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历来是执政者最为重要的问题。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安危兴衰，这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实例。《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记载了汉元帝时期在用人上的得失，说明对抗那些邪恶势力，应该坚守正道，这些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原文如下：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这一年，夏季寒冷，太阳黯淡无光，石显以及许氏、史氏外戚都声称这是周堪、张猛当权造成的灾祸。汉元帝内心器重周堪，可又担忧众人谗言不断，难以分辨真假。当时长安县令杨兴因才能出众得到皇帝宠信，还常常称赞周堪，元帝想让他辅助自己，就召见杨兴询问：“朝臣们对光禄勋周堪争执不休，都不认可他，这是为什么呢？”杨兴是个见风使舵的奸猾之人，他揣测元帝已经怀疑周堪，便顺着元帝的心意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中不被认可，就算在州里、乡里也没人信服！我听说众人议论周堪和刘更生等人图谋诋毁皇家骨肉至亲，认为他罪该处死；所以我之前上书说不能诛杀周堪，是为了让陛下维系对师傅的恩情啊。”元帝问：“那周堪究竟犯了什么罪该被处死？现在又该怎么处置他呢？”杨兴答道：“臣愚钝，认为可以赐封周堪为关内侯，赏给他三百户的食邑，不让他掌管具体事务。圣明的君主既不辜负师傅的恩德，又能妥善处置此事，这是最好的计策。”元帝听后，对周堪的疑心更重了。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起初凭借特立独行、刚强正直在朝廷闻名，多次冒犯皇亲国戚，在位的官员大多指责他的短处。后来他因在春夏时节关押审讯犯人，违背了时令礼法，被贬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的罪行，元帝认为诸葛丰理亏，就下诏给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先前和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朝为官时，还屡次称赞二人的美德。诸葛丰以前担任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季时令来整饬法令制度，反而专门施行苛刻残暴的手段来博取虚名和威势；朕不忍心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判，才调任他为城门校尉。他却不知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周堪、张猛，想通过告发他们来博取晋升机会，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言辞，宣扬的都是难以查证的罪名，肆意诋毁和赞誉他人，完全不顾自己之前说过的话，这是最大的不守信用。朕顾念诸葛丰年老，不忍心对他施加刑罚，就罢免他的官职，贬为平民吧！”元帝又下诏说：“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没有坚守忠贞诚信，朕怜悯他们而不予追究，又惋惜他们的才能没能施展，就将周堪降职为河东太守，张猛降职为槐里县令。”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是赞誉而后又诋毁，他的心思并非为了朝廷举荐贤才、罢黜奸佞，只是想勾结党羽谋求晋升罢了。他也和郑朋、杨兴是同一类人，哪里算得上是刚强正直呢！身为君主，要明察善恶、分辨是非，用奖赏来鼓励行善，用惩罚来惩治奸邪，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如果诸葛丰的控告属实，那么他就不该被贬黜；如果他是诬告陷害，那么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过呢！如今陛下对双方都加以责罚并弃置不用，那么善恶、是非到底该如何界定呢！

　　贾捐之和杨兴关系交好。贾捐之屡次抨击石显，因此得不到官职，也很少有机会进宫拜见皇帝；杨兴则刚刚凭借才能得到皇帝的宠信。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的职位空缺了，要是我能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推荐你，你立刻就能当上京兆尹。”杨兴说：“你下笔写文章，言辞精妙天下无双；要是你能担任尚书令，可比五鹿充宗强太多了。”贾捐之说：“要是我能取代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你出任京兆尹，京兆尹是郡国之首，尚书令是百官的根基，这样天下就能真正实现大治，贤士也就不会被埋没了！”贾捐之又一次抨击石显，杨兴劝他说：“石显如今正身居高位，皇帝信任重用他；你现在想要得到晋升，就得听我的计策，暂且顺着他的心意，这样才能入朝为官！”贾捐之于是和杨兴一起撰写举荐石显的奏章，称颂石显的美德，建议皇帝赐封他为关内侯，还举荐石显的兄弟入朝担任各曹属官；同时两人又一起撰写举荐杨兴的奏章，认为杨兴可以试任京兆尹。石显得知此事后，禀报给了皇帝，元帝下令将杨兴、贾捐之关进监狱，让石显负责审理此案。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欺诈伪善，互相举荐吹捧，企图谋取高官显位，欺骗君主，大逆不道！”最终贾捐之被判斩首示众，杨兴被判剃去头发、戴上刑具，罚做苦役。

　　臣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去对付邪佞，尚且担心不能取胜。更何况贾捐之用邪门歪道去对付邪佞，怎么可能幸免呢！

　　这段话蕴含的道理是，谗言可畏，君主当明辨是非：君主如果被谗言迷惑，不能分辨忠奸善恶，就会对错不分、赏罚失当，既挫伤贤臣的积极性，也会纵容奸佞小人，损害国家治理。看人观行，警惕投机之徒：诸葛丰、杨兴这类人，言行反复、见风使舵，他们的“刚直”或“赞誉”都是伪装，本质是为了谋求私利，并非真正忠于朝廷，识人应当考察其一贯品行而非一时言辞。以正道立身，邪术就难成事。对抗邪恶应当坚守正道，贾捐之本身意图投机，想用吹捧奸佞的方式换取晋升，再去对付对方，这种以邪制邪的手段，最终只会引火烧身。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