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我家住的南门舒家巷口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院，这就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冷欣的老家。在冷家大院青砖黛瓦马头墙根下，有一株老腊梅树，是何人何年何日栽的，我不知道，父亲也不知道。父亲小时候这棵腊梅树就有了。这株老腊梅树，平时没怎么打理，任由风来吹，雨来打，不张扬，不喧闹，像是守护神一般守护着这份静谧与安详。只有寒冬腊月前后，树枝才会在不经意间，破冰而出，热热闹闹地伸展开来，枝叶愈发茂盛，星星点点淡黄色的花蕾，绽放出阵阵奇异的清香，穿透了季节的寒冷，给人以温暖和希望。此时，就有一些过年的味道了。

     过年，在越来越淡的年味中已经有些遥远，甚至没有太多的期盼。可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但一切又都是那样鲜活。

    小时候，心里总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时可以放鞭炮；可以吃到平常难以吃到的美味佳肴；可以穿新衣；可以收到崭新的“压岁钱”；可以不做作业；可以看到满街张灯结彩；还可以看大人们喜行于色、来来往往忙着过年……

    谢天谢地，大年三十总算来到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丰盛的菜肴摆上了桌，有平常吃不到的红烧肉、红烧鱼、肉元酱蛋、香肠、春卷等等，馋得我直流口水。依照过年习俗，父亲带着我到门外点燃了“封门”鞭炮。鞭炮一响，就是向外告示，我们家的年夜饭开始了。 

    全家人欢天喜地吃好年夜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父亲会从箱子里取出给我们的礼物，这才是最让人激动的“年”。瓜子、花生、柿饼、糖果、鞭炮，都是由父亲按人头分的。我们拿到这些宝贝之后，都会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轻易舍不得用。特别是大白兔糖，给了我们最初也是一世关于“甜”的全部理解，至今仍顽固地主导着我的味觉，好像除糖外，其余的甜都不正宗似的。

     父亲发完了过年礼品后，一家人又会在堂屋的电灯下，围坐在大桌旁，各自动手，搓糖团，兴化人俗称“搓元子” 。这是一次全家人共同参与的集体性活动。

     在搓糖团之前，母亲要进行一件重要的准备工作——和米粉。米粉，是进入腊月后母亲早就精心准备好的，预备着过年时用，最重要的便是大年三十晚上。这米粉是饭米(里下河地区的人们平时煮饭用的稻米，多为籼米，较糯米黏性差)和糯米混合而成，和米粉时得考虑其黏稠度。母亲在和的过程中，精准地拿捏好水的分量，因为水的过多、过少，皆不能和出米团(米粉和到一定程度的形态)的最佳状态。和米粉的高手，往往讲究的是米团的软硬度、黏稠度都要达到最佳。说得玄一些，和米粉者必须掌握米粉的性子，要知其根底，是吃水多，还是吃水少，不是仅靠现场看瓷盆里的米团是烂了还是硬了。这点儿名堂，当然是难不倒母亲的。多年的厨房经验，母亲早已练就这方面的高手，每年都是她想方设法备下这过年用的米粉。这米粉，用的是多少饭米多少糯米磨碎而成，配比多少，都在母亲肚子里装着呢！用兴化人的说法，“一肚子数”(兴化熟语：心里十分清楚的意思)。和起米粉来，当然得心应手。

       母亲会把烧好的开水倒在米粉里，并掌握好了水的适量，当然，一定要是开水，水不开，米粉的黏性揉不出来。然后母亲就开始揉米粉，跟北方人揉面一般，母亲不停地揉了起来。这时，粉末状的米粉渐渐被揉压在一起，成了一个粉面疙瘩，周围只有散落的碎屑，再一点点把碎屑也揉进米粉团里。揉好后，母亲会盖上干净的毛巾或布，让米粉团醒一会儿。 等米粉团醒好后，母亲又继续揉，然后从米粉团中捏掐出一个个小米粉团，再把小米粉团搓成拇指粗细的长条，然后再掐出一个个更小的团，把小团搓成比小拇指还细的细条，再掐摘成一个个细疙瘩，便可搓糖团了。

       等到母亲把和好的米团端到堂屋的大桌子上时，一家大小都围拢过来，共同完成一件最最重要的工作: 搓糖团。

       过去搓糖团，为了省事，人们通常搓好五六条甚至更多的细米粉条，码好后，拿菜刀切成细块，然后把细块搓圆便可，比掐摘快捷方便。大人搓糖圆，通常一个手掌里放上五六个细米粉疙瘩，一把便可搓成五六个小糖圆。小孩常见样学样，但手掌小，往往搓圆了这个却挤扁了那个，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粒粒搓，最多两三粒一起搓。

      糖团的原料只有米粉，但吃糖团时，通常要加些红糖、黄糖或白糖，以使碗里的糖圆味道甜美。江淮人口味偏甜，在过去物质匮乏时代，甜更是幸福生活的象征。这时，母亲又拿出糖罐子、芝麻罐子，准备做搓糖团需要的馅儿。糖团的馅儿，在我们家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放糖包的，多为红糖馅儿；另一种是将芝麻捣烂成粉末状，和红糖混在一起，制成芝麻红糖馅儿。这芝麻红糖馅儿，比起红糖馅儿，更多一层芝麻香。我们家包糖团，有趣的是我们姐妹仨，总是要比试包糖团手艺的高低，有意在自己包的糖团上做记号，好在第二天早上母亲下糖团时做个仲裁。

      一盏灯照着，一家人团团地围着，开心地说笑着，并不影响手里包糖团的活儿。这便是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光。包着包着，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沸沸扬扬，飘飘荡荡。不用多会儿，白了天，白了地，百了树杈，白了街巷。父亲朝门外望了望，说:“这是瑞雪，好着呢。”是啊，瑞雪兆丰年。百姓人家，能盼上一个好年景，比什么都重要。

       快到子夜十二点的前几分钟，各家各户，不约而同地点燃事先绑在竹竿上的大红卷鞭，一时间内大街小巷鞭炮齐鸣，焰火冲天。紧接着，每家每户由一个掌家的人端着祭品，虔诚地走出大门，在门外开始“出方接神”——财神、福神、喜神。这一夜，一家人通常一夜不睡，欢欢乐乐，一起守岁。

初一凌晨，是大街小巷放鞭炮最多的时刻，也是我们这帮小家伙最兴奋忙碌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早饭就是包子和糖团。当蒸包子、下糖团的时候，家家户户就会燃放提前准备的最长、最好的鞭炮。由于邻居人家早饭的时间差不多，巷子里的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我们守在家里就能判断出谁家的鞭炮响，谁家的鞭炮响得时间长，谁家的大鞭炮多。

       蒸包子、下糖团放鞭炮的仪式感总是很隆重。一家之长的父亲先上香明烛，再打开大门，谓“开财门”。母亲在厨房里烧开水、蒸包子、下糖团，端着蒸好的包子和糖团，冲着外面长喊一声:“点炮！”，外面的父亲就像听到部队首长的命令一样，马上分秒不差地捏着点燃的烟头，把地面上铺好的鞭炮点燃。平时父亲不抽烟，过年时为了放鞭炮，会破例点一根香烟。

      为了防潮，鞭炮都是提前晒好的。打开像锅盖一样的红色包装纸，长长的鞭炮排放在地上，像一条赤龙蜿蜒伸展在云里。炮捻点燃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还不时夹杂着几个冲天炮，发出沉闷的“嗵嗵嗵”声。我在旁边捂着耳朵，眯着眼睛看着噼里啪啦燃放的鞭炮，闻着弥漫的烟火味，心里盘算着会剩下多少没爆炸的鞭炮，最好留几个大鞭炮。

       父亲敬神放鞭炮时，母亲也没闲着，她先给我们倒杯红糖茶，让我们吃点儿京果、云片糕之类。等到父亲放完了鞭炮，一家人围坐到大桌上喝茶吃包子、糖团。

还记得，那碗热腾腾的糖团们，圆滚滚、白胖胖的，在碗里轻轻晃动，用勺子舀起一个，轻轻地咬了一口。这糖团，咬在嘴里黏滋滋、甜津津。那米粉皮软糯而有弹性，仿佛在舌尖上跳跃，一股香甜的芝麻红糖馅料流淌出来，甜而不腻，恰到好处。那种甜蜜的感觉瞬间弥漫整个口腔，仿佛整个人都被温暖和幸福包围着。

      我总是狼吞虎咽地吃完包子和糖团，就急着要换新衣服。那时候为了避免弄脏过年的新衣服，孩子们吃过早饭才能换上新衣服、新鞋子。穿上了新衣新鞋，一个上午我跟着父母去七大姨八大姑亲戚家拜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长辈拜年，因为一定会有压岁钱可以拿，小手接过红彤彤的小红包，心里甭提有多开心了。平时不爱跟大人打招呼的我们，现在见了谁都不怕，因为总会有压岁钱塞进口袋。几天下来，俨然成了个小富翁。

      依照过年的规矩，大年初一早晨，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仨先去祖父母家拜年。印象中，祖父母家堂屋里安了张八仙桌，桌面和桌子周围已扫除一新，椅子上还搭了两块带背的坐垫，等老人们在太师椅上坐好，一家人在地上站齐全，拜年的仪式开始了。这个仪式就是让家里所有的孩子，依次上前给长辈叩头。事先教好的吉祥话说完了，一个个的头叩过去，老人们才从怀里掏出备好的压岁钱，根据孩子年龄的大小，有的三毛，有的两毛。收到压岁钱的孩子高兴地在房间里跳跃。

      记得我上了小学后，家庭拜年不拘形式，长辈们摈弃旧的拜年礼，不用孩子们磕头，只说些“祝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平安是福”等拜年吉祥话。父母亲则将压岁钱提前压在孩子们床上的某个角落里，让他们早上起来自己去发现，送给孩子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孩子们高兴了，大人的年也过得有劲头。这很像是西方的圣诞节。找到压岁钱的方式也不易，藏红包的地点是变着花样的。不仅压岁钱，几块糖，一本散发墨香的小人书，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孩子们的最爱。我小时候的压岁钱就是这么得来的。

       等家里长辈拜完年，还要到别人家里去拜年。记得，串门的顺序先是前后左有的邻居家，然后才是本家同族的亲戚。有不嫌繁文缛节，家里又有些积蓄的人家，还要给本支近亲的晚辈压岁钱，所以大年初一的孩子，都愿意逢人磕头，特别是见了长辈们。父母见到亲友邻里，要拱手同贺“拜年”“恭喜”“发财”“长寿”等吉祥语。这些礼节，看似烦琐，却蕴含着智慧，表达了老南大街人除旧迎新、祈福禳灾的美好心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着人们的恭敬心、谦和心，从而尊崇自然、敬畏神灵、感恩天地，而仪式感愈庄重，年的味道愈浓。

      从正月初一下午，我们在家里连面都不闪一下，早就跑出家门，在巷子里喊叫着自己的小伙伴，像一头头发疯的小牛犊，循着鞭炮声，咚咚地冲到燃放鞭炮人家的门口。

     燃放鞭炮的景象，既迷人又令人振奋。燃烧的炮条，像条火龙，哧哧地吐着耀眼的火舌，随着噼取中啪的爆响，五颜六色的火花，上蹿下跳，漫天的纸屑，随风散舞。我们的心思不在看放鞭炮，而是抢拾鞭炮。伙伴们都冒着滚滚呛人的浓烟弹雾，顶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在纷飞的纸花炮屑下，你争我抢，赶拾着失燃而掉落地下的死火鞭炮，连泥带纸屑往口袋里塞。往往是鞭炮还没响完，就有大胆的孩子们憋着气冲进弥漫的硝烟里，蹲在地上捡拾着没有炸的鞭炮。即使彼炮烟呛得直咳，被炮声震得耳朵发痛，我们也毫不畏惧。可是往往抓到手中的炮仗会死灰复燃冷不丁地炸了，这是大家既惧怕又觉得刺激的意外。经常有小伙伴的手指头被鞭炮炸得发黑，龇牙咧嘴地忍着眼泪，装作毫不在乎地说:“幸亏不是大炮仗，小炮仗，一点儿也不疼。”而被鞭炮炸得麻木发疼的小手，却不由自主地来回甩动着。

     有时在一户人家拾到了许多炮仗子，伙伴们就会咋咋呼呼地说:“这家的多，这家有。”大人们就会喜得合不拢嘴。因为他们相信小孩子的话是灵验的，大年初一的早上能得到这样的话，真的很是吉利。

     不等到这家把鞭炮放完，地上的死火鞭炮被我们拾得一个不剩，我们是决不肯离去的。抢抬完一家，又急奔另一家。直到每家每户都放完新年的鞭炮，我们身上的小口袋也都塞得满满的了。等到巷子里的鞭炮燃放得差不多后，我们才带着偃意的满足，就聚集在屋前院后，从口袋里掏出抬得的炮仗，一个个展放在地上，进行一番比较，看谁拾到的炮仗最多，谁捡到的炮头最大。优胜者，自然是得意洋洋,眉开眼笑。劣败的，也不失意难过，照样开心高兴。

     我们燃放拾来的炮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通常的一种是把炮仗单个放在地上，用点燃的香或草纸去点放。被点燃的引线，马上会发出哧哧的响声，并闪发着火星，随即啪地爆炸开来。这种放法我们叫它“就地爆炸”。由于这种玩法太简单，缺乏刺激，我不多用。我喜欢玩“燃大花”和“炸碉堡”。“燃大花”的玩法，是将一把炮仗一个个对截弄破一个缺口，不能让炮药漏掉，然后找块平坦的地面，把这些炮仗缺口对缺口逐一排成一个小圆圈，圆圈中间放些炮药和炮引，炮引要与某个炮仗有连接，点着了中间炮药和炮引，会发出哧嚓一声爆响，并向周围的炮仗炮仗散射火花。周围的炮仗被射来的火花点燃，立即呼哧呼哧地喷着火花，或呜鸣呜地怪叫着，在地面上蹿来跳去，打着旋转。到了夜晚，还看见一个个燃烧着的炮仗炮仗打着旋转蹿跳，旋蹿过处，会呈现一串串五彩缤纷的火花，近看，像一条跳动的火蛇；远望，如一串串光彩夺目的珠链。有时,燃烧的鞭炮，还会乘你不备，呼哧一声向你飞蹿过来，把你吓得哇哇大叫，慌忙躲闪。

       这种有趣的“燃大花”情景，常常令我们高兴得欢呼雀跃，快乐无穷。“炸碉堡”是把炮仗埋在泥上中，或装在玻璃瓶里，让炮引露在泥上或瓶子外，再用香火去引爆。炮引一经点燃，就会哧哧地喷着火星，随后轰隆一声, 把泥土掀飞或把玻璃瓶炸碎，泥沙或碎玻璃随之飞射四周，啪啪地摔落地上。这种放炮仗法虽然危险些，但我们都觉得挺好玩,挺过瘾。

      正月里，我和伙伴们一直处于兴奋的玩耍。当时,我们最喜欢到沧浪河对面南岸的任家垛晒稻场上，去玩捉迷藏、推铁环、抖空竹、放风筝。如遇上雪天,也玩堆雪人、打雪仗,用筛子捕捉麻雀。特别是抽“蒋秃头子”(陀螺),我们最来劲。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蒋秃头子”代表坏人,毛主席代表好人。因此,只要“蒋秃头子”不倒,我们就使出浑身解数,坚持抽下去,直到它摇摇晃晃,躺在地上不能动了才肯罢休。回到家后，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耳畔仍然回荡着叫喊的声音，嘴里梦呓着还吆喝起来：哎嗨哎嗨哎嗨，使劲掼呀！……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蒸年糕，搓糖团、打灯笼、放鞭炮。”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首儿歌。小时候过年的规矩，年是年，礼是礼。这就是年味，它代表着一种简单且充满烟火气的幸福。也只有年味，过年就成了孩子们一年中最快乐、最逍遥自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