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人人都有七大姑娘八大姨，家家一大堆亲戚。红白喜事要走亲戚，过年过节要送节礼，这些都是半点马虎不得的事情。

　　妈妈的爸爸喊外公，外公的嫂子喊什么？各地有各地的叫法，反正我喊“大外奶奶”。每年春节、中秋节临近，母亲都会备上节礼，专程去看望大外奶奶。待到十月下旬，田里的农忙告一段落，大外奶奶就挎着箢子来我们家走亲戚。

　　腊八的头天晚上，大外奶奶守在灶台边熬腊八粥。一夜的小火慢炖，各种杂粮在锅内舒展、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没了彼此原来的模样。次日拂晓，那醇厚缠绵的粥香早早将我们唤醒。喝着香甜的粥，吃着暄软的馒头，就着老人家自己腌制的咸菜，热热乎乎得吃饱喝足后，我们便背着书包去上学。可等中午放学回到家，屋里早已没了大外奶奶忙碌的身影——过了腊八就是年啊，她是要回家过年的。

　　我七八岁那年的初冬，大外奶奶的孙子要结婚，我跟着妈妈去大外奶奶家喝喜酒，走亲戚。大外奶奶家住在铜山县铜山镇樵村。八十年代去樵村走亲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听父母讲：首先，要爬个很高很高的山岗；其次，要经过泰山营房。横穿营房，还要有街道开的介绍信。最后，翻过铁道线才能到达。

　　天刚放亮，妈妈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出发了。四十分钟来分钟后，我们到了泰山营房前的高岗下。妈妈载不动我，只能让我自己走。才走到一半，我的腿就酸得打颤，不肯挪步。可一想到大半年没有见的大外奶奶，立刻又有了劲，迈步继续往前走。到了山岗的顶部，妈妈也缓过了劲，我跳上车后座，侧身坐着，我们娘俩继续赶路。眼前只能看见路两旁的左一个山头、右一个山头，不紧不慢地往后退去。正看得入神，突然，我眼前视线一亮，挡视线的山头消失了。马路两侧，一侧是是高高的青山，一侧是深深的沟壑。泰山营房，到了。

　　离营房大门还有二十多米，妈妈就下了车，我也赶紧从后座上蹦下来，妈妈推着车子往前走，我如小尾巴似的紧跟在她身后。马路中间横着一个带刺的栅栏，栅栏靠沟的那一侧，立着个仅容一人的木头哨所，里面站着个背枪的士兵。看我们走近，士兵一脸警惕地迎上来，妈妈赶快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介绍信递过去，士兵仔细看察看了半天，才把信还给我们。然后，他把枪往后背了背，弯腰抬起栅栏，将我们放行。妈妈推车往营房走去，我心里有点紧张，紧紧拽着妈妈的后衣襟，蹭进了营房。

　　又骑行了二十分钟左右，我们来到了铁道边。我跳下车子，妈妈扛起自行车，带着我小心翼翼地翻过铁轨，终于，终于，樵村的屋舍炊烟猝不及防地撞进了我的眼里。

　　进了村子，妈妈一路走一路和乡邻们打着招呼。一个六十多岁的奶奶笑着冲我打趣：“城里的小妮，下乡走亲戚来啦！”又啧啧叹道：“到底是城里娃，就是白。”我羞得低着头往前走。一群村里的孩子围了上来，盯着我脚上新买的花布鞋指指点点的议论。我索性抬起头，冲他们笑笑，他们见状，又往前凑了凑，不一会儿，我们就混熟了，吵吵嚷嚷地一起跑去看新娘子。等下午回到妈妈身边，我那双崭新的花布鞋，早已成了沾满泥灰的“土布鞋”，免不了挨了妈妈一顿训。

　　二十世纪末，我结婚了。听父母说，去樵村的路打通了，再也不用爬高岗，更不必开什么介绍信。樵村周边也拆迁了，村头还建起了一座九州学院，大外奶奶家的日子好过多了。

　　2002年，大外奶奶病重，我和妈妈匆匆赶去看望。病魔无情，一年后，大外奶奶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2011年，弟弟买了辆小汽车。那年秋末，表哥家娶儿媳妇，我们仨开车去喝喜酒。一路风驰电掣，不过三四十分钟的光景，我们就来到表哥的家门前。一个大院，两层小楼，院子的边边角角种满了花草。楼上的平台，嗮满了金灿灿的稻子；红彤彤的辣椒。明艳的色彩太吸睛啦，让人挪不开眼。何须东　奔西跑去赏秋？这农家小院，不就藏着最热闹的秋光嘛。

　　前几日，表哥又打来电话，喊我们去他家玩。太好了，走亲戚去！莫等走不动，空留一腔思念，无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