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日，山东纵队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２至５月进行第三期整军。２月，集总发布整军训令，决定1940年全军分两期再整理50个团，其中分配山东纵队７个团。苏鲁豫支队警卫营（欠1连）、苏鲁豫边区区党委警卫营和鱼台地方武装湖西大队合编为湖西大队。支队仍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全部扩编为3个营，每营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全支队9000余人。

　　1940年1月9日，国民党丰县当局撤销共产党员王效斌丰县常备队政训处主任职务，委任三青团骨干分子程守祥。同时，停发抗日人民武装每月2000元津贴，不供给柴草粮食。11日，“丰常”一大队各队队长、政工人员和“丰常”宣传队数十人拥向“丰常”总部，责问原因，并请求王效斌继续在政训处工作。当局负责人无理要求王效斌必须放弃共产党员的立场，否则坚持原论。

　　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除奸错误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二月）

　　（一）在残酷和紧张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面前，革命的一切敌人（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对于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不仅采取公开的逮捕破坏，而且还采用暗害的手段，派遣暗害分子，混入组织，伪装革命，利用党内某些弱点，来实行暗害，以遂其借刀杀人的毒计。这种暗害手段是极其阴险毒辣的，它不仅可以达到其屠杀革命者的反动目的，而且可以蒙蔽和欺骗群众，使一般群众对革命政党发生恶劣影响，丧失革命政党的威信。我党在这一方面，由于十年的斗争经验，对于这种暗害手段，虽然亦有深刻的认识与高度的警惕，但在抗战以后，许多地方新发展起来的党，由于斗争经验的缺少，干部幼稚，没有了解锄奸政策，便给了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机，来实行其借刀杀人的毒计。湖西肃托事件，便是这种暗害行为的一个证明。

　　（二）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地区（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我党我军的政治威望，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平反分子和日寇，则乘机造谣，挑拨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组织杆子会以反对八路军。这一悲痛的事件，虽在同年十一月，即为党的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所制止，但直到现在该地区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起来；群众的疑惧尚未完全消释；无辜牺牲者的冤屈，尚未昭雪；对于为王须仁所利用的负责干部（如四支队政治委员王凤鸣、区党委委员白子明），还未予以应得的处分。因此，中央认为有将这次事件向全党公布，而引起全党严重警惕的必要。

　　（三）反革命暗害分子这种阴谋，非常毒辣，非常阴险。但是，如果我党在各地的组织能够正确认识问题，正确把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湖西区没有能避免这种暗害，而上了敌人的当。因此，中央认为必须指出当地党的组织的错误，将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全党，提高警惕性，免受敌人的暗害。

　　1、中央认为此次错误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当地党与军队的领导人员，对于中国托派的反革命力量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主观地夸大了托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已有相当斗争历史的干部，不估计他们工作的表现，给以客观的事实的估计；另一方面则简单化、扩大化，把一切在工作上不好，生活上倾向腐化的分子，都看成是托派，单凭口供，任意拘捕，而隐蔽在党内的暗害分子如王须仁，则得乘机活动，伪装忠实，用一切方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计。

　　2、湖西事件的另一原因，是湖西地区党的组织在大量发展中，忽视了吸收党员的基本原则，忽视了严密党的组织，犯了拉夫主义的错误；因而混入了个别的托派分子和暗害分子，混入到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如王须仁混入湖边特委任组织部长）。这些人在平时便吹牛白马，阿谀逢迎，以便取得一些幼稚的领导者的信任，获得暗害革命党员与革命群众的机会。湖西边区党的负责人和军队的领导者都没有警惕到这一方面。军队的政治委员王凤鸣，把这些关系到人命的大事，完全推托在一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王须仁的身上，任其胡作乱为；对于该地区的忠实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如王文彬、张如、马霄鹏等），则勒逼口供，故意陷害。这恰恰是中了暗害分子的诡计。

　　3、军队领导者与地方党负责人之间，缺少政治原则的团结，甚至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明确了解，而造成彼此的不满，又不以党的方式提出解决；因此暗害分子也就利用这种空隙来进行其挑拨离间，进行暗害的阴谋。军队政委代替了和包办了地方党的锄奸工作，不信任当地党的组织，超越党的组织系统，任意妄为，是完全帮助了敌人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4、同时必须指出：湖西事件发生后，区党委和四支队始终没有向上级的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报告，这是极不允许的现象；而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在接到通知后，没有即时采取直接步骤，去解决这次事件，因而不能使这一事件立即停止扩大，也是使党受到损失的一个原因。这种处理迟缓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对自己的忠实干部信心不够，对反革命的陷害手段估计不足。

　　（四）对于这一事件的善后办法，中央有下列决定：

　　1、四支队政委王凤鸣，受暗害分子利用，竟然假冒中央名义，乱杀胡为，既不报告分局又不接受一一五师的制止，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法处判处徒刑。白子明受王凤鸣威胁，随声附和，应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

　　2、彻底调查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杀诸人，对于真托匪和暗害分子，应公布其罪状；对于无辜牺牲者，应在党内刊物上公布他们是被托派及暗害分子陷害的无辜牺牲者，并在党内召开可能范围的追悼会，以示昭雪。

　　3、对于被难者的家属的处理：第一，分别派人安慰抚恤。第二，关于处罚王凤鸣白子明的决定，应通知各被难家属并公布。第三，公布被难烈士之文件，应送给被难者家属阅读；召开被难烈士之追悼会，应请其家属参加。

　　4、对于被诬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这，基本上应当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成党内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按情节的轻重，给以分别适当的处分。估计到他们在湖西信仰已经失掉，应调到别处担任工作。

　　5、在湖西党内应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地审查干部，清洗内奸分子，保证党内的巩固。首先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在经过考验的可靠的党员手里。但严防以籍此大批清洗或造成清洗运动，引起党内的不安现象；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了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内奸分子。

　　6、中央责成山东分局，将此事件的经验教训，根据此决定写成简明的党内文件教育全党；并责成分局派专人去解决上述诸问题。抽派之人应向党内及被难家属申明，接受中央和分局命令来处理善后问题。中央这一决定希望全党传达讨论。在传达讨论时，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右的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奸细及暗害分子的斗争，另方面要反对左的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引起自己的惊慌失措，这四种倾向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