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年冬天来得早，刚进腊月，鸭塘村就裹上了层薄霜。树上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叉在灰蓝的天上，风一吹，就“呜呜”地响。村头的鸭塘结了层薄冰，平日里嘎嘎叫的鸭子早被社员们赶进了圈，只有冰面上偶尔落只麻雀，蹦跶两下，又扑棱棱飞走。天太冷了，连鸟都懒得多待。

　　这天一早，打麦场的石碾子旁却聚了好些人，连平日里爱窝在炕头抽旱烟的王大爷都裹着棉袄来了，手里还攥着个烤得热乎的地瓜。“听说没？公社宣传队又要来演剧了！”有人嗓门亮，一开口就把大伙的注意力都勾了过去。

　　“真的假的？”有人凑上前，眼睛亮了。农忙时，大伙天不亮就下地，累得沾炕就睡；一到冬闲，社员们除了拾掇拾掇农具，就只能凑在一块儿扯闲篇，日子淡得就像没放盐的菜。要是能看场戏，哪怕是些“表演唱”“三句半”，也算是给日子添了点滋味。

　　性急的二柱搓着手，转身就往村部跑，他得去问大苟书记。大苟书记是村里的一把手，皮肤黝黑，嗓门如同洪钟，平日里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干部服。这会儿他正趴在桌上写台账，见二柱闯进来，头也没抬：“慌啥？跟踩了炮仗似的。”

　　“书记，俺们听人说，宣传队要来演剧？”二柱喘着气，搓着冻得发红的手。

　　大苟书记这才放下笔，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慢悠悠卷着：“没那么简单。昨儿跟公社宣传队的老高通了电话，他说新剧还没排练呢，八字没一撇。”

　　这话一出口，跟在二柱后头进来的几个社员都蔫了，你看我我看你，脸上的期待褪了大半。大苟书记瞥了他们一眼，又补了句：“不过老高说了，得先找个男主角。俺寻思着，老陈家的二小子合适，就是谷子，刚从县城回来那孩子。”

　　“谷子哥？”我正好扒着门框往里瞅，一听这话，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谷子哥是我家西院的邻居，比我大七岁，打小就疼我。以前他准备高考时，还教我写毛笔字，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可惜今年夏天，他揣着准考证去县城考试，最后还是名落孙山，灰头土脸回了村。

　　打那以后，谷子哥好像变了个人。以前他总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窗台上还摆着几盆指甲花；现在呢，衣服脏了堆在椅上，头发长了盖过耳朵，下巴上的胡茬也冒了出来，整天闷在屋里，要么对着墙发呆，要么就翻那几本翻烂了的课本。我娘见了，总叹着气说：“这孩子心里苦啊。”

　　“女主角呢？”有人追问。

　　大苟书记笑了，手指头在桌上敲了敲：“女主角还用说？后街上老刘家的凤英呗。那丫头，模样俊，嗓子也好，上回宣传队来演《送公粮》，她演村姑，多少人盯着看呐。”

　　一提到刘凤英，打麦场的人都点头。凤英姐十七八岁，个头高挑，皮肤是那种健康的粉白，眼睛就像鸭塘里的水，亮闪闪的。她在生产队干活时，总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绳，弯腰割麦子时，辫子就跟着动作晃，连外村的小伙都特意绕路来看她。有人说她“像棵刚冒尖的苞米，嫩得能掐出水”，也有人说她　“走路像风摆柳，看着就舒坦”。更难得的是，凤英姐还有副好嗓子，不宏亮，却清得像山泉水，带点细细的磁性，平日里在河边洗衣裳，哼两句小调，能把鱼都引过来。

　　公社宣传队的老高，我也见过。他四十来岁，戴个黑框眼镜，镜片总擦得锃亮，穿件灰布中山装，口袋里总揣着个小本子，走到哪儿记到哪儿。他既是队长，又兼着导演和编剧，排的戏虽说都是庄户人熟悉的事儿。比如社员们抢收麦子、送公粮、学政策，但他会加些逗乐的词儿，比如快板里说“王大爷，真能干，一天割麦二亩半，累了就啃馍馍干，心里想着多贡献”，总能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不过老高排戏有个毛病：动作总拿捏不到位。上次排《送公粮》，他教演员扛粮袋，自己双手一叉腰，喊着　“瞧着我，这个样儿！就这个样儿！”，结果身子歪得太厉害，差点栽个跟头，引得演员们憋不住笑。他也不恼，摸着后脑勺嘿嘿笑：“俺这是示范‘用力过猛’，你们可别学俺。”到最后，演员们只好自己琢磨，他倒也不催，总说：“啥是剧？剧就是磨出来的！慢工出细活，急不得。”

　　没过几天，公社的通知就下来了：宣传队要排一出叫《丰收》的小剧，排练地点在鸭塘村的小学校。小学校在村西头，几间土坯房，窗户上糊着旧报纸，课桌上还留着孩子们用粉笔写的“好好学习”。我一放学就往那儿跑，扒着窗台看排练。凤英姐果然是女主角，穿了件新做的蓝布衫，辫子梳得光溜溜的，站在屋子中间，眼睛亮晶晶的。

　　老高坐在一张吱呀响的木椅上。他清了清嗓子，手里拿着个剧本，开始给凤英姐讲戏：“凤英啊，你演的这个村姑，是刚收完苞米，要拉着板车去公社交公粮。你想想，那条路怎么走？”

　　他说着，站起身，双手比划着拉车的动作，慢悠悠地在屋里走：“先是一条弯弯的清水河，河堤长得很，两边长满了野草，还有些小野花。红的、黄的、紫的，都不起眼，但好看。板车上装满了苞米棒子，金黄金黄的，压得板车轱辘‘咯吱咯吱’响。你拉着车，走得慢，不是累，是舍不得走。你看那野花，你天天看苞米，苞米有啥好看的？野花不一样，今儿开一朵，明儿开两朵，你总想看清楚。”

　　屋里看热闹的人都静下来，连窗外的我都屏住了呼吸。老高接着说：“河里还有野鸭呢，小个儿的，灰扑扑的，在水里游，一会儿扎个猛子，没影了，你正着急呢，它又在不远处冒出来，脑袋一甩，溅你一身水。那不是逗你玩吗？那会儿太阳快落山了，橘红色的光洒下来，把河堤上的芦苇都染红了，芦苇穗子晃啊晃，就像着火了似的。几只野雀落在芦苇上，你走得近了，它们‘扑棱’一下飞走，翅膀上还沾着芦苇的绒毛。”

　　他停下来，看着凤英姐：“你拉着车下了河堤，前头就是大路，再走几里地就是公社。可走到大路口，你就不想走了。为啥？因为路口有棵老柳树，柳树枝子垂下来，能遮半条路。柳树下，有个年青小子，正吹着洞箫呢。你想快点走，又想多听会儿箫声，心里好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跳。”

　　随着老高的话，屋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凤英姐的脸也红了，从脸颊红到耳根，手指轻轻绞着衣角，好像她真的站在老柳树下，听见了箫声。我心里也美滋滋的。老高说的那个吹箫的小子，肯定是谷子哥！

　　果然，没过两天，谷子哥就去公社驻地理发了。那天我在村口碰见他，他穿了件洗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胡茬也刮了，脸上的气色好了不少，见了我，还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二小，放学啦？”

　　“谷子哥，你要去排戏吗？”我仰着脖子问。

　　他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个青色的布套，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支洞箫。箫是深棕色的，表面磨得光滑，有六个小孔，孔边还留着淡淡的指痕。谷子哥说，这洞箫是他爷爷传下来的，爷爷以前在戏班子里吹过，后来戏班子散了，就把箫留给了他。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学吹箫，吹坏了两支，现在这支，陪了他五年了。

　　谷子哥把布套折好，放回口袋，又把洞箫竖起来，用手指轻轻摸了摸箫身，动作轻柔得如同摸一只小猫。“箫是有灵性的，”他以前跟我说过，“你得好好待它，它才会给你好声儿。布套就是它的衣裳，不能随便扔，不然它会生气的。”

　　排练的时候，谷子哥总倚在小学校的粗柳树上吹箫。他不坐着，说坐着吹箫，气儿不顺，声儿就闷。他站在树下，左手按上面的孔，右手按下面的孔，嘴唇贴着箫口，轻轻一吹，箫声就飘了出来。《丰收》的曲子是谷子哥自己作的，开头慢，就像流水淌过河堤，中间快，宛如风吹苞米叶“沙沙”响，结尾又慢下来，夕阳下的箫声，绕着老柳树转。

　　我趴在窗台上听，听着听着，就好像真的看见了老高说的清水河、野鸭子、红芦苇，还有站在老柳树下的凤英姐。有时候凤英姐会站在树旁，听谷子哥吹箫，箫声停了，她会小声问：“谷子哥，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该走快一点？”谷子哥就会耐心地跟她说：“不用急，你心里想着箫声，脚步自然就慢了，那样才像盼着见人又怕见人的样子。”

　　老高看着他们，也不插嘴，只是坐在木椅上笑，偶尔在手里的小本子记几下。有一次，他还跟大伙说：“这戏啊，有了凤英的模样，有了谷子的箫声，就活了。啥是丰收？不光是苞米丰收，心里的劲儿也得丰收，这才是真的丰收。”

　　冬天的太阳照在小学校的土墙上，暖暖的。箫声飘在空气里，混着孩子们的笑声、社员们的说话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鸡叫声，让整个鸭塘村都变得暖暖的。我想，这个冬天，肯定会特别有意思。

　　2

　　腊月的夜来得沉，刚擦黑，鸭塘村就浸在一片淡蓝的月色里。我揣着娘刚蒸出的玉米饼子出门，想去找隔壁的丫蛋玩，刚走到村前的水湾边，就听见一阵箫声飘过来，是谷子哥的洞箫。

　　水湾结着薄冰，冰面映着月亮。岸边的老柳树落光了叶，光秃秃的枝桠垂在冰面上，影子被月色拉得老长。谷子哥就倚在柳树干上，青色布套放在脚边的石头上，洞箫横在唇边，箫声慢悠悠地淌出来，不似白天排练时那般清亮，倒带着点说不清的软。

　　我悄悄躲在树后，看见不远处站着凤英姐。她穿了件月白色的棉袄，是去年过年时新做的，袖口还绣着朵小梅花。她没说话，就跟着箫声慢慢动起来。不是正经的跳舞，就是轻轻踮着脚，转个圈，裙摆扫过地上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响。月光落在她脸上，能看见她眼里的光，好像映了星星似的。她转到时，会偷偷往谷子哥那边望一眼，谷子哥吹箫的节奏就慢半拍，指尖在箫孔上顿一下，又赶紧续上。

　　箫声绕着水湾转，有路过的社员，听见箫声就停下脚，远远站着看一会儿，嘴里念叨着“好声儿”，又轻轻叹口气，怕扰了这光景似的，轻手轻脚地走了。我也不敢动，就那么蹲在树后，看着月光下两个影子，一个吹，一个转，箫声停了，凤英姐的脚步也停了，两人就那么隔着一棵老柳树，站着，不说话，只有柳树枝子偶尔晃一下，影子也跟着晃。

　　这样的夜晚过了三四天，就到了演出的日子。演出定在小学校的操场，天还没黑透，操场上就挤满了人。东边的王大娘搬着小马扎，带着刚蒸好的地瓜；西边的后生们扛着长凳，抢占最靠前的位置；连邻村的人都来了，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带着孩子，老远就喊“还有空吗？让俺挤挤！”

　　教室里，演员们正忙着化妆。没有正经的胭脂水粉，就把红纸蘸了热水，往脸上擦；眉笔是用烧黑的木炭头代替的，有人手重，把眉毛画得又粗又黑，引得大伙笑。老高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剧本，一会儿催这个“快点画，别磨蹭”，一会儿叮嘱那个“腮红别擦太多，像猴屁股”。拉二胡的老周，坐在舞台一角的石头上，正调弦，“吱吱呀呀”的声儿混着教室里的笑，热闹得很。

　　我挤在教室门口，看见谷子哥站在窗边，手里攥着那个青色布套，没打开，只是反复摩挲着布套的边角。他穿了件新做的灰布中山装，是他娘特意找裁缝做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他时不时往村口的方向望，眉头皱着，嘴里念叨着　“怎么还没来”。

　　“凤英呢？”老高突然拍了下手，才发现化妆的人里少了主角，“刘凤英怎么还没来？”

　　屋里的笑声一下子停了，有人探头往门外看：“是啊，刚才还看见她往这边走呢，怎么没进来？”

　　谷子哥的手顿了下。他走到老高跟前，声音有点急：“高队长，要不我去看看？”

　　“不用，”老高摆了摆手，冲门口喊，“小六子！你去凤英家一趟，让她赶紧来，再不来赶不上了！”

　　小六子是跑龙套的，才十五岁，腿脚快，一听这话就往外冲，鞋都差点跑掉。他这一跑，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不一会儿就传遍了操场。“女主角还没来呢！”“凤英咋还不来？”议论声从前排传到后排，有人伸长脖子往村口望，有人开始着急地跺脚。

　　没多大工夫，小六子就跑回来了，满头大汗，一进门就喘着气喊：“高、高队长，凤英姐她……她爹不让她来！”

　　“啥？”老高的嗓门一下子提起来，眼镜都滑到了鼻尖，“老树根凭啥不让她来？”

　　小六子往谷子哥那边瞅了一眼，挠了挠头，声音低了点：“俺也说不清，就听见凤英姐跟她爹吵，她爹说‘不许去’，还把院门插上了，俺敲了半天门，也没开……”

　　谷子哥的脸一下子白了，攥着布套的手更紧了。老高气得直跺脚，把剧本往桌上一摔：“胡闹！这都啥时候了，说不来就不来！你们先准备，我去看看！”说着就往外走，脚步又急又重，差点绊倒门口的凳子。

　　操场上，那盏大汽灯已经打足了气，“嗡”的一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把整个操场照得跟白天似的。演出按时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快板，两个演员穿着红褂子，敲着竹板，嘴里念着“冬闲时节真热闹，宣传队来把戏演”，可台下的人没心思听，都在窃窃私语：“凤英来了吗？”“老高去请了，能来不能来谁知道？”

　　我站在台下，看见谷子哥坐在乐队那边，洞箫放在腿上，没动。轮到他伴奏时，他才拿起洞箫，可吹出来的声儿没了往日的顺溜，断断续续的，手指在箫孔上滑过，总差半拍。他吹一会儿，就往村口的方向望一眼，眼神空落落的，好像丢了啥东西。

　　第二个节目是三句半，演员们戴着纸糊的帽子，做着夸张的动作，往日里早引得大伙哈哈大笑，可今天台下只有零星的笑，还没等笑完，就有人喊：“别演这个了！凤英啥时候来？”

　　这话一出，台下顿时炸了锅。前排的一个后生站起来，嗓门亮：“俺们就是来看凤英演《丰收》的！她不来，演啥都没用！”

　　“对！不看了，等凤英来！”更多人跟着喊，有人开始收拾凳子，有人往村口走，操场一下子乱起来。台上的演员僵在那儿，竹板不敲了，帽子也歪了；拉二胡的老周放下弓，叹了口气。演员们只好往后台撤，谷子哥也站起来，把洞箫塞进青色布套里，动作慢得很，然后走到操场边的老柳树下，背靠着树干，站在阴影里，头垂着，谁跟他说话，他都不吭声，只有风吹过树叶，“沙沙”地响，就像在叹气。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老高才回来。他的头发乱了，棉袄上沾了不少土，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大伙一下子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咋样？凤英来了吗？”“老树根松口了没？”

　　老高推开人群，摆了摆手，声音又哑又沉：“别问了……没来。老树根说啥也不让她来，说女孩子家抛头露面不像话，我磨了半天嘴皮子，没用。”他顿了顿，看着围过来的人，又看了眼树影里的谷子哥，颓然地挥了挥手，“算了，不来拉倒！今晚的演出，散了吧。”

　　这话一说，台下更乱了，有人骂老树根不通情理，有人叹着气往家走，汽灯的光里，飘着一层淡淡的白气，是大伙哈出的热气，很快又散了。我走到老柳树下，看见谷子哥手里的青色布套被揉得不成样子，他望着村口的方向，眼里的光就像灭了的灯，连洞箫都没再拿出来过。

　　汽灯的“嗡”鸣声渐渐弱下去，橘黄色的光也一点点暗下来，跟一块烧尽的柴火差不多。人群散得快，刚才还挤得满满当当的操场，没一会儿就只剩些散落的地瓜皮、瓜子皮、烟盒，还有几条被踩脏的长凳歪在地上。风更冷了，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我裹紧了棉袄，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老柳树下的谷子哥还没动。我走过去时，看见他正轻轻抚着青色布套，一下下，就像在哄受了委屈的孩子。

　　“谷子哥，俺娘蒸的玉米饼，你吃点吧。”我把揣在怀里的饼递过去。

　　他低头看了看，摇了摇头，声音哑得厉害：“不了，你自己吃。”他的眼睛还望着村口的方向，那里只剩一片黑，连狗吠声都没了，只有风卷着枯草，在地上打旋儿。

　　后来我才从丫蛋嘴里听说，凤英姐那天跟她爹吵得厉害。老树根是村里出了名的倔脾气，认定“女孩子家抛头露面演剧，是伤风败俗”，中午就把凤英姐的蓝布衫锁进了柜子，还搬了个磨盘抵在院门上。凤英姐急得直哭，说“俺都跟谷子哥练了这么久了，不能让大伙白等”，可老树根就是不松口。丫蛋说，她路过凤英家时，听见院里的哭声断断续续，直到天黑都没停。

　　那之后几天，谷子哥又变回了之前的样子。头发没几天就长了，耷拉在额前，胡茬也冒了出来，身上的灰布中山装又沾了土，不再像排练时那样整齐。他不再去小学校，也很少出门，只有傍晚时，才会揣着洞箫去水湾边，还是倚着那棵老柳树，却不怎么吹，只是把洞箫拿在手里，摩挲着，一站就是半个时辰。

　　有天傍晚我去给娘拾柴火，又碰见了他。风卷着雪粒子，打在柳树枝上“簌簌”响。他看见我，难得地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个野山楂，是之前排练时，他在河堤上摘的，一直揣在兜里，现在还带着点软。“二小，拿着吧，酸得很。”

　　我接过山楂，咬了一口，酸得眯起眼，却看见他手里的洞箫亮了亮。他不知什么时候把箫擦了，擦得能映出柳树枝的影子。“谷子哥，你还会吹《丰收》的曲子不？”　我小声问。

　　他顿了顿，把箫举到唇边，却没吹，只是轻轻吐了口气，白气裹着箫身，很快散了。“等开春吧，”他说，声音很轻，却听得真切，“开春了，冰化了，说不定……就能吹了。”

　　没过两天，我在水湾边拾柴火时，看见柳树下的冰面上放着个蓝布包，是凤英姐常背的那个。我跑过去打开，里面裹着新做的鞋垫，绣着两朵苞米穗子，还压着张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谷子哥，俺还想排《丰收》，等俺爹消气了，俺就去找你。”纸条下面，还压着颗红绳系着的铜铃铛，是凤英姐去年赶庙会时买的，之前排练时，她总系在辫梢上，一晃就响。

　　我赶紧把布包揣进怀里，跑去谷子哥家。他正坐在门槛上翻旧课本，看见我跑进来，愣了愣。我把布包递给他，他打开时，手指都在抖，看到纸条上的字，眼睛慢慢亮了，就像蒙了灰的灯，突然被擦亮了似的。他把鞋垫和铃铛小心地放进青色布套里，跟洞箫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了箫声。还是在水湾边，还是那棵老柳树，箫声不再像之前那样断断续续，也没有散场那晚的沉郁，倒带着点软软的盼头，如同冰下慢慢化的水，一点点渗出来，绕着水湾转，又飘向村口的方向。我趴在树后，看见谷子哥站得直了点，月光落在他脸上，能看见他嘴角轻轻抿着，手里的洞箫，在月光下泛着淡棕色的光。

　　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我摸了摸兜里剩下的野山楂，咬了一口，酸里竟带了点甜。远处传来娘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应着，却没动。我想多听会儿箫声，听这声音里藏着的，开春的盼头。

　　3

　　正月刚过，鸭塘村的雪还没化透，河堤上的枯草裹着残雪，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雪粒子。大柳树的枝桠还是光秃秃的，只有树身上冒出几点嫩黄的芽，就像刚睡醒的小虫子，怯生生地探着头。谷子哥就倚在这棵柳树上，青色布套摊在树底下的石头上，洞箫横在唇边，一吹就是大半天。

　　他吹得比以前更卖力了。指尖按在箫孔上，力度比排练时重些，箫声就沉得很，绕着河堤转，又飘向村后的方向。凤英姐家就在那儿，红砖墙，黑瓦片，离河堤不过百十来步，站在柳树下都能看见她家院门口的石磨。“凤英肯定能听见”，谷子哥总这么跟自己说，吹《高山流水》时，箫声里就多了几分盼头，流水似的调子淌得慢，就像在等谁应和；吹《凤求凰》时，指尖会微微发颤，调子绕个弯，又轻轻落下来，怕惊着了什么；吹《梁祝》时，他会闭着眼，眉头皱着，好像真能看见凤英姐在眼前转，蓝布衫的裙摆扫过枯草，跟水湾边那晚一样，眼里亮晶晶的。

　　我常揣着娘给的烤地瓜，蹲在河堤那头的土坡上听。地瓜的热气烘着手，箫声裹着风飘过来，暖暖的，又有点酸。有次我忍不住喊：“谷子哥，凤英姐能听见不？”　他停下箫，往村后望，嘴角抿了抿，又很快耷拉下来：“能，她耳尖着呢。”可风里除了箫声，只有远处野雀的鸣叫声，凤英姐的影子，一次都没出现过。

　　倒是村里的人，常有人从河堤过。王大娘挎着篮子去寻野菜，听见箫声就站着听会儿，叹口气：“谷子这孩子，箫吹得比戏班子里的还好，咋就没考上大学呢？”。二柱他爹扛着锄头去给麦子松土，路过时会喊：“谷子！别吹了，开春了该下地了！”谷子哥不吭声，只是把箫声压得更低，低得如同跟自己说话。

　　后来听的人也烦了。有次我听见村头的李婶跟人说：“陈谷子这是吃饱了撑的？天天吹箫，吵得人心里慌，怕是没考上大学魔怔了！”　还有人路过河堤时，故意咳嗽两声，脚步走得重重的，把枯草踩得“咯吱”响，好像要把箫声踩没似的。谷子哥听见了，就把箫从唇边拿下来，手指摩挲着箫身，半天不吭声，等那人走远了，才又慢慢吹起来，调子却没了先前的劲，简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一个午后，那天太阳暖和，我坐在自家院子里晒袜子，忽然看见村后路口晃过个绿影子，是凤英姐！她穿了件月白色的棉袄，还是上次水湾边那件，头发扎成个低马尾，手里攥着个蓝布包，在路口转悠着，眼睛往河堤的方向瞟。我赶紧把袜子扔在石磨上，猫着腰躲在树后看。她犹豫了半天，脚往前挪两步，又往后退一步，好像怕被谁看见。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往河堤走，步子走得轻，裤子的下摆扫过路边的野草，“沙沙”地响。

　　我心里怦怦跳，赶紧往谷子哥家跑。他家的院门没关，我推开门就喊：“谷子哥！快！凤英姐去河堤了！”

　　谷子哥正合衣躺在炕上，脸朝着黑洞洞的屋顶，手里攥着本旧课本，听见我的声儿，他“腾”地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眼里满是红血丝：“啥？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她往大柳树那边走了！”我拽着他的袖子，“快去吧，晚了她就走了！”

　　他愣了愣，赶紧从炕上爬下来，顺手抓起箫，鞋都没穿好，趿拉着就往外跑。

　　我们刚跑出村后路口，就看见个黑影子从河堤方向过来，是老树根！他扛着锄头，脸绷得紧紧的，眉头上的皱纹拧着，棉袄上沾了不少土，好像是刚从地里回来。谷子哥的脚步一下子停住，眼睛往河堤那边望，除了光秃秃的柳树，什么都没有。

　　“爹！”凤英姐的声儿从老树根身后传来，她低着头，手里的蓝布包攥得紧紧的，不敢看我们，跟着老树根的脚步，飞快地往家走，棉袄的绿影子，很快就消失在红砖墙后。

　　谷子哥站在原地，半天没动。风卷着雪粒子，打在他脸上，他也没躲，往河堤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慢慢往回走，脚步比来时慢了不知多少，好像扛着一块大石头。

　　从那以后，谷子哥去河堤的次数少了。偶尔去一次，也只吹一两首曲子，吹两句就停，手指在箫孔上悬着，半天不落下。后来他连河堤都不去了，只在自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吹。那棵柿子树是他爷爷种的，枝桠长得歪歪扭扭，冬天落光了叶，只剩下几个干柿子挂在枝头，风一吹就晃。他吹箫时，就望着那些干柿子，眼神空落落的，有时吹着吹着，就把箫扔在石桌上，自己坐在台阶上，头垂着，跟丢了魂似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他娘跟他爹说：“你看谷子，这几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是不是病了？明天请个医生看看吧？”

　　他爹　“啪”　地把烟袋锅子往炕沿上磕了磕，气呼呼地说：“病啥病？年轻轻的，不干活，天天瞎琢磨，能有好？都是惯的！”　烟袋锅里的火星子掉在地上。

　　又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刚走到村口，就看见谷子哥站在柳树下。他穿了件洗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理得短短的，比前几天精神了点。看见我，他赶紧朝我招招手，左右看了看，见没人，就从怀里掏出个信封，信封是用旧作业本纸糊的，边角粘了层浆糊，上面没写字。他把信塞给我，声音压得低：“二小，好兄弟，帮我把这个交给凤英姐，千万别让她爹知道，拜托你了！”

　　我赶紧把信揣进棉袄内袋，胸口贴着信封，能感觉到里面纸的硬度，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放心吧谷子哥！我肯定送到！”　其实我知道，没人会注意我这个半大孩子，可我还是故意绕了个远路，从村西的菜地走，路过凤英家时，先趴在院墙外听了听，没听见老树根的声儿，才轻轻敲了敲院门。

　　凤英姐开的门，她看见我，愣了愣：“二小？有事吗？”

　　我赶紧把信从怀里掏出来，塞给她：“这是谷子哥让我给你的！”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接过信，攥在手里，往院里望了望，压低声音说：“谢谢你啊二小，快走吧，别让我爹看见。”说着就把院门轻轻关上，我从门缝里看见她靠在门板上，手慢慢拆开信封，嘴角轻轻抿着，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心里美滋滋的，跑着回家时，风都觉得暖了。原来谷子哥的箫声，没白吹。

　　4

　　我揣着凤英姐塞给我的糖块，心里甜滋滋的。那是块水果糖，裹着透明的糖纸，在兜里装着，我舍不得吃。自打帮谷子哥传了第一封信，我就成了他俩的　“秘密联络员”：谷子哥的信总藏在柿子树的树洞里，我放学路过就取；凤英姐的回信会塞在村西头的石磨底下，压块碎瓦片，怕被风吹走。每次传完信，凤英姐都会偷偷给我块糖，谷子哥则会教我吹箫的指法，虽然我总按不准孔，他也不恼，只是笑着摸我的头。

　　我觉得自己可能干了！比村里的二柱强多了。他连自家的羊都看不住，我却能帮两个人传秘密，还不被老树根发现。有天晚上，谷子哥找到我，压低声音说：“二小，今晚跟哥去趟北河大堤，成不？”我赶紧点头，连娘喊我吃晚饭都应得含糊，扒了两口饭就往外跑，揣着兜里的糖块，觉得自己像要去干件大大事。

　　凤英姐已经在村口的老柳树下等了。她穿了件浅蓝的单褂，辫子上系着新的红头绳，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红。看见我们，她赶紧迎上来，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给谷子哥的煎饼。我后来才知道，是她趁老树根睡熟了，偷偷在灶上烙的。

　　我们三个一前一后走，凤英姐走在中间，谷子哥走在最外头，仿佛是怕有谁突然冒出来。夜风里带着泛青的麦香，吹在脸上软软的，路边的野草刚冒绿，蹭着裤腿痒痒的。我故意走慢两步，跟他们拉开点距离。娘说过，大人说话时，小孩不能凑太近，何况他俩要讲悄悄话呢。

　　到了北河大堤，那棵老柳树的芽已经长开了，嫩黄的柳叶垂下来，仿佛挂着小帘子。月光透过柳叶洒下来，在地上织出碎碎的光，风一吹，光就跟着晃。谷子哥停下脚步，回头问我：“二小，你坐哪里？”

　　我眼珠一转，指着不远处的土坡：“我坐那儿！帮你们望风！要是有人来，我就学狗叫！”说着还“汪汪”学了两声，逗得凤英姐“噗嗤”笑了，脸颊在月光下红扑扑的。

　　“好兄弟，谢谢你。”凤英姐从布包里掏出块烙饼，递给我，“还热着呢，你先吃。”饼上撒了芝麻，香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我接过来，坐在土坡上，小口小口啃，眼睛却忍不住往柳树那边瞟。

　　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一颗挨着一颗，眨着眼睛，好像在看我们。鸭塘村已经睡熟了，农舍的黑影趴在地上，仿佛一群刚睡意惺忪的老黄牛，连狗吠声都没了，只有虫儿在草里“吱吱”叫。我嚼着饼，心里有点矛盾：既想听听谷子哥和凤英姐说啥，又觉得偷听不好，万一他们说的是“要怎么排《丰收》”，我听了也帮不上忙；可要是说别的悄悄话，我听了就成了“小叛徒”。

　　正琢磨着，一阵箫声忽然飘了过来。是谷子哥的洞箫！他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青色布套，箫身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倚在柳树上，左手按上孔，右手按下孔，嘴唇轻轻贴着箫口，气一吹，箫声就慢悠悠地淌出来，不是《高山流水》，也不是《凤求凰》，是支我没听过的曲子，调子软软的，好像春风吹过麦田，又像月光落在水面上，绕着柳树转，飘到我坐的土坡上，裹着我的耳朵，很惬意的。

　　我忘了嚼饼，支着耳朵听。柳树下，凤英姐抱着膝盖坐在草地上，头微微抬着，望着天上的星星，辫子垂在肩前，红头绳随着她的呼吸轻轻晃。她的眉头轻轻皱着，好像有心事，可嘴角又带着点笑，好像是听见了箫声里的话。谷子哥吹得很专注，眼睛望着凤英姐的方向，手指在箫孔上轻轻按动，每按一下，箫声就颤一下，就像在跟凤英姐说话。

　　我坐着坐着，眼皮就开始打架。土坡上的草软软的，好像是娘的棉絮枕头，箫声又那么柔，像是在哄我睡觉。不知不觉，我就靠着土坡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饼，糖块从兜里滑出来，滚到草里，也没察觉。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噤，猛地醒了。脖子有点酸，饼渣掉在衣襟上，我赶紧摸了摸兜，糖块没了，心里有点慌，可一听见箫声，又安下心来。箫声还没停，比刚才更柔了，如同映着月光的水，慢慢渗进心里。

　　天上的星星还是那么亮，月亮移到了柳树的另一边，把谷子哥和凤英姐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草地上。我悄悄站起来，轻手轻脚往柳树那边走了两步，怕惊动他们。谷子哥还倚在树上，手指在箫孔上慢慢动，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愁绪，亮闪闪的；凤英姐还是抱着膝盖，只是头轻轻靠在了柳树上，眼睛闭着，嘴角的笑更明显了，好像箫声里的话，她都听明白了。

　　箫声绕着大堤转，虫儿不叫了，连风都好像停了，只有柳叶偶尔“沙沙”响，就像是在跟着箫声晃。我忽然觉得，自己不该过来，该留在土坡上继续望风。这么好的箫声，这么静的夜，要是被我打扰了，就太可惜了。

　　我悄悄退回去，坐在土坡上，捡起滚在草里的糖块，擦了擦，剥开放进嘴里。糖是甜的，箫声也是甜的，连风里的麦香，都带着点甜。我望着柳树下的两个影子，心里想着：等开春了，麦子熟了，他们肯定能一起排《丰收》，到时候，凤英姐拉着板车，谷子哥吹着箫，老柳树下，肯定有好多人看呢。

　　箫声又吹了好久，直到月亮快落到西边的山后头，才慢慢停了。谷子哥把洞箫放进布套，装好，递给凤英姐，凤英姐接过来，轻轻摸了摸布套，又递还给谷子哥，小声说了句什么，谷子哥点点头，笑了。

　　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有点亮了，东边的天空泛着淡淡的粉。凤英姐走在最前头，脚步比来时轻快，红头绳在晨光里晃；谷子哥走在我旁边，手里攥着布套，跟我说：“二小，以后还跟哥来望风，好不好？”我赶紧点头，嘴里的糖还没化完，甜得我都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这是我干过的最能干的事。不是传信，是陪着他们，听了一晚上的箫声，看了一晚上的星星。这样的夜，比过年还有意思，比娘的糖块还甜。

　　5

　　每次帮谷子哥和凤英姐传信，那封叠得方方正正的信，在我手里都像一块烫手的地瓜，既想攥紧点，怕掉了；又想偷偷摸开个缝，看看里面到底写了啥。信封总用旧作业本纸糊的，边角偶尔沾着点灶灰，是凤英姐在灶房偷偷写时蹭上的；有时还能看见她没擦干净的铅笔印，在封口处歪歪扭扭绕半圈，如同给秘密加了道锁。

　　我常对着信封发呆：谷子哥的信里，会不会写“啥时候再去河堤吹箫”？凤英姐会不会说“俺爹又骂俺了”？娘总说“别人的私事别瞎打听”，可越不让知道，心里的小爪子就越挠得慌。有次我把信贴在耳边晃了晃，想听听有没有响声，结果只听见自己的心跳　“怦怦”　的，跟敲小鼓似的。

　　这天放学，我刚拐进村西的小树林，就看见凤英姐从树后钻出来。她穿了件浅绿的布衫，手里攥着个信封。“二小，”她往四周瞅了瞅，树林里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连虫儿都不叫了，“这封信你要亲手交给谷子哥，千万别让旁人看见。”

　　“俺知道！”我胸脯一挺，接过信，指尖碰到她的手，暖暖的。以前每次送完信，凤英姐都会摸摸我的头，说“二小真能干”，可这次她忽然往前凑了凑，温热的嘴唇轻轻碰了下我的额头，真像沾了点蜂蜜，又软又暖。我一下子僵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凤英姐也红了脸，受惊的小鹿似的，辫子一甩，转身就跑，布衫的衣角扫过路边的狗尾草，“哗啦啦”响。

　　我摸着额头，那股暖意半天没散。想起谷子哥待我也亲，他总把洞箫拿出来教我按孔，说“二小你看，这个孔按轻了，声儿就软”，我总按不准，气呼呼地把箫推开，他也不恼，从抽屉里翻出几本书给我：“先看书，等你长大就会吹了。”那些书我都看不懂。《家》的封面上画着个穿长袍的男人，《红楼梦》里字密密麻麻的，《安娜·卡列妮娜》的封面是黄的，翻开来有股油墨香。可凤英姐看得懂，有次我看见她坐在河堤上，手里捧着《红楼梦》，阳光落在书页上，她看得眼睛红红的，谷子哥就坐在旁边吹箫，调子软软的，像是在哄她似的。

　　我装好信，脚步飞快地往谷子哥家跑，想赶紧看他收到信时的模样。他每次见了信，眼睛都会亮起来。到了他家门口，院门虚掩着，只有他娘在院子里喂鸡，老母鸡“咯咯”叫着啄食，她抬头看见我，笑着说：“二小来啦？谷子刚出去，八成是去北河堤了。”

　　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回头往家走。路过自家门口时，娘看见我，问：“二小，干啥呢？鬼鬼祟祟的。”我赶紧说着“没干啥！”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连娘喊我“吃饭了”都没听见。

　　我一路跑到村西的小树林，这里的树叶厚得能当褥子，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织出无数的光斑。我躺在树叶上，望着树顶，一只大老鸦蹲在枝桠上，黑羽毛油亮油亮的，“咯咯”叫着，声音沙哑得简直像破锣。“谁能看见俺呢？”我心里嘀咕着，手不由自主地摸向书包里的铅笔刀。那刀是谷子哥给我的，刀刃上有点锈，可还锋利。

　　夕阳的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信封染成了金红色。我一手捏住信封的一角，一手把刀刃对准封口的浆糊，手有点抖，刀刃蹭过纸边，“嗤”的一声轻响，封口就开了。我赶紧把信抽出来，是三张叠在一起的信纸，上面的字娟娟秀秀的，是凤英姐的字。开头第一行就是　“亲爱的谷子哥，你好！”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从脸颊红到耳朵根，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手里的信纸都发颤。往下看，字里行间全是“俺想你”“俺听你吹箫就睡不着”，还有“俺爹又说要给俺说婆家，说不让俺跟你来往”，最后写着　“谷子哥，你快想想办法，俺不想跟你分开”。

　　原来凤英姐的心事这么重啊！我心里一紧，手心里的汗蹭到了信纸上，留下几个黑手印。我赶紧把信纸放在地上，想在衣服上蹭蹭手，可刚一抬手，就听“啪嗒”一声，那只大老鸦竟拉了泡粪，不偏不倚落在信纸上！

　　我气得一下子坐起来，抬头骂：“这个死老鸦！”可鸦只是抬了抬屁股，“咯嗒”叫了一声，展翅飞走了，黑翅膀扫过树叶，落下几片碎叶。我拿起信纸，三张纸都被鸟粪洇透了，黄糊糊的，字都看不清了。好好的一封信，全毁了！我心里又急又慌，如同揣了只乱撞的兔子，手心手背全是汗。

　　“反正只有俺知道，俺不说，谷子哥和凤英姐也不会知道。”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心一横，把信纸揉成一团，随手扔进旁边的水沟里。沟里长满了水草，纸团一掉进去，就被水草缠住了，很快就看不见了。

　　我就像做了贼似的，站起来就跑，鞋子踩进泥里也顾不上，树枝挂住了衣角，“刺啦”一声撕了个小口，也没敢回头。跑回村口时，远远看见谷子哥在他家门口溜达，他手里攥着那个青色布套，时不时往村西的方向望，好像是在等我。

　　我赶紧低下头，贴着墙根溜，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问“信呢”，也怕他看出我心里的慌。跑进家门后，我靠在门板上，大口喘着气，手还在抖。“没事的，没事的，就当没这封信。”我对着墙小声说，可一想起谷子哥望眼欲穿的样子，心里又有点发虚。

　　晚饭时，娘问我：“下午跑哪儿去了？衣服都刮破了。”我扒着碗里的地瓜粥，含糊地说：“跟二柱去掏鸟窝了。”娘瞪了我一眼：“小心摔着！”我没敢接话，心里却在想：那封信，会不会被水冲走？谷子哥会不会问凤英姐？可转念又想，反正信没了，想也没用，慢慢就忘了。这么一想，心里竟踏实了些，连粥都觉得香了。

　　6

　　鸭塘村的人都知道，老树根把凤英姐看得比命还重。他家堂屋的墙上，挂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凤英姐五岁时拍的，扎着两条小辫，被一个穿碎花衫的女人抱着，那是凤英姐的娘。老树根每天都会用粗糙的手掌摸两下，摸完就坐在小板凳上抽旱烟，烟袋锅子　“滋滋”　响，眉头总也舒展不开。

　　没人敢在老树根面前提“凤英娘”。那年女人跟着一个修锁的手艺人跑了，留下五岁的凤英和一屁股饥荒。老树根又当爹又当娘，白天在地里刨食，晚上就着煤油灯给凤英缝衣裳，手指被针扎遍了，也从不说疼。如今凤英长大了，出落得像朵水莲花，老树根最怕的就是“重蹈覆辙”。他总说“穷日子熬不出头，女人跟着穷汉子，早晚得跑”，所以一听说凤英跟没考上大学的陈谷子来往，肺都要气炸了。

　　“陈谷子算个啥？”老树根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烟袋，烟杆敲得炕沿“当当”响，“大学考不上，地里的活计不沾手，整天抱着个破箫吹，能吹出粮食来？能吹出安稳日子来？”凤英姐站在炕前，头垂得低低的，眼泪“吧嗒吧嗒”掉在蓝布裤上。“爹，谷子哥是好人，他……”

　　“好人能当饭吃？”老树根猛地打断她，声音发颤，“你娘当年也说那手艺人是好人，结果呢？你想走你娘的老路？”凤英姐不敢再说话，只是捂着嘴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如同被雨打蔫的苞米苗。老树根看着闺女哭，心里也疼，可一想起照片上的女人，又硬起心肠：“这事听我的，不许再跟他来往！”

　　没过两天，大苟书记就揣着袋茶叶，登门了。他坐在炕桌旁，给老树根倒了杯茶水，笑眯眯地说：“树根啊，我给凤英瞅了个好人家，供销社的杨秀财，你知道不？端铁饭碗的，每月都有工资，旱涝保收。”

　　“杨秀财？”老树根皱起眉，“就是那个腰直不起来的‘锅腰子’？”

　　“嗨，腰算啥？”大苟书记摆摆手，“人老实，会疼人，关键是稳定！凤英嫁过去，不用下地，不用愁吃穿，比跟着陈谷子强一百倍。”老树根盯着炕桌上的茶杯，茶水晃了晃，映出他满脸的皱纹。他想起凤英娘走后，自己带着凤英的苦日子，心里的秤慢慢歪了　再丑再瘸，能让凤英不受穷，就值了。

　　“俺再想想。”老树根闷声说。没等他想透，大苟书记又来催了两回，每次都念叨“铁饭碗难得”“过了店没处寻宿”。老树根终于松了口，晚上把凤英叫到炕前，吞吞吐吐把事说了。凤英姐的脸　“唰”　地白了，她见过杨秀财。上次去供销社买盐，那个弯腰拿盐罐的男人，腰弯得像张弓，说话时总低着头，声音细细的。她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把乱草。但望着爹布满血丝的眼睛，又说不出反驳的话。

　　“就见一面，好不好？”老树根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恳求，“要是实在不行，爹再跟他们说。”凤英姐咬着嘴唇，点了点头，眼泪却又掉了下来。她想找谷子哥商量，想让他想想办法，当晚就着煤油灯，写了封信，把见面的事、爹的态度全写了，还约好第二天下午在北河堤见面。

　　第二天下午，太阳挂在西边的天上，把河堤的草染成了金红色。凤英姐挎着个空草篓，装作割草的样子，在大柳树下来回走。她时不时往村口的方向望，眼睛亮了又暗，暗了又亮。谷子哥怎么还不来？是不是没收到信？还是……她不敢往下想，心就像被猫爪子挠着，疼得慌。

　　风一吹，柳叶“沙沙”响，就像是谷子哥以前吹的箫声。凤英姐靠在柳树上，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滴在草叶上。直到太阳落下去，河堤上只剩下她一个人的影子，她才挎着空草篓，慢慢往家走，脚步沉沉的。

　　第三天下午，凤英姐又去了河堤，还是没等到人。她心里的火气上来了。以前不管多晚，谷子哥都会来，这次怎么回事？是病了？还是听了别人的闲话，不想跟她好了？越想越气，她咬着牙对自己说：“不来就不来！爹让俺见锅腰子，俺就见！还能吃了俺不成？”

　　这时候的我，正躲在村口的老柳树后，看着谷子哥往河堤走。他手里攥着青色布套，头发又长了，耷拉在额前，眼神空落落的，走两步就往村后的方向望。我心里简直就像压了块石头，难受得很。都是俺把信弄丢了，才让他俩这样。我踢着地上的小石子，石子滚到沟里，就像那封被鸟粪毁了的信。

　　晚上，我实在忍不住，揣着颗怦怦跳的心，去了谷子哥家。他正坐在柿子树下，洞箫放在石桌上，没吹，只是盯着箫身发呆。“谷子哥……”我声音发颤，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俺对不起你，凤英姐写给你的信，叫俺弄丢了……”

　　谷子哥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啥？你说啥？”

　　“俺、俺偷看信，被鸟粪弄脏了，就扔了……”我哭得更凶了，肩膀一抽一抽的。

　　谷子哥“啊呀”一声，猛地站起来，双手抓着头发，然后把头往墙上“咚咚”顶，一下又一下，简直要把墙顶塌。“二小啊二小，你误了俺的大事！”他的声音哑得厉害，带着哭腔。我吓得赶紧往后退，转身就要跑，他却突然喊住我：“等等！”

　　我回头，看见他从抽屉里拿出张纸，上面写满了字，是他的笔迹。他把纸叠好，塞进信封，递给我：“帮俺把这个交给凤英，一定要亲手交！”

　　我接过信，心里又愧又急，转身就往凤英姐家跑。夜色很浓，街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风吹着树叶“呜呜”响。凤英姐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缝里透出一点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的。我趴在门上听，里面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老树根的呼噜声。

　　凤英姐住里间，要出门必须经过堂屋，老树根就睡在堂屋的炕上。我急得直转圈，忽然看见院墙上有个豁口，心里一动，扒着墙缝往上爬。墙不高，我费了点劲就爬上去了，趴在墙头往里看：凤英姐的窗户亮着灯，窗户纸上映着她的影子，不知道在干啥；老树根的屋里黑咕隆咚，呼噜声更响了。

　　“汪！汪！”院角的狗突然叫起来，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差点从墙上掉下去。我赶紧溜下来，蹲在墙根下，心“怦怦”跳得快要出来了。

　　“人小鬼大”，谷子哥以前总这么说我，现在我却没了主意。正着急时，我看见大门旁有棵老榆树，忽然有了主意。我走到大门前，用力“哐哐”拍了两下门，然后撒腿就跑，躲在老榆树后面，屏住呼吸。

　　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老树根披着件黑棉袄，揉着眼睛出来了，嘴里嘟囔着：“谁啊？大半夜的拍门？”我赶紧捂着肚子，大声喊：“哎哟！救命啊！俺肚子痛死了！”

　　老树根听见声儿，顺着声音往榆树这边走：“谁家的孩子？咋了这是？”我见他走过来，心里一喜，趁他没注意，就像兔子似的窜出去，绕到大门后，溜进了院子。

　　“谁啊？”凤英姐的声音从里屋传来，紧接着，她走了出来。看见我，她吓了一跳，赶紧拉我一把，压低声音问：“二小？你咋来了？俺爹呢？”

　　“凤英姐，这是谷子哥给你的信！”我把信塞到她手里，转身就跑，“你快看看，俺先走了！”说完就冲出大门，顺着街跑，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心里却松了口气，俺终于把信送到了。

　　跑过村口的老柳树时，我看见谷子哥正站在树下，手里攥着洞箫，看见我跑过来，赶紧迎上来：“送到了？”我点点头，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好兄弟，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远处传来一阵箫声，是谷子哥的洞箫。箫声柔柔的，好像月光落在枕头上。我想，凤英姐肯定也听见了，她手里攥着信，心里肯定也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