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这辈子没去过多少远地方，却从老支书的书筐里，从村口老槐树下的闲谈里，记住了三个名字：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不是什么金碧辉煌的都城，不是什么商贾云集的码头，却是苏轼苏老头儿，一辈子最沉的三个落脚地。俺总觉得，这三个地方，就像三粒种子，落在了苏老头儿的人生里，也落在了咱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开出了最豁达的花。

　　最先记住的是黄州。老支书说，苏老头儿这辈子，最苦的日子，是从黄州开始的，也是最亮的日子，从黄州开始的。那会儿，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这荒僻的地方，没官做，没俸禄，一家人挤在破旧的临皋亭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可苏老头儿没叫苦，没叫屈，反倒像咱村里的老农一样，扛起锄头，走到城东的东坡，开荒种地。春种秋收，汗滴禾下土，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俺想，那会儿的苏老头儿，一定和咱村里的老把式一样，看着自己种出来的庄稼，心里踏实得很。

　　黄州的日子，是苦的，却也是暖的。苏老头儿在这儿，煮出了东坡肉，那肉肥而不腻，香飘十里，成了咱中国人餐桌上的经典。他在这儿，和渔樵江渚上的百姓交朋友，听他们讲江上的故事，讲田里的收成。月明之夜，他泛舟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老支书说，那些文字，就像黄州的江水，浩浩荡荡，却又温柔绵长。俺不懂什么大道理，却觉得，那会儿的苏老头儿，一定是把心里的苦，都煮进了东坡肉里，把心里的亮，都写进了文字里。黄州的土，养了他的身，也养了他的心。

　　后来，苏老头儿被贬到了惠州。惠州比黄州更远，更偏，在岭南的烟雨中。有人说，岭南是瘴疠之地，去了就回不来了。可苏老头儿到了惠州，却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俺听了，心里直乐，这苏老头儿，可真豁达。他在惠州，没闲着，没抱怨，反倒和当地的百姓一起，修桥补路，种荔枝，挖水井。他看着满树的荔枝，红得像火，甜得像蜜，就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惠州的荔枝，甜了苏老头儿的嘴，也甜了他的心。他在这儿，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句，也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俺想，那会儿的苏老头儿，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惠州人，把惠州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官，不在乎自己住的房子是不是破旧，他只在乎，身边的百姓是不是过得好，身边的风景是不是美。惠州的雨，润了他的诗，也润了他的情。

　　最后，苏老头儿被贬到了儋州。儋州是最远的地方，也是最偏的地方，在南海的孤岛上。那会儿，他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却还要跋山涉水，来到这蛮荒之地。可苏老头儿没倒下，没绝望，反倒在这儿，开馆授学，传播文化。他把中原的文字，带到了这南海之滨；他把中原的礼仪，教给了这岛上的百姓。他在这儿，写下了《书传》《易传》，把自己的学问，留给了后人。

　　儋州的风，吹白了他的头发，却吹不弯他的脊梁。他在这儿，把蛮荒之地，变成了有书声的地方；把孤苦之地，变成了有温暖的地方。俺想，那会儿的苏老头儿，一定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献给了咱中国人。儋州的海，宽了他的胸，也宽了咱中国人的胸。

　　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方，三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苦。可苏老头儿，却在这三个地方，活出了三种境界，活出了最豁达的人生。俺总觉得，苏老头儿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文豪，他就是咱村里的一个老头儿，一个在异乡落脚，却能随遇而安，心里装着百姓，心里装着文字的老头儿。他的人生，就像咱村里的路，有坑坑洼洼，有坡坡坎坎，却总能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向光明。

　　如今，俺虽然没去过黄州，没去过惠州，没去过儋州，却能从老支书的书里，从村里的闲谈里，感受到这三个地方的温暖。俺知道，黄州的东坡，一定还长着绿油油的庄稼；惠州的荔枝，一定还红得像火；儋州的书声，一定还在南海之滨回荡。而苏老头儿，也一定还在这三个地方，笑着，走着，煮着东坡肉，写着动人的诗。

　　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名字，就像三盏灯，照亮了苏老头儿的人生，也照亮了咱中国人的人生。俺想，这辈子，要是能去这三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就知足了。去黄州，看看东坡的田；去惠州，尝尝荔枝的甜；去儋州，听听书声的暖。然后，坐在老槐树下，和苏老头儿聊聊天，问问他，什么是豁达，什么是人生？俺想，他一定会笑着说，豁达，就是苦日子里，也能吃出甜；人生，就是难日子里，也能走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