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日益重用外戚，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刘向就是认识最深刻的一位大臣。他向汉成帝提出，君主失去“御臣之术”，让大臣独揽权柄、把持国政，必然导致国家危亡。尤其是王氏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朝廷必然造成危害。汉成帝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但他没有采纳刘向的主张，为西汉王朝埋下了隐患。《资治通鉴》卷三十记载了刘向的主张，十分中肯，可惜汉成帝没有采纳他的主张。原文如下

　　孝成皇帝上之上阳朔二年

　　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张忠卒。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刘向谓陈汤曰：“今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遂上封事极谏曰：“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硃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皁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圣思！”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秋，关东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是岁，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孝成皇帝上之上　阳朔二年

　　春季，三月，大赦天下。御史大夫张忠去世。

　　夏季，四月丁卯日，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当时王氏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各郡、各封国的太守、国相以及各州刺史，都出自他们的门下。五侯（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的兄弟们竞相追求奢侈生活，各地进献的珍宝财物，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送来。他们都通晓人情世故，喜欢结交士人、供养贤才，竞相拿出钱财施舍，以此互相攀比；门下宾客盈门，到处都在为他们宣扬名声。

　　刘向对陈汤说：“如今灾异频发，而外戚王氏的势力日益强盛，长此以往，必定会危及刘氏的江山。我有幸作为刘氏宗室的旁支，几代蒙受汉朝的厚恩，身为宗室老臣，先后侍奉过三位皇帝。皇上因为我是先帝的旧臣，每次进见，都对我以礼相待。我如果不说话，还有谁该说话呢！”于是刘向呈上密封的奏章，极力劝谏道：“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却常常陷入危难；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却常常走向灭亡，这都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造成危害的。所以《尚书》说：‘臣子擅自作威作福，会祸害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俸禄不再由王室颁发，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危亡的征兆。如今王氏一族，乘坐红色车轮、华丽车驾的有二十三人，身穿青、紫等显贵服饰、佩戴貂尾蝉纹冠饰的人布满朝廷，像鱼鳞一样排列在君主左右。大将军执掌国事、独揽大权，五侯骄奢僭越、气焰嚣张，一起作威作福，独断专行、随心所欲；行为污秽却假托治理之名，心怀私心却依托公家名义，依仗皇太后的尊贵地位，凭借甥舅的亲情，树立自己的威严。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掌管国家中枢要害，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人得到提拔，触犯他们的人遭到诛杀伤害；游说之士为他们宣扬，执政大臣为他们说话。他们排挤打压刘氏宗室，削弱公族的力量，对有才智的人，尤其加以诋毁、不让其晋升；疏远隔绝宗室成员担任要职，不让他们在朝廷官署任职，担心他们与自己分权；多次提及燕王、盖主谋反的旧事，来迷惑皇上的心思，却避讳提及吕后、霍氏专权的典故，不肯正视历史教训。他们内心有管叔、蔡叔叛乱的苗头，表面上却假借周公辅佐王室的言论，兄弟占据重要职位，宗族盘根错节。从上古到秦、汉，外戚僭越显贵的程度，没有像王氏这样的。事物发展到极致，必定会先出现异常的变化，作为当事人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上有石头自动立起，上林苑中有枯柳重新发芽，随后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棺木的梓木柱上生出枝叶，繁茂地伸出屋顶，树根深入地下，即使是石头自立、枯柳复生的异象，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形势上两大势力不能并存，王氏与刘氏也终将不能并立，如果下面的王氏有泰山般的安稳，上面的刘氏就会有累卵般的危险。陛下作为先帝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统转移到外戚手中，自己沦为地位低下的皂隶，即使不为自身考虑，又怎能对得起宗庙！妇人本应偏袒夫家、疏远母家，如今这种局面，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把大权交给舅舅平昌侯，正是为了保全他。明智的人会在无形之中招来福气，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将其消除。陛下应当颁布诏书，发布仁德的诏令，亲近宗室，信任并重用他们；罢黜疏远外戚，不授予他们政权，让他们都辞去官职回到府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优待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是皇太后的心意，也是外戚的福气。这样王氏能永远留存，保住爵位俸禄；刘氏能长治久安，不失去社稷江山，这是褒奖和睦内外亲族、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的长远之计。

　　如果不采取这个计策，春秋时田氏代齐的局面会在今天重现，晋国六卿专权的祸患一定会在汉朝发生，成为后代的忧患，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恳请陛下深思！”

　　奏章呈上后，天子召见刘向，为他的心意叹息悲伤，对他说：“你暂且回去吧，我会考虑这件事。”　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秋季，关东地区发生大水灾。八月甲申日，定陶共王刘康去世。这一年，改封信都王刘兴为中山王。

　　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可以领悟到其中蕴含的道理。权力制衡是国家稳定的核心。刘向指出，君主失去“御臣之术”，让大臣独揽权柄、把持国政，必然导致国家危亡。王氏一族垄断官职、结党营私，打破了权力平衡，这是西汉后期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印证了“权力集中于一人、一族，必生祸乱”的政治规律。

　　外戚专权是王朝的重大隐患。文中以吕后、霍氏专权的历史为鉴，强调外戚凭借亲缘关系僭越显贵、干预朝政，会直接威胁宗室统治。王氏“宗族磐互、僭贵无匹”　的局面，揭示了外戚势力过度膨胀对皇权的冲击，是古代王朝兴衰的常见教训。

　　宗室与皇权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刘向主张“援近宗室、黜远外戚”，核心是维护刘氏宗室的核心地位。宗室是皇权的天然屏障，外戚是皇权的潜在威胁，二者的平衡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存续。削弱宗室、纵容外戚，最终会导致“国祚移于外亲”，动摇王朝根本。

　　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智慧。刘向以“物盛必变”“灾异示警”为依据，劝谏汉成帝在祸患萌芽时及时调整政策（罢外戚、任宗室），体现了“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的治理思想。古代政治家强调通过预见性举措化解危机，避免小患演变为亡国之祸。

　　君主的决策能力决定王朝命运。汉成帝虽认同刘向的劝谏，却　“终不能用其言”，反映出君主昏庸、优柔寡断时，即便有贤臣进谏、有正确的治国之策，也无法挽救王朝颓势。君主能否坚守权力底线、平衡各方势力，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