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件流着泪记下的微笑，或者是一件含笑记下的悲伤。”——席慕容

　　危拱之是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的战士，她的事迹像赵一曼，刘胡兰，江姐一样让人刻骨铭心肃然起敬。

　　危拱之是黄埔军校第一代女兵，是创办中国革命红色文艺的第一个奠基人，创办第一个《红军杂志》《造反》报刋的创始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八十六周年。在这样一派祥和安泰的日子里，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长途跋涉，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红军战士，同时也要记住鲜为人知的，唯一的一位开除党藉，背着黑锅，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危拱之。

　　危拱之1905年出生于河南信阳一个破落书香门第，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一生靠教书为生，姐姐危淑元，姐夫是资深的革命家杨伯恺，外甥女杨洁。

　　1924年19岁的危拱之考入开封河南第一私立女子中学。1926年她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时的考官出了一个题目《你为什么参加革命》，危拱之答“现实生活中存在层层阶级压迫，农民种田而不得裹腹，工人织布而不能暖身，青年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望不到前途，妇女没有人身自由，我要参加革命，拿起枪杆子，将天下不平事，尽情打平。”考官对她的答卷十分滿意，不久危拱之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批女学员。

　　一个人的价值是他贡献了什么，而不是获得了什么。——爱因斯坦

　　1927年危拱之加入共产党，同年她与赵一曼、游曦等人组成200人的中央军校女生队，随中央独立师西征担负作战、宣传、救护的重任，战功卓著，被誉为革命武装先锋称号。

　　苏联有一首歌《一条小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他在冒着枪淋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牵掛，我要变成一只玲琍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身旁。在这大雪纷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进行，我要勇敢的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1929年危拱之和她的爱人张景曾一同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正在搞“肃反”运动，张景曾不满左倾机会主义残酷无情的“肃反”，被开除了党藉后又被秘密处死。

　　危拱之在河南省委任秘书时与时任省委书记张景曾并肩作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所以她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爱人是反革命分子，因而她也被定为“托派分子”开除党藉。

　　她也想向那玲琍的小鸟为她的爱人包扎伤口，而现实是她不但没有能力为爱人包扎伤口，并让她遭受了失去爱人，失去党藉的双重打击。“乱红如雨，不知来时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931年在肖劲光的过问下，危拱之恢复了党藉。1931年我党成立了中央大学，危拱之担任校党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与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成为红军史上第一个文艺团体的开拓者。她集编剧、导演、舞蹈、歌咏为一身，奔赴前线慰问红军，极大的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1932年左倾效仿苏联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当时与危拱之建立了恋爱关系的红军大学的教官郭化若被定为“托派分子”，组织上让她秘密监视郭化若，危拱之义正言辞的说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我相信他不是托派。为了拒绝保卫局布置给她的任务，她与郭化若终止了恋爱关系。保卫局非常恼火宣布把她永远开除党籍。她又一次失去党藉。

　　写到这里让我不禁想起她当年报考军校时的那段话：我要参加革命拿起枪杆子，将天下不平之事尽情打平！当她看到同志被冤屈时一定会以她赢弱之躯顶力抗争，去抱打不平，她坚守初心，决不苟且偷生。

　　1934年危拱之作为唯一的一位被开除党藉背着黑锅的红军战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时一共有32名女兵，一部分是首长夫人，她们有时能骑马骑骡子。蔡畅说：在女兵中只有危拱之没有骑过牲口。万灏痛心地说：“在长征中她是唯一开除党藉的战士，不仅如此，她在征途中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照顾伤病员和年老体弱的徐特立和董必武等同志，危拱之在长征中经受了生死考验，用实际行动证明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宋任穷回忆“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驼在马背上的口粮和生活用品也丢了，是危拱之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口粮，帮助我渡过难关。”

　　红军长征结束时，红一军政治部向党中央张闻天汇报了危拱之在长征中经受了革命的生死考验。毛主席指出：如果他们是坏人，又怎么肯陪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于是1935年危拱之恢复了党籍。

　　1936年党中央成立了《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担任社长兼导演。她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歌声嘹亮，舞姿优美。她编排了《水兵舞》《丰收舞》在苏区演出话剧《为谁牺牲》《杀上庐山》《智擒地主婆》等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时刻鼓舞军民的斗志。美国记者斯诺看过危拱之她们的表演，大加赞扬，专门采访危拱之，为她拍照，并且在《西行漫记》中进行详细的介绍。

　　1937年危拱之与毛泽民等人，秘密地完成了从上海到西安的国际救款的艰巨任务，由于过累她失去了五个月大的孩子。1938年危拱之担任河南省委秘书长，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家卫国》《保卫河南的妇女运动》等文章，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危拱之和书记刘子久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多次打退敌人进功。她亲自组建了《孩子剧团》奔赴平原大地宣传抗日。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危拱之反对“肃反”扩大化，当时他们用各种手段逼供迫使许多革命同志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危拱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以自杀抗议，所幸及时发现获救。后来周恩来出面说：“危拱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不久党中央迅速纠正了“抢救运动”中的失误。刘少奇代表组织对危拱之谈话，肯定她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贡献，鼓励她振奋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不久危拱之光荣地出席了党的“七大”。

　　1945年危拱之任赤峰市委副书记。1947年秋，日本侵略军败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鼠疫蔓延到赤峰，她身背药箱去疫区给病人打针送药，群众称她为救命医疗队长。

　　在敌机轰炸赤峰时，危拱之为了保护群众安全转移，故意引开敌机，自己跳上马车，朝群众的相反方向跑，并把车上的稻草点燃。在关键的时刻，她总是一次次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还的希望留给群众和同志。

　　危拱之由于在战争年代经历枪林弹雨，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摧残，可是她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吃简朴的饭菜，穿补丁衣服。解放后她是国家七级干部，生病住院被安排到单人间，她认为太奢华，要求住普遍的病房。

　　危拱之的一生虽多次蒙冤受屈，三次开除党藉，但她仍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她始终用模范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用自己的忠诚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