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教我认了不少车，“大奔”“奥迪”“尼桑”“老上海”“桑塔纳”“拉达”，我对它们价值的排名，只有模糊的认识，但肯定都比我家的“大绿皮”强——至少人家都是轿车，我家这个，只是一辆破“吉普”。

　　大绿皮四处漏风，顶棚是绿色的厚布，布和车身密封不严，窗缝、门缝也并不密实。一到冬天，就有冷风钻进来；它还颠簸，没有一刻不抖，尤其风大时，整个布顶棚拽着车身左右晃荡；还有就是非常吵，风钻进来的声音、车咣当的声音、发动机的轰鸣，使得车里人说话根本听不清。

　　总之，整个车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仿佛开快点就要散架。

　　当然，再破也是我家的，可以嫌弃，不妨碍珍惜。爸爱干净，每天都把自己拾掇得很利落，白衬衫立着领子，素气不油腻，清清爽爽。对车也是如此，但凡有一点时间，就不厌其烦的收拾。每天接送领导之前，都用抹布把车里细细的抹一遍，连棕色的脚踏皮革，都被擦出底色。阳光好的休息日，他会拎上两个桶子，把车身先过一遍水，再用干、湿毛巾擦，擦得仔细，排气管都擦得锃亮。我经常被爸抓壮丁——顶烦他的就是，擦车不是因为车脏，而是天气好，他还老嫌我擦得不够干净。

　　擦着费劲，但干净清爽的车，坐起来却舒心。无论领导、亲戚、朋友，谁坐我家车，都会由衷感叹爸的勤快，他便不拘束的爽朗地笑，我跟着一起与有荣焉。

　　爸单位的“头儿”不是一个人，大概有那么三四个，都会用车，具体当然也有个顺位，我搞不太清。爸偶尔接我放学，会去“头儿”们约着打麻将的地方等下班。他们玩一种北方规则，相比于常见的“推倒和”，更加复杂，也更有趣。我很快就学会了“数番”，会看“门清”“平和”“缺门”“断幺”等等，感觉比数学有意思多了。爸偶尔也会凑手玩一阵，输赢不大，我只有在他玩的时候才会偶尔说话，其他时候只看不说，不伸手，不看两家牌。“头儿”们都夸我规矩、听话，然后笑着给自己点一支“万宝路”，呛得我一阵咳嗽。

　　“头儿”们有正经工作的时候，爸就带我在单位的休息室等，那儿有张台球桌。爸打得不错——他做任何事都会找窍门，很快就会上手，用妈的话形容：“你爸骑自行车都能在同一条车道上，找到最不颠的那条路线，精着呢他！”

　　人少的时候，他也教我打几下，我姿势和“架杆”有模有样，打得水平却一塌糊涂。打完球，送完“头儿”，我们爷俩有时就在外面吃了。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吃“？大虾”，咂摸番茄酱的时候，把松动的牙嘬了下来。爸笑着接过，让我张嘴，看了一眼是上牙，在路过井盖时，将牙丢进下水道。

　　我喜欢坐在副驾驶，因为视线好。爸开得快，经常急刹车，把我看风景的脑袋，撞向挡风玻璃。安全带吗？显然不是我家大绿车具有的设备；坐后面的时候我也不老实，一次两手扒在前座背椅上，往前探头时，爸一个刹车，我就窜了出去，撞坏了控制台上的小电扇。空调吗？显然不是我家大绿车具有的设备。

　　撞得多了，我的右边额角就经常挂着大包，这大包和永远长不好的膝盖，以及经常蹭进自行车破掉的脚后跟，是我的三个“勋章”。

　　撞得最严重的一次，同样因为我出“幺蛾子”。那天我执意要在老姨家睡，结果留宿到半夜又想家，哭闹着非得走，爸妈只得开车来接。我们一家三口返回时，一辆大车闯红灯，斜刺冲过来！爸疯狂刹车，但还是撞到。我一头撞碎了挡风玻璃，额头上破了个口子，包也迅速鼓了起来。爸妈把我送医院包扎，所幸没什么脑震荡之类的严重症后果。妈心疼地说：“可别给我儿子撞傻喽。”自此，我都不再敢探身坐在前排了。

　　有次和爸一起出差，大绿车坏在了路上。之前它也偶尔罢工，但基本上爸打开机器盖捅咕捅咕，然后拿出一根Z字形的铁绿杠子，插进车头前，奋力地摇，它都能“吭哧吭哧”的重新启动起来。但那天无论怎么捅咕，怎么摇，大绿车都不愿意再启动。

　　我第一次看到爸也有无力的时候，父子俩都感到有些沮丧。

　　他说咱们俩走着去前面镇里找人修，我问有多远，他说得二里地。

　　我对二里地有多远并无概念，但有个数字好歹安心一些，于是陪他“轧马路”。

　　感觉走了好久好久，中间忍不住问了好几遍“还有多远”，爸就说“一里多”、“半里地”、“几百米”……但好像总也到不了。除了问话和回答，我和爸之间更多是沉默。

　　记得上幼儿园时，爸还没开上吉普，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我。他把我放在前梁上，把按车铃儿的权利给我，允许我根据情况“铃儿铃儿”地示警。路上他会教我背唐诗，一天一首，早上一遍晚上一遍，通常我就能记住。那时候我们的话还很多，现在却没了话题，尤其是他不喝酒时。

　　我忘了所有的唐诗，他则记不住我几年级。

　　到修理厂时，我已经累得瘫掉。修理厂用牵引绳把我家大绿车拖了回来，换了几个零件，很快修好，大绿车“吭哧吭哧”的又浑身颤抖地发动了。

　　我不知道那天是真的只有二里地，还是爸随便说了个距离。问他，他也忘记了。但无论是不是二里地，那都是我俩一起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