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冬天，我和姐姐踩着冻得硬邦邦的街巷，来到村前的石碾旁。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白天，姐姐跟着队里上坡挣工分。天刚蒙蒙亮，她就背着篓子，扛着铁锨出门。那阵子正是冬修水利的季节，村里的劳力都集中到坡里挖沟整地。中午收工回来，她会背回一些柴草，裤腿上溅满了泥点，鞋帮上也沾满了泥巴，额头上却冒着汗。娘给她舀了一碗地瓜粥，她端起碗，呼噜呼噜几口就喝完了，又抓起几个地瓜，狼吞虎咽往嘴里塞，像是要把一整天的力气都补回来。吃完，她只在炕沿上歪了一会儿，就又被队里的钟声催着上了坡。

　　傍晚收工时，她的手掌被铁锨磨出了水泡，钻心地疼。娘心疼的掉泪，她却总是笑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等煤油灯点上，她又坐到灯下，补那些被树枝挂破的旧衣服，手里的针线在布面上穿梭，像白天在坡里干活一样认真。

　　那几年，村里的几个跟姐姐同龄的闺女，一个个都远嫁外地。有的去了外地县城的村庄，有的干脆嫁到更远的煤矿附近，说是那边日子好过些，有白面吃，有细布穿。媒人也来过家里几回，说有个外县的小伙子，家里有几间砖房，还在公社里有个临时工的差事，只要姐姐愿意，就能过去享福。娘心里动过，悄悄抹过几回泪，说：“你要是走了，好歹能穿上件像样的棉袄。”

　　姐姐却只是低头纳鞋底，半晌才抬起头，说：“娘，我不走。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我就不信人一辈子能穷到底。”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是看着煤油灯，又像是看着更远的什么地方。

　　夜已经深了，村子被一层薄薄的霜气罩着，屋顶的茅草在月光下泛着灰白，像披了件旧蓑衣。远处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被月光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像一幅没画完的炭笔画。空气冷得发干，吸进肺里，带着一股土腥和柴火烟的味道，又凉又辣。

　　我们按照母亲的吩咐，要把半口袋地瓜干碾碎、碾细。明天早上，母亲要给我们做“地瓜豆”喝——其实就是一碗地瓜干糊糊。那时候，口粮还按工分和人头分，细粮少，粗粮多，地瓜干是一年四季的主食。谁家要是能顿顿喝上地瓜豆，就算是过得去的人家了。

　　月亮慢慢爬上来。后来越升越高，光也越来越亮，终于照亮了石碾屋，照亮了碾盘。说是屋，其实就是一圈人头高的土墙，中间空着，只在靠墙的一边放了些苞米秸秆，也好挡风。墙留了个豁口，方便人进出。墙外是一条被人踩得发亮的土路，路边稀稀拉拉长着几丛枯黄的草，草叶上结着细霜，被月光照得晶晶亮。石碾紧靠着队里的牲口屋和仓库，再往前，生产队的打麦场静静卧着，麦秸垛和苞米秸秆垛，仿佛一个个沉默的巨人，在月光下守着空荡荡的场院。

　　我和姐姐一推一拉。姐姐推着磨棍，身子微微前倾，像在跟石碾较劲；我在前头拉着，脚跟在冻地上打滑，脚冷，冷得我把脚尖往地上抠。我跺跺脚，跺得地面“咚咚”响，嘴唇哆哆嗦嗦着说冷。姐姐喘着气，却还是硬着嗓子催我：“快拉，快拉就不冷了。”

　　石碾吱呦吱呦地响着，仿佛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那声音不响亮，却拖得很长，仿佛是从很远的年代里传过来，绕着磨盘转，又绕着我们的影子转。它一响，夜就显得更静；它一停，望得见不远处村口那个大湾。湾里结了冰，在月光下朦朦胧胧。

　　姐姐在后头还要不时地扫着碾出的碎地瓜干。她拿着一把小扫帚，扫帚毛被磨得稀稀拉拉，却还能用。她弯下腰，把磨盘边上的碎渣扫到中间。她的手冻得通红，指节粗粗的，手背裂开了几道口子，可她顾不上疼，只顾着把活干得仔细些——母亲吩咐过，地瓜干不能碾得太粗。

　　月光落在磨盘上，像一层薄薄的霜。磨盘是白色的石头，被岁月磨得发亮。地瓜干在碾磙下一点点碎开，有的变成细粉，有的还是小粒，散在磨盘上，被月光照得发白。我一边拉着磨棍，一边偷偷盯着那一圈圈旋转的影子：碾磙的影子、磨棍的影子、姐姐的影子、我的影子，都在月光里转，转得人眼发花。我忽然觉得，那石碾像是要把这清冷的冬夜也一点点碾碎了，融进这细碎的地瓜面里。

　　风从豁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细土和糠皮，扑在脸上，迷得人睁不开眼。土墙挡不住多少寒气，只把风的声音挡得有些发闷，像有人在墙外头叹气。墙外的几棵老槐树，枝条被风刮得轻轻摇晃，影子在地上来回摆动，像在给石碾打着拍子。远处村里的狗偶尔叫两声，很快又安静下来，只剩下石碾单调的吱呦声，在月光里一圈圈荡开去。

　　我穿着母亲做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那是母亲亲手织的布，母亲精打细算，一件棉袄要穿好几个冬天，。风从袖口往里钻，我忍不住又跺了跺脚。姐姐回头瞪了我一眼，说：“别偷懒，碾不完，娘明天拿啥给你做地瓜豆？”她嘴上这么说，手底下却把绳子往外拽了拽，让我少用点力。我心里明白，却装作不知道，只是把冻得发红的手往袖子里缩了缩，继续往前拉。

　　磨盘上的地瓜干渐渐少了，碾出的面却越积越多。姐姐停下来，用扫帚把磨盘边上的碎渣一点点扫到中间，又伸手抓了一把，放在手心里捻了捻，对着月光看了看，说：“还得再碾一遍，不能太粗了。”

　　我有些不耐烦，嘟囔着：“差不多就行了，这么冷的天，谁还管细不细。”姐姐没理我，只是把那半口袋地瓜干又倒了一些在磨盘上。石碾重新转动起来，吱呦声又在夜色里响起来，像是被谁拉长了的叹息。

　　月亮越升越高，把石碾屋的影子拉得很长，土墙的轮廓在月光里显得有些模糊，像是随时会被风刮走。墙外的土路向远处延伸，被月光照得发白，像一条静静的小河。路边的土块、碎石、枯草，都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显得柔和了许多。我抬头看了一眼月亮，觉得它离我很远，又觉得它就挂在头顶上，跟着我们、跟着石碾一起转。磨盘转一圈，月光也跟着转一圈，把我们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我忽然有点恍惚，仿佛这石碾、这月光、这冬夜，都在一个梦里，而我和姐姐，就困在这一圈圈的旋转里，走不出去。

　　姐姐大概是看出了我的走神，说：“困了？困了就回去睡。”我赶紧摇头，说不困。其实我是怕回去挨骂，也怕明早真的喝不上那碗热乎乎的地瓜豆。那点糊香味，在这冷得发疼的冬夜里，是实实在在的盼头。母亲常说：“有口吃的，就不算苦。”她说话的时候，总爱看着我们，像是在安慰我们，也像是在安慰她自己。那时候，我不懂她话里的意思，只知道地瓜干糊糊喝多了烧心，嘴里发酸，可真要是闻不到那股糊香味，心里又空落落的。

　　石碾又转了不知多少圈，我的手渐渐没那么冷了，额头反而冒出了一点汗。棉袄里有些热气，和外面的寒气一撞，我打了个喷嚏。姐姐停下脚步，说：“歇会儿吧。”

　　墙外的风从豁口吹进来，把地上的糠皮吹得打旋，在空中转了几圈，又落回磨盘上。我和姐姐靠着磨盘站着。姐姐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包着半块干硬的玉米面饼子。那是母亲下午留给她的，她一直没舍得吃。

　　“给你吃。”她把饼子掰了一半递给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咬了一口，牙都被硌得生疼。饼子又干又硬，我一点点嚼着，却觉得满嘴都是香味。姐姐看着我笑了笑，说：“慢点吃，别噎着。”她自己也咬了一口，嚼得很用力，腮帮子鼓起来。

　　月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被冻得发红，嘴角却带着一点笑意。远处村里偶尔传来几声咳嗽，还有谁家孩子的哭声，很快又被大人哄住。那哭声在夜里显得格外脆，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一下，又很快消失。村子里的灯光稀稀落落，从窗纸后面透出来，虽然温暖但十分暗淡。

　　歇了一会儿，姐姐忽然抬头看着月亮，说：“你说，将来要是有机器磨面，该多好。”

　　我愣了一下，顺着她的目光看向月亮，又回头看了看那沉重的石碾，说：“啥机器磨面？”

　　姐姐眯起眼睛，像是在想象，又像是在给我讲一个遥远的故事：“就是那种——不用人推，也不用人拉，只要把地瓜干倒进去，机器嗡嗡响，出来就是细细的面。咱就不用半夜里出来挨冻了，在家等着装面就行了。”

　　我听得入神，嘴里的饼子都忘了嚼：“那机器得多厉害呀？”

　　“肯定厉害。”姐姐笑了笑，指了指磨盘，“到那时候，石碾就不用了，就在这儿晒太阳。咱们也不用在这儿转圈圈了。”

　　我赶紧接话：“那我要让机器给我磨好多好多面，天天吃白面馒头，再也不用吃地瓜喝地瓜豆了。”

　　姐姐轻轻敲了敲我的头：“你呀，就知道吃。不过，你说得对，我也想吃白面馒头。”

　　月光静静洒在我们身上，也洒在那一圈圈磨痕上。那一刻，我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台大机器，在月光下转动，发出嗡嗡的声音，把我们的影子都震得轻轻晃动。我忍不住伸出手，在空中比画了一下，像是在摸着那台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大机器。

　　歇了一小会儿，姐姐拍了拍手，说：“行了，再碾最后一圈，碾完就回去。”我身上的汗消了，觉得有着冷了，便拉紧了绳子。石碾再次转动起来，吱呦声比刚才轻了一些，仿佛也累了。可它还是一圈一圈地转，把地瓜干碾得更细，把月光碾得更碎，把我们的影子碾得更长。

　　磨盘上的地瓜面终于变得细了，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像一层薄薄的雪。姐姐把地瓜面拢在一起，一瓢瓢进口袋里。我在一旁帮她扶着袋口，看着那袋地瓜面一点点鼓起来，心里突然踏实了许多——明天早上，娘的锅里，又有东西可以翻滚了。

　　月亮偏西了一些，石碾屋的影子换了个方向。风小了些，却更冷了，冷得人骨头缝里都发麻。远处村口的那片杨树林，在月光下只剩下一片深黑的轮廓，树枝交错，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半个天空都罩住了。姐姐把布袋扛在肩上，布袋不重，却压得她肩膀发沉。我们踩着月光往回走。街巷还是那样硬邦邦的，脚下的土冻得像石头，每走一步，都发出轻微的声响，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路过大湾时，湾里早结了冰，月光照在冰面上，亮得刺眼。若是白天，我便在冰面上滑冰，去看被冻住了的芦苇，夜里却是不敢的，生怕摔了大跟头，跌个鼻青眼肿。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姐姐喊我说：“离湾沿远点，别滑下去。”她的声音很有力，像一根绳子，把我从那片黑里拽回来。

　　回到家门口，母亲还没睡，灶房里透出一点昏黄的光。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带着柴火的味道。院子里的鸡窝静悄悄的，几只鸡把头埋在翅膀底下，缩成一团。院子角落的柴垛被月光照得发白，像一座小小的山。母亲从灶前抬起头，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布袋，说：“碾好了？快进来，外头冷。”她的声音不大，却像火一样，一下子把我们身上的寒气烤化了些。

　　很多年以后，我再想起那个冬夜，记忆里最清晰的，不是冻得发疼的手脚，也不是那碗热乎乎的地瓜豆，而是磨盘上的月光，和姐姐那句“将来要是有机器磨面，该多好”。那月光安静、清冷，却又带着一点说不出的温柔，像是母亲在灶前忙碌的身影，像是姐姐递过来的半块干饼子，也像是那些被石碾碾碎的日子——苦，却磨出了细细的光。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村里人心浮动，有人抢着包好地，有人怕担风险，只包了口粮田。姐姐却咬咬牙，把离家远、土质差的几亩坡地也一并承包了下来。村里人背地里说她“傻”，说她“逞能”，娘也替她捏了一把汗，说：“你一个闺女家，折腾这些干啥？”姐姐只是笑笑，说：“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我就不信人一辈子能穷到底。”

　　那几年，她像上了发条一样，白天在地里忙，晚上在灯下算账、看书，学人家怎么施肥、怎么选种。春天，她一个人牵着牛在坡地上犁地，牛蹄踩在湿泥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夏天，她顶着毒日头在地里锄草，背上的汗把衣服浸得透湿；秋天，她站在高高的麦垛上，把一捆捆麦子往车上扔，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慢慢地，坡地里长出了像样的庄稼，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她和姐夫又买了拖拉机，帮村里人耕地、拉庄稼，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年回家时，她穿着得体的羽绒服，给娘买了新衣裳，给我塞红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如今，村里的石碾早已不见了，磨盘也不知被谁搬去垫了墙角。土路被水泥抹平，路边的荒草被整齐的树取代，夜晚的村庄被路灯照得通亮，再也看不见那样清冽的月光。偶尔，我还会下意识地朝村前望一眼，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圈圈旋转的影子，听到那熟悉的吱呦声，在月光里慢慢远去。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就像那磨盘上的月光，落在记忆的深处，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轻轻照一下，让你在喧嚣的日子里，忽然想起那个寒冷却踏实的冬夜，想起那碗朴素的地瓜豆，想起和你一起推着石碾的人。想起那些被岁月碾过的痕迹，虽然粗糙，却真实；虽然寒冷，却温暖。也会想起姐姐那句话“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我就不信人一辈子能穷到底”，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