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再次记载了关于选人问题的有关事件。汉元帝在选人和对有功之臣的奖赏，突出了权衡轻重、因事制宜，而不拘泥于先例。原文如下：

　　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夏，四月，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悦论曰：成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贵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于是汉元帝下诏书赦免甘延寿、陈汤的罪过，不予追究，令公卿大臣商议对他们的封爵事宜。参与商议的大臣认为应当按照军法中“捕斩单于”的规定进行封赏。匡衡、石显却认为“郅支单于本是逃亡失国之人，在边远之地盗用单于名号，并非真正的单于”。元帝援引安远侯郑吉的旧例，打算封给二人一千户食邑；匡衡、石显又极力反对。夏季四月戊辰日，元帝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关内侯爵位，二人各赏三百户食邑，另外加赐黄金一百斤；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此后杜钦上奏疏，为冯奉世先前攻破莎车的功劳申诉求赏，元帝认为这是先帝时期的事，不再追录封赏。杜钦，是前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

　　荀悦评论说：如果成就的功业与道义值得封赏，那么追录先前的功劳是可行的。《春秋》的要义是，鲁文公拆毁泉台就加以贬斥，鲁襄公废除中军就予以褒扬，皆是根据事情是否合宜而定。假托皇帝诏令行事，是先王极为慎重的事，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做。如果假托诏令的情节严重但功劳微小，治罪是合适的；假托诏令的情节轻微但功劳巨大，奖赏是合适的；功劳与过错相当，作罢即可。权衡事情的轻重，再做出合宜的处置。

　　起初，太子刘骜年少时喜好儒家经书，心胸宽厚、行事谨慎；后来却喜好饮酒，沉迷宴饮作乐，元帝认为他没有才能。而山阳王刘康有才艺，其母傅昭仪又受元帝宠爱，元帝因此常常有意立山阳王为太子。元帝晚年多病，不再亲自处理政事，唯独喜好音乐；有时在宫殿殿下设置小鼓，元帝亲自到栏杆边，投铜丸击打鼓面，声音恰好符合严鼓的节奏。后宫妃嫔和身边通晓音律的人，没人能做到这一点，而山阳王也能做到，元帝多次称赞他的才能。史丹进谏说：“世人所说的才能，是聪敏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正是这样的人。如果以丝竹鼓乐的技艺来衡量人，那么陈惠、李微的才能比匡衡还高，难道可以让他们做丞相吗！”元帝听后默然失笑。

　　这段文字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功过赏罚的核心是权衡轻重、因事制宜。汉元帝对甘延寿、陈汤矫制伐郅支的处置，以及荀悦的评论，均点明赏罚并非死守教条，而是要结合事实施行。矫制本是违制，但因功大而赦罪封赏，体现“功过相权、合宜为要”的治理原则，这也是《春秋》所倡导的经权之道。

　　人才评判的标准应重根本、轻末技。汉元帝因山阳王善音律而偏爱，史丹的谏言直指核心，治国之才的关键在学识、德行与治世能力，而非音律、技艺等旁技，这一观点对选拔核心人才仍有借鉴意义，避免因偏长忽视根本素养。

　　君主行事当明辨公私、坚守大节。汉元帝因个人宠爱（傅昭仪）和个人喜好（音乐）而动摇储位，反映出君主易被私情、私欲影响决策的问题，而史丹的直谏，也凸显了近臣在匡正君主、坚守礼制与人才标准中的作用。历史功过的认定具有时代边界，亦有价值取舍。汉元帝以“先帝时事”拒绝追录冯奉世的功劳，体现了政务处理中对“时代归属”的界定，同时也反映出封建时代赏罚的主观性，而背后仍以“是否合于当下治理需求”为潜在标尺。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