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经路大院里住着不少国外留学回来的大牌专家，他们穿衣戴帽、行动举止各异。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温文尔雅，没事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知道这都是父母单位的同事，和他们打交道也比较拘谨，见面也就是礼节性问候，不过有的专家却例外。

　　打牌

　　汪德晋，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中央卫生研究院卫生工程系主任，住在周教授对门。汪教授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稀疏但是老先生打扮却一丝不苟。上身穿花格衬衫，下身背带裤，脚上黑皮鞋，神气十足。汪教授有2个姑娘，在上大学，汪教授家由于没有和我们同龄的孩子，尽管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也没有什么交往，偶尔在院里遇到只是礼节性问候。

　　我和胖子在单元门口小花坛边打扑克，汪教授恰巧路过。当时，我和胖子都有一个毛病，学习上马马虎虎但是打牌却十分叫真，至于怎么出牌，出牌顺序，我们俩经常争论不休。汪教授看我们俩为出一张牌争的脸红脖子粗的不禁停下脚步问道：“小朋友，玩什么牌呢？”胖子头没抬的说“争上游”。“会玩桥牌吗？”他又问道。“不会”我和胖子一起答道。“我教你们吧。”也许汪教授看到我和胖子玩牌那个认真劲觉得“孺子可教也”不由分说把我和胖子拉到他家。

　　虽然汪教授家和胖子家住对门，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他家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放着一架钢琴，还有电视机、沙发，特别是紫红色的地板打着蜡，油光瓦亮能把人影照出来。我和胖子自惭形秽，不敢进屋。倒是汪教授十分热情，把我们拉进了屋子，然后搬茶几，拿牌一通忙活。

　　汪教授教我们打桥牌确实认真负责，一板一眼。他教我们“意大利叫牌法”，讲授时还穿插着英语，玩牌时不许喧哗、不许说话，连叫牌也要用笔写，叫牌用英语字母大写第一个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注明。汪教授打牌很绅士，打牌时给自己倒上一杯洋酒，嘴里还叼着雪茄烟。他抽雪茄烟很少吸进去，而是抽到嘴里就吐出来，满屋子雪茄烟味香飘四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我和胖子拿出来特供专家的“高级点心高级糖”。这种过年、过节才能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恣意享用，当时真让人回味无穷。

　　和汪教授打牌，东西可以随便吃但是得守汪教授的规矩，洗牌、发牌、计分由汪教授负责，每次1000分一局，绝不多玩。桥牌是四人游戏，我们是三人，有一个空家，叫牌时每人可以看空家4张牌。一旦叫成局或成为庄家，这副牌必须转给汪教授，由他来坐庄、主打。总是拿好牌，汪教授打的顺风顺水，春风得意，脸上荡漾的笑意，仿佛给他又带回几十年前的回忆，想必那时候他和他的牌友对局时，抽着雪茄，喝着洋酒，渡过一个又一个惬意的时光。

　　对此胖子颇为不满，不止一次的说：“汪伯伯，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庄打一次呢？”汪教授总是煞有介事的说：“小朋友学习打桥牌，如何叫牌是主要的，这是基础。牌叫好了，牌自然就会打了。”等汪教授过足了瘾，我们就该回家了。我曾经劝过胖子，我们都是为了不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汪教授为了过桥牌瘾，咱们不是为了吃汪教授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吗，其他的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胖子说：“他总是拿着好牌打，没一会就到1000分了，他过瘾了，咱们还没有吃过瘾呢。”于是，胖子和我开始动歪脑筋了。

　　后来再去汪教授家打牌，我和胖子开始玩坏了。叫牌时往高了叫，反正也不让我们坐庄，让汪教授宕牌。胖子心更黑，每当此时还怕汪教授宕的少，还要叫加倍。汪教授确实是一个高明的牌手，面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从容不迫，冥思苦想之后总能想一些办法减少损失，有时还能化险为夷，险中取胜。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我和胖子就不再到汪教授家玩桥牌了。

　　闯祸

　　陈学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学博士生导师。陈教授是西经路2号院最长寿的老专家，今年100多岁了，无愧于营养学泰斗的称号。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最后一个搬进西经路2号院的。陈教授搬来的时候，我和胖子正在院里抓蛐蛐。

　　那时候西经路2号院刚刚建成，院内到处杂草丛生，还没有清理完的建筑垃圾堆积在各个角落。当时抓蛐蛐就是为了斗着玩，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更没有视频游戏，我们唯一的玩具就是和大自然同歌共舞，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和大自然的游戏也对孩子的智育开发有着极大的帮助。

　　入秋以后，皓月当空，星光灿烂，秋虫呢哝，我和胖子要在院子里听“秋虫交响曲”。因为蛐蛐的种类很多，并不是任何一种蛐蛐都可以斗着玩的。我们要用心的听，从声音辨别蛐蛐的种类，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所在的位置，从声音辨别蛐蛐的是否强壮善斗。信息收集完成以后不能马上动手，记住蛐蛐在的大概位置，等到白天抓捕，因为好蛐蛐一般不藏在草稞里而是在砖头瓦砾之中。晚上翻动砖头瓦砾有时会遭到蛇、蝎子的攻击，毕竟西经路2号院就坐落在当时的荒郊野外。其次晚上光线不好，在抓蛐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损坏他的肢体，就是所谓蛐蛐不是“全须全影”了。抓住这种蛐蛐即失去了观赏性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当我和胖子按着昨天晚上标注好位置抓蛐蛐时，陈教授坐着一辆三轮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排子车进了院子。一看就是新搬来的住户，因为排子车上拉着不少生活用具，特别是排子车上还装着石膏像、油画、磁器之类的艺术品。我和胖子不再抓蛐蛐了，被这五光十色、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过去了。看了一会儿也看不出所以然，于是兴致索然。不过对于排子车拉东西还是第一次见，我不解的问道“胖子，这排子车是拉着走呀还是推着走？”胖子想了一会说：“不可能推着走，应该拉着走，这样肩膀能使上劲。”

　　我接着说：“不可能拉着走，排子车进院的时候，我看见师傅是推进来的。”胖子嘲笑我道：“甭犯傻，肯定你推不动，不信你照量照量。”我傻劲一上来，学着师傅的样子，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试着推了一下。排子车纹丝没动，胖子嬉皮笑脸的冲我做鬼脸，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赶紧找辙：“这车肯定是推的，只不过车太重，我推不动。你拉一下试试，同样也拉不动。”

　　胖子傲慢的走了过来，挎着拉带，双手握住辕把，向前拉去。真不含糊，车子竟然被他拉动了。车子动了几步之后，被一个小石头子垫了一下，整个排子车“打了天秤”。胖子一下被吊起一人多高，排子车尾部重重的碰到了地面，发出了磁器碰碎的巨响。胖子被吊在半空中哇哇乱叫，我一时也惊呆了，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胖子老道，他双手一松，从一人多高的空中掉了下来，摔了一个屁股蹲，然后爬起来就跑。他边跑边回头告诫我“别傻愣着了，还不赶紧跑。”

　　闯了这么大祸，我早就吓得六神无主，腿是一步也迈不开了，呆呆的站在那一动不动。等稍微缓过神来刚想动，一只大手抓住我后脖领子，高声喝道：“小兔崽子闯了这么大祸还想跑？”情急之下我不由自主的“出卖了朋友”，我喊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胖子。”“什么胖子瘦子的，我看你就不瘦，就是你。”工人师傅不由分说就把我揪到陈教授跟前。

　　陈教授听到响声马上就跑下来，但是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地鸡毛。尽管工人师傅把我带过来，他没有看我一眼，他眼睛一直盯着车上摔碎的器物。拿拿这个，摆弄摆弄那个，似乎在想着破镜重圆。工人师傅说：“先生，人我可给你拿来了，其他的可不关我事儿。”陈教授还在惋惜的看着这堆破烂，并没有抬头说：“人拿来了有什么用，这些东西再也搞不到了。放了他吧，何况还是一个孩子。”

　　这件事发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会“踩雷”上，因为陈教授和我们一个院住着又和我父亲一个工作单位，这要是传到他耳朵里，闯这么大祸，不打死也得扒一层皮，幸好陈教授对此事只字未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对不起陈教授，那一车东西姑且不论是不是古董，就说是艺术品搁到现在也是价值连城的。

　　后记

　　60年代末期我离开了西经路2号院到东北当兵去了。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路过北京，领导给了我2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几年没有回来院子变化很大，我几乎认不得了。

　　大门的红色木头门换成了绿色铁门，门上有的地方油漆已经脱落，到处锈迹斑斑。院里，我们当初种的花草树木已经不见踪影，水泥花坛也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私搭乱建的平房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院内悄无声息，失去了昔日大人、孩子的欢歌笑语。整个大院像一个无人居住的城堡，秋风萧瑟，满目荒凉。

　　在楼房和私搭乱建平房之间的荒芜的空地上，长满了乱草，在秋风中随风摇曳。在这乱草丛中，我还看到了一支月季花，这可能是人们在拔除他们的时候，花种不经意撒落在这里，随即就被人遗忘了。尽管无人照料，花开的仍然绚丽多彩，无形中为西经路2号院添加一些浪漫情调，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在楼房与西围墙拐角处有一棵槐树没有被清除掉，可能他的存在没有影响私搭乱建。这是我和胖子种下的，记得那天种树我和胖子去晚了，受到了梁院士的批评。最后所有树都种完了还剩下一棵小槐树苗，因为我和胖子来晚了，梁院士处罚我们，让我们自己挖坑种这棵小树。胖子可不买梁院士的帐，当时就和他理论起来“我们就来晚了一点，也没有耽误种树，凭什么让我们俩种这棵树？”没想到梁院士理直气壮的说：“凭什么？就凭你们两个是少先队员，多种一棵树怎么啦？何况你们来晚了，让大伙等着，这事还没有和你们家大人说呢。”胖子不服，还要吵，我赶紧拉了拉他衣角悄声说：“跟“事妈”斗什么嘴，找个地儿，挖个坑，把这棵树种死得了。”于是我和胖子在院里犄角旮旯，挖了一个小坑把树种上了。没想到日后这棵树竟然长得枝繁叶茂。这么多年过去了，院里，在梁院士带领下种的杨柳、梧桐、花草全都灰飞烟灭不知何处了，只留下我和胖子种的这棵槐树。真是“无缘落木萧萧下，此处唯余一孤家。”

　　院里的住户大多数去了“干校”，没有什么人在这住，我家里也是空空如也，父亲去了干校，母亲隔离审查，姐姐下放劳动。一天以后，我准备离家归队了。刚刚出单元楼门口，迎面4单元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手拄着拐杖，一脸病态，弱不禁风。这是杨凤文杨教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肿瘤免疫形态室主任，也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住这个院的女教授之一。杨教授和父亲也是老相识了，1946年，父亲奉命到东北组建通化医学院时，杨教授就是那里的教授。

　　走近之后，她上下打量着我说“这是老洪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了。哦，还是解放军战士了。”我连忙答话：“杨阿姨好。”“好什么好，一身病，从干校回北京看病来了。”杨教授快人快语说道：“从部队回来看看，回来没有见着你父亲吧？他在干校呢，放心吧，他身体还好。我们两个不是一个连的，但有时还能见着面。大家还挺照顾他，没让他干重体力活，每天放两头牛。”

　　多年以后父亲提到在干校放牛的事总是情有独钟。父亲在文革前就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状，严重时走不了路，站不起来，夜不能寐，几乎不能工作了。看了名医，吃了好药，但是病情不见好转。大夫建议开刀手术，但是不能保证治好，只能保证延迟恶化的时间，如果不手术，病情进一步恶化会瘫痪在床上。到了干校父亲负责放牛，老牛似乎通人性，不到时间绝不让父亲歇着，拽着父亲满处瞎溜达，强迫他走路锻炼。就这样每天放着牛，睡着竹板床，腰间盘突出症竟然神奇般的治愈了。父亲不止一次的说：“这病能治好，“牛大夫”功不可没。”

　　杨教授看我低头不语又说：“哦，对了，家没人是不是需要点钱呀？”说着从兜里掏出4张5元纸币递给我。我兜里钱确实不多，回一趟北京怎么也要给战友们带点好糖、好烟什么的。可是我不能拿杨教授的钱，她回北京看病也正是用钱的时候。杨教授看出来我的窘态，接着又笑着说：“拿着吧，不用你还。我还有钱，住这院的就数你爸爸工资最低。”当时父亲是行政级十级，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大院里工资最高的。“你爸爸是技术干部拿行政的钱，亏了。”我有些释然了，接过杨教授的钱，说了一声“谢谢杨阿姨。”

　　我搀扶着杨教授离开了这个大院。走到了大门口，我又黯然神伤的向院内望去，这就是给我童年留下美好记忆的大院吗？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大院里的楼房依旧，这里曾经住黄量院士、梁晓天院士、周同惠院士、朱既明院士，一级研究员杨恩浮以及周启源、金大勋、周葆珍、陈学存、汪德晋、沈治平、张希仲等我国预防医学各个专业学术泰斗。他们的丰功伟绩，在我国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驾鹤西游了，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西经路2号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我懵懂儿时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