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窗棂时，我总想起儿时贴在土屋北墙上的年画娃娃。那是张比课本还大些的纸，印着胖嘟嘟的娃娃，扎着红绸子小辫，怀里抱着条金鳞闪闪的鲤鱼，脸蛋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连额头上的红点都透着喜兴。

　　记得每到腊月廿八，奶奶就会搬个小马扎，坐在窗下擦窗棂。她的手布满老茧，擦得格外仔细，连木缝里的灰尘都要抠出来。“得把窗擦干净，年画娃娃才愿意来咱家住。”奶奶总这么说，语气里满是郑重。母亲则在一旁调浆糊，用面粉加温水，在铁锅里慢慢搅，熬得黏黏的，冒着热气，闻着有股淡淡的麦香。

　　我踮着脚，扒着炕沿，手里攥着年画，急着要贴。父亲接过年画，先在背面均匀地抹上浆糊，边抹边叮嘱：“浆糊要薄，不然纸会皱。”然后他搬来梯子，我站在下面扶着，眼睛死死盯着年画的位置。“再往左点，对，齐着窗沿。”我指挥着，父亲顺着我的意思调整，最后轻轻把年画按在墙上，用干净的抹布一点点抹平，赶出里面的气泡。

　　年画贴好的那一刻，整个土屋都亮堂了。阳光照在上面，娃娃的红兜兜亮得像团小火，鲤鱼的鳞片闪着光，仿佛下一秒就要跳进旁边的水缸里。我总爱凑上去摸，年画的纸有点厚，摸上去糙糙的，却带着油墨的香。奶奶坐在炕沿上纳鞋底，看着我一遍遍摸年画，笑着说：“别摸坏了，这娃娃能护着咱全家平安，来年有好收成。”

　　整个过年期间，这张年画就是屋里最热闹的风景。亲戚来拜年，都会夸一句“这娃娃真精神”；我守岁时，盯着年画娃娃的眼睛，总觉得它也在看我，好像在跟我一起等新年的钟声。有一次我发高烧，迷迷糊糊中，看见年画娃娃的红绸子在晃，像是在跟我招手，心里竟莫名踏实了许多。

　　后来我长大了，家里盖了砖房，贴的年画越来越精致，有印着山水的，有印着戏曲人物的，可我总念着最初那个抱鲤鱼的娃娃。再后来，我参军入伍，离开故乡，每年过年只能在军营里过。有一年春节，战友们一起贴春联，我突然想起儿时的年画娃娃，想起奶奶熬的浆糊、父亲贴年画的样子，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记得有一年回老家，我翻遍了旧箱子，竟真的找到了那张年画。纸已经泛黄，边缘也有些破损，娃娃的红绸子褪了色，可那双眼睛还是亮亮的。母亲走过来说：“这是你小时候最宝贝的，我一直收着。”我捧着年画，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面，仿佛又摸到了儿时的温度，闻到了那股淡淡的油墨香和麦香。

　　原来，那年画娃娃早就不只是一张纸了。它藏着鲁北平原的年味，藏着奶奶的叮嘱，藏着父母的疼爱，藏着我儿时最纯粹的欢喜。如今身在异乡，每当想起它，心里就暖暖的。它就像一盏小灯，在岁月的深处亮着，提醒我，无论走多远，故乡的温暖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