设计的图纸，自己选的材料，怎么样？”我问：“你怎么去的？”“乘公交啊！”二姐说。

　　五

　　父亲在世时，村里人羡慕父亲，说你那些儿女都挺争气，还那么孝顺。父亲听了高兴，觉得脸上有光。我常想，这些个乡邻口碑，除了父母基因遗传，姐姐们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没有大姐，二姐读不完大学，没有二姐，我当不了兵，不会对文学产生兴趣。没有三姐，我或许连高中都上不了，父母的照料也是个问题。说到底，我是我们家受益最多者。

　　三姐家的老大结婚那会儿，我们姐弟相约回了老家。正是春节，艳阳高高照着，寒风里我们拍了合影，每个人脸上心中都写满了笑意。两位姐夫喜酒都喝了不少，他们酒量不大，但都是实在人，给了高家不少的帮助。

　　父亲去世，我们姐弟都回了老家。身体不好的二姐非要守灵不可，伴着蜡烛燃香，她守着父亲不愿离去，　哭了很长时间，直至晕倒过去。二姐有心脏病，受不了如此的刺激。父母在，老家还是个家，老人走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或许是二姐想到了这一层，想到了生母，想到了自己这一辈子有多么不易，方才如此伤心。

　　要强了一辈子的二姐，轻易不会洒下自己的眼泪，面对亲人的离去，她毫不掩饰地哭出声来。

　　（1997年，全家人在龙口老家的合影，那一次，似乎是人较全的一次）

　　五年前，我生了一场病，考虑二姐身体，便商量不告诉她。后来，二姐知道了此事，立刻给妻子打电话，说怎么不吱声一下，急死了急死了，赶紧到北京来，这里医院如何如何，哪个医生如何如何，快来快来！她真的是急，比她自己得病都急。

　　一段时间里，没有了二姐的声音，听三姐说，二姐摔着了，晚上上厕所摔了腰，二姐夫耳朵不好，喊他听不见，就那么爬着到床边拽醒了他。

　　年三十晚上，我给二姐打电话，电话里声音依然爽朗：“哎呀，你不来电话，我正想给你打过去，你恢复得挺好吧？”我问她腰怎么样了？她说：“你怎么知道的，你三姐多嘴，我不让告诉你，怕你上火，你那个病不能上火。我好多了，能吃能睡，还不耽误画画，画了不少，有空你来北京看看。”

　　我知道，二姐身上，充满着艺术细胞，二姐不仅喜欢文学，能写一手好字，还能歌善舞，爱好画画。从中学到大学，二姐一直都是学校演出队的队员。二姐的嗓音好，舞姿也很优美。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个普通的并没有什么艺术传承的庄户人家，怎么会出了二姐这样的极有艺术天赋的孩子。

　　小时候，二姐常会带回一些小人书给我看，还常常修改我的作文。初中时，二姐给了我一个她自己都舍不得用的硬壳本，前有毛主席和斯大林画像，我便用这个本子做了日记本，可惜的是，不知何时，日记本莫名其妙丢失了，让我伤心了很长时间，却也未敢告诉二姐。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夜晚开窗纳凉。半夜时，猪饿了，跳上窗户，将我的书叼到猪圈撕扯。那些书里，有二姐借来的《叶尔绍夫兄弟》等。二姐知道后，见我一副闯了大祸要挨骂的样子，大笑起来，说：“真逗，没听说猪还愿读书，读到了肚子里。”

　　二姐喜欢唱歌，每每有了新歌，便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冬日里，我们挤在炕上，煤油灯下，我一边看书，一边听二姐和三姐小声地哼唱，心里便洋溢着宁静和舒畅。最爱听的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那旋律很长时间在脑海中回荡，“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很美的一幅画面。

　　艺术总是相通的，二姐的绘画，是与生俱来的那种，没有老师，完全是自己模仿琢磨。那些课本封面、作业本的角落上，常常有一些寥寥数笔却极为逼真的小品：海浪在翻腾，海鸥在飞翔，小草在生长，梅花在开放，鹿儿在奔跑……

　　因为种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姐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一直到退了休，才又重新拾起画笔。二姐的画经常在小区里展出，甚至参加区里展览。那次在二姐家，二姐拿出一幅画，说送给你，看喜欢不？画上白雪皑皑，正在融化，潺潺溪流顺涧而下，雪水溪流衬托着岸边静静的白桦树，好一番恬静唯美的意境。我说　：　“二姐，我只知道你会画画，没想到你画得这么好。”二姐说：“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哪，你以为你二姐只会看孩子做饭哪？快快，在上面提个字，咱姐弟来个书画组合。”

　　忆不完的往事，道不尽的姐弟情。人哪，长相见的时候，不觉得存在的重要，一旦别离，且注定永远，方觉得那种不忍的逝去再无复返。其实，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注定。朋友也好，亲情也罢，你生命中遇到的人，皆为缘分使然。有缘，才会遇见；无缘，遇见不会相识！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生路程，让我有着这样的父母，如此的姐姐们。亲情给了我生命与温暖，教会我做人，懂得感恩，变得坚强和成熟。生命的镌刻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