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在我们老家被称作藏（cāng）果。顾名思义，它是隐匿于地下的果实。或许很多人未曾听闻过这个独特的称谓，甚至在字典里也难觅其踪。然而，在我们老家山东阳谷，人们确实是这般称呼花生的。

　　花生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氨基酸，是一种美味且生态健康的食品。在物质丰饶的现代社会，人们想吃时随时都能购得。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它却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奢侈品，至少在我个人的记忆里是如此。

　　记忆中，我首次品尝花生是在六岁半那年。彼时，国家开始抑制小农经济，效仿苏联老大哥推行集体所有制，大力宣扬集体农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吃面包，喝牛奶”的幸福生活。于是，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农村先后成立了互助组和高级社。

　　当时宣传道，互助组宛如一叶扁舟，在时代的浪潮中难以抵御大风大浪；而高级社则如同一艘钢铁巨轮，再大的风浪也无法将其掀翻。此外，诸如“单干可耻，走集体道路光荣”之类的宣传话语，也如春风化雨般润泽着每一个农民的心田。

　　经过一段时间的舆论宣传，高级社终于宣告成立。农民的土地尽数划归集体所有，祖祖辈辈依靠单干为生的农民也都成了高级社的社员。高级社成立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尤其是年轻人。大姑娘、小媳妇一同下田劳作，挣取工分，庄稼成熟后依据工分的多少来分配粮食和财物。这便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年轻人在一起劳动时说说笑笑，倒也饶有兴味。当时，婚姻法刚刚颁布不久，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倡导婚姻自主。一些年轻人在集体劳动中互生情愫，他们勇敢地摆脱了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并在政府的支持下组建新的家庭，开始生儿育女，为战争之后共和国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那时，由于战争的摧残，人口数量锐减，国家提倡多生多育，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因此，诸如“生育光荣”“英雄妈妈”之类的宣传广为人知。

　　我的伯父徐化鲁，于1937年8月投身革命洪流。次年2月，荣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队长。此后，他在抗日征程中一路奋进，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团团长、先遣大队队长、后方司令部副司令员、泰山区副专员兼莱东县县长、鲁山专署专员等重要职务。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只要提及打鬼子的徐化鲁，可谓妇孺皆知。伯父足智多谋，于战火纷飞的战场之上，总能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智慧，制定出精妙的作战策略；他作战英勇无畏，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格，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战士的心中，深受战士们的敬重与爱戴。

　　当年，伯父徐化鲁麾下有一员爱将名为武中奇。武中奇对书法情有独钟，伯父对他关怀备至，呵护有加。这位武中奇，后来在中国书法界声名远扬，成为了著名书法家武中奇先生。他曾是我伯父的下属，于伯父麾下担任营长之职。

　　伯父说：“抗日战争时期，武中奇就对书法痴迷不已，经常利用部队休整的时间进行练习……他作战勇猛，书法技艺精湛，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十分看好他。”武中奇先生的书法流畅大气，自成一派。解放后，他成为了著名的书法家，这与他在战争时期对书法的锲而不舍有着莫大的关联。

　　作为伯父的下属，武中奇先生时常写字送给伯父鉴赏，只可惜战争年代，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未能保存下来。解放后，伯父在济南定居，父亲则带领我们全家迁居徐州。

　　我第一次见到伯父是在文革时期，那年我去北京，路过伯父家，得以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伯父。伯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慈祥儒雅的老者，个头不算高，脾气随和，全然没有传说中那般威严。若说他就是当年率领八路军战士“党聚民心，兵摧敌胆”的徐司令，我还真有些难以置信。

　　“九一八”事变前后，伯父徐化鲁、父亲徐化祥、叔父徐化愚三兄弟相继投身八路军，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据母亲所言，父亲最初在伯父的部队里当兵，后来因生活琐事与伯父发生了争执，离开伯父随军南下，这也是我们全家迁居徐州的真正缘由。

　　母亲说：“事后你父亲也颇为懊悔，凭借你父亲的资历和贡献，再加上你伯父的人脉关系与威望，倘若你父亲留在山东，他的职务定然不会比现在低。”母亲的这番话，现在想起来也算是对往昔之事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追忆吧。

　　叔父参军不久，便在一场惨烈的战役中不幸负伤。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无情地在他身上留下了伤痛的印记，无奈之下，他只得离开部队，黯然回到爷爷身旁。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陷入了无尽的困厄之中。

　　母亲每每提及叔父，总是感慨万千：“你叔父一生仅出过一次远门，便是去参加八路军。那是他为国家、为民族而迈出的勇敢一步。然而，双腿受伤后行动不便，他如同被命运禁锢在了家乡的一方天地，直至离世都未曾离开过。”

　　母亲神情怅惘，眼中满是怜惜与无奈，若有所思地缓缓说道：“你叔父伤残之后，脾气变得极端暴躁。或许是身体的伤痛与壮志未酬的苦闷，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煎熬。有一回，他与你婶子闹了别扭，竟抄起回家时携带的步枪就要开枪射击。若不是你爷爷阻拦及时，后果定然不堪设想，那将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你叔父一生未能给予你爷爷多少助力，一直依赖长辈生活。这于他而言，亦是心中难以言说的隐痛。尤为可悲的是，他从未享受过国家给予的待遇。但你叔父生性刚毅要强，即便遭遇重重困境，生活的重担如巨石般压在他的肩头，他也独自默默承受，从不言苦。你爷爷去世之后，他全凭一己之力支撑着家人的生计。真难以想象那几年他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熬过来的，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生活举步维艰。在那般艰难的环境下能够顽强生存下来，堪称一个奇迹，他的坚韧与担当令人动容。”

　　解放之后，硝烟散去，山河重整。父亲徐化祥从部队转业回归地方。然而，长期的战争生涯让他的健康状况欠佳，未能在地方上有显著的作为。他先后于敬安、利国农场担任场长之职。

　　彼时，国家百废待兴，面临诸多困难，人民生活贫困，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国家因此提出大办钢铁、大办粮食的口号，力图让人民摆脱饥饿的困境，走向繁荣富强。可以说，农场场长在当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岗位，肩负着保障人民粮食供应的重任。

　　1960年，命运再次对父亲露出了狰狞的面容，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无奈之下，他被调回徐州市城建局园林处工作，在九里山苗圃担任主任一职。在此期间，父亲长期卧病在床，频繁住院接受治疗。他在九里山苗圃仅仅挂着主任的虚衔，按月领取工资而已。

　　而叔父则因双腿伤残，一直留在家乡的农村生活，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就这样，徐氏三兄弟分居三地，各自在生活的浪潮中挣扎前行，彼此关系疏离，仿若陌生人一般。谁也没有拖累谁，亦未曾给予对方道义上的援助。这恐怕也是爷爷当初送三个儿子离家时所未曾预料到的。曾经，爷爷或许怀着对儿子们的期许与希望，送他们踏上不同的道路，却未曾想到，命运的齿轮会将他们带向如此不同的人生境遇。

　　我四岁那年，国家推行精兵简政政策，要求干部家属下放。为响应国家号召，母亲在父亲的劝说下，带着哥哥和我离开徐州，回到山东老家务农。据母亲回忆，此次回乡我们在家乡居住了两年。这两年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见证了从互助组到高级社的巨大转变。那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时代，走集体化道路的理念如春风般吹遍了每一个角落。这是我在老家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尽管当时年纪尚幼，对家乡的概念较为模糊，但走集体化道路光荣的理念却深深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之中，并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