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刚刚即位，面临着外戚、宦官凭借亲近君主的身份而窃取权力，而儒臣集团缺乏足够的制衡手段，导致了朝政的混乱。汉元帝在用人上存在失误，他在改革上把握的时机不准，认知上也存在偏差。《资治通鉴》卷二十八记载了汉元帝即位初期的一些事件，原文如下：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汉元帝初元二年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畤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的身份兼任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担任他的副手。萧望之是著名的儒者，他和周堪都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凭借旧日的恩情，元帝对他们十分信任，多次在闲暇时召见他们，讨论国家治乱的道理，陈述治国安邦的方略。萧望之选拔举荐了通晓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宗室子弟刘更生担任给事中，又和侍中金敞一起在元帝身边纠正过失、补正遗漏。这四个人同心协力、谋划商议，劝导元帝遵循古代的制度，对朝政多有匡正和建议；元帝对他们的意见颇为采纳。史高在朝中不过是徒占官位罢了，从此便和萧望之产生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汉宣帝时期就长期掌管朝廷机要部门，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常常生病，因为石显长期处理政务，身为宦官没有外戚党羽，心思专一值得信任，于是把朝政委托给他，无论事情大小，都通过石显上报决断。石显的尊贵和宠幸压倒满朝文武，百官都恭敬地侍奉他。石显为人乖巧狡黠、通晓世事，能深刻揣摩君主内心的细微想法，内心却十分阴险狠毒，常用诡辩之词诬陷中伤他人，哪怕是极小的怨恨，也必定用严厉的法令加以惩处；他还和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议论朝政时常常固守旧例，不依从萧望之等人的主张。

萧望之等人既忧虑许氏、史氏外戚的放纵骄横，又痛恨弘恭、石显的独揽大权，于是向元帝上奏建议：“中书省是朝政的根本，国家的中枢机要之地，应当由通达事理、公正无私的人掌管。汉武帝因为常常在后庭游玩宴饮，所以任用宦官掌管中书，这并非古代的制度。应当罢免中书省的宦官，以顺应古代不任用受过刑罚之人的道义。”由此，萧望之等人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彻底激化。元帝刚刚即位，为人谦逊礼让，看重沿袭旧制而不愿轻易变革，这件事商议了很久也没有定论，后来还把刘外放出京，担任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举荐著名儒者和优秀人才担任谏官。会稽郡人郑朋暗中想要依附萧望之，于是上书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各郡国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揭发了许氏、史氏子弟的种种罪过。奏章被送到周堪手中，周堪上奏元帝，建议“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候皇帝召见”。郑朋又写信给萧望之，信中说：“如今将军的治国规划，是打算效仿管仲、晏婴的治国之道便止步，还是要操劳国事至日暮时分，追寻周公、召公的遗业才罢休呢？如果只是效仿管仲、晏婴便满足，那我就将归隐到延陵的水边，直到终老一生。倘若将军立志振兴周公、召公的不朽功业，亲自做到勤于政事、广泛听取意见，那么我愿意竭尽微薄之力，为您效犬马之劳！”萧望之起初接见郑朋时，对他以礼相待；后来察觉到他品行不正、心怀叵测，便坚决断绝了和他的往来。郑朋是楚地人，心怀怨恨，转而谋求依附许氏、史氏外戚，并且推翻了之前自己所揭发的许、史两家的罪状，说：“这些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说的；我不过是关东的一个普通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内情！”于是侍中许章奏请元帝召见郑朋。郑朋出宫后，四处扬言说：“我面见皇帝，揭发了前将军萧望之五项小过错，一项大罪。”另外，等候皇帝召见的华龙品行恶劣，也曾想依附周堪等人，遭到拒绝，于是也和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指使郑朋、华龙二人诬告萧望之等人图谋罢免车骑将军史高，疏远排斥许氏、史氏外戚。等到萧望之休假出宫的日子，弘恭、石显就让郑朋、华龙将奏章呈递上去。元帝下令把这件事交给弘恭去查办核实，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骄奢淫逸，我只是想要匡正国家朝政，并非心存奸邪。”弘恭、石显上奏元帝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相互举荐吹捧，多次诬陷诽谤大臣，离间皇帝与外戚宗亲的关系，想要独揽朝政大权。他们身为臣子却不忠君，诬陷君主违背道义，请陛下派谒者将他们逮捕，交付廷尉审理。”当时元帝刚刚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要关进监狱的意思，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章。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更生，侍从回答说：“他们已经被关进监狱了。”元帝大惊失色，说：“我只是让廷尉审问他们而已，怎么会把他们关进监狱！”于是严厉斥责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立刻把他们放出来，恢复官职。”弘恭、石显趁机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还没有用仁德教化的政绩闻名天下，却先查办自己的老师。如今既然已经把九卿、大夫这样的重臣关进监狱，就应该趁此机会将他们罢免，以彰显国法的威严。”于是元帝颁布诏书给丞相和御史大夫：“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我八年，没有其他罪过。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记忆模糊难以辨明详情，特赦免萧望之的罪过，收回他前将军、光禄勋的印信和绶带；周堪、刘更生都被免去官职，贬为平民。”

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可以体会到这样一些道理。

首先是权力制衡缺失易生祸乱。外戚、宦官凭借亲近君主的身份而窃取权力，而儒臣集团缺乏足够的制衡手段，双方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贤能之人被贬斥，致使朝政陷入混乱，这体现了权力结构失衡对政治稳定的破坏作用。

其次是识人不明会引发祸患。郑朋、华龙这类奸佞小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萧望之起初未能识破其真面目，后来虽与之断绝往来却遭其反噬；元帝轻信弘恭、石显的谗言，也反映出辨别人才贤奸是治国理政的关键。

第三是改革需兼顾时机与策略。在汉元帝时期，萧望之等人罢黜宦官的建议虽符合古制、利于朝政，但元帝初立根基未稳，且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又缺乏循序渐进的推进策略，最终导致改革受挫，这说明推行变革要审时度势，讲究策略方法。

第四是君主的认知与决断影响朝政走向。元帝因不懂“召致廷尉”的实际含义而误批奏章，事后虽有悔意却被臣下牵制，最终罢免了贤能，凸显出君主的见识、决断力直接关系到朝堂的正邪导向，昏聩的君主容易成为权臣操纵朝政的工具。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