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中，“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一个佝偻的老人，下面是一个张开手臂小孩，寓意着小孩扶着老人前行。这体现了古人对孝的最初理解，即子女对父母的奉养。

　　而孝文化的产生比文字出现更早，在近万年前的上古时期，氏族社会已经有了孝文化的雏形。从现代科学观察来看，部分动物就存在类似“孝”的行为，如成年大象会长期保护家族中的老象，帮助其觅食、躲避危险；乌鸦会喂养年老或受伤的亲鸟，直至其恢复或离世；狼、豺等群居动物，会照顾群体中失去捕猎能力的老年个体，共享食物。这些类似“孝”的行为，不仅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动物代际传递技能的方式。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社会是由动物社会延展而来，为了维持种族的延续，人类自然地继承了动物社会这一基因——奉养掌握着生存经验的老人。随着血缘家庭的形成，亲子间的情感纽带日益紧密，人们开始主动关注父母的晚年生活，“孝”从模糊的互助行为逐渐发展为明确的家庭责任，构建了孝文化的基础。

　　先秦时期，随着农业文明的日趋成熟，人口出现了暴涨，种族延续基本达成，可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冲突的概率大增；部落重大问题的决策难度也大增，这样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便成为了人们的第一要务。于是先贤们便把维系家族稳定的“孝”纳入了社会的伦理体系，并将其与社会秩序的“忠”关联，使其从家庭层面上升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最终构建了系统化中的孝文化。

　　到了汉代，孝文化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将儒学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在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基础上，升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等级制；国策上废弃了秦依法治国的方针，实行“以孝治天下”；官员选拔上淡化了“军功爵制”，实行“举孝廉”。孝文化与政治紧密结合，成为世俗道德和主流文化的最高标准。

　　其后，各朝各代都把“孝”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即使少数民族掌握了国家政权，依旧实行“以孝治天下”方针，使“孝”成为封建社会最高的礼文化。如鲜卑族的北魏，将“孝”从伦理层面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推行“孝治”理念，以孝教化民众，以孝选拔官员；蒙古族的元朝，明确将“孝”列为“三纲五常”的核心，下令翻译《孝经》为蒙古文，让贵族子弟学习，地方官员必须以“孝”教化百姓；满族的清朝，更是将孝文化推向顶峰，康熙、雍正、乾隆均推崇《孝经》，雍正还亲自著《孝经集注》，将“孝”与“忠君”绑定，实行“忠孝一体”。

　　孝是天之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也就是说天下万物都有它初始，这是天下万物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道”。天地万物起源于道，道也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人们只能发现它、利用它，绝对不能创造它、改变它，否则就会遭到道的惩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吕氏春秋》也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万物遂长也。”可见古圣贤们都感恩于道创造了万物，敬畏于道玄之又玄。于是《周易》就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以天为乾，以地为坤，天为主，地为顺，只有顺承天道，人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和上天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光、与四时合其序。”于是历代的帝王们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天活动，表达对上天的敬畏，祈求上天庇佑国人。

　　孝是人之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有其自然的法则，人类从其法则中领悟到了自身的法则，这个法则最基本的道就是孝，当然不管是上下的人伦还是左右的人伦。《孝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就是说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类最为根本的德行。人只有感恩于父母给了一生命，才能做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也许就是中国最早的生命教育）；人只有感恩于父母滋养了生命，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恭敬父母照料父母。推而广之，只有孝敬了父母，才能善待天下之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孝敬了父母，才能做到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进而才有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那种不敬爱自己父母却去敬爱别人的人，不尊敬自己父母而尊敬别人的人，不仅违背了礼法，也是别有企图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社会繁衍不息而又生机勃勃的根本。

　　孝在于正心。心是身之主神之舍，正心就是修德，看德是否源于自然之道，是否合于人间正道。纵览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虽说林林总总各不相同，但在修德上却是高度的一致。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道生育了万物，德就要蓄养万物；佛家也说：人最大的障碍就是心，即妄想、分别和执着。可见正心就是要涤除心中的邪念，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的人，这不仅是做人的头等要务，也是追求理想人格的阶梯，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石。

　　孝在于践行。《论语》说：“人则孝，出则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人在家里要孝敬父母，在外面要尊敬兄长，这样做了如果还有余力，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可见古圣贤们并不只是高谈阔论的清谈者，也不只是孤居书斋的独思者，而是非常重视社会实践的参与者，让“知”成为“行”的指导，让“行”成为“知”的目的，也就是圣贤们所倡导的“知行合一”。《荀子》也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对一个人的评价，不仅要听他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些什么，只有言行一致的人才是国家的宝贝。同理，行孝的关键也是在于行。即使没有美酒佳肴侍奉双亲，也不能扬名于世使父母荣耀，可只要有一片孝心，粗茶淡饭就是行孝，言语和顺就是行孝。

　　当然，行孝并不是一味的顺从，若父母有错，子女就要劝谏，即使是“几谏”也是孝子；若国君有错，做臣子的也应该进谏，即使“犯颜直谏”也是忠臣；若朋友有错，同伴的更应该劝解，即使“割袍断义”也是诤友。否则，陷父母于糊涂、陷君王于昏聩、陷朋友于不义，才是不孝。

　　客观的讲，远古时期，孝文化稳定了家庭的伦理关系，保障了种族的延续，中古时期，孝文化升华为国家的礼文化，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彰显了孝文化对社会的维护效应。可时代进入近古时期，中央集权制高度成熟，经济文化也达到了鼎盛，孝文化步入了植物学的“侧枝盲端”，失去了继续延展分化的能力，最终呈现为僵化状态，对以“地心说”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产生了“戕害效应”，就像野生盘羊的羊角一样，最终会刺入自己的头部组织，导致感染死亡。如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光绪为了维护清廷的礼法，彰显为人子孙的孝道，清廷挪用北洋海军的“海防经费”“海军报效款”，修缮扩建颐和园，致使海军炮弹数量不足，质量低劣，导致中日海战惨败；再如中国历代朝廷都有的三大毒瘤（藩镇割据、外戚专权、宦官乱政），其中外戚专权就是孝文化的直接负产品（汉初的吕氏集团，东汉的窦氏集团，唐代的武氏集团，清代的慈禧太后）。

　　同时孝文化对以“日心说”为代表的新思想、新科技产生了“遮蔽效应”。当清廷还在对儒学、孝文化精雕细琢的时候，西方已冲破了黑暗的中世纪，掀起了古希腊时存在的新文化运动，如洛克的《政府论》（主张主权在民）、孟德斯鸠的《法意》（三权分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等，这些新思想新文化，直接引领了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步入了人类社会新的轨道——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中国近代也掀起了一系列的革新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但它们都纷纷失败了，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以孝文化为代表的旧文化过于强大，遮蔽了生存结构的变化，对新文化产生了戕害效应。

　　如今，以“地心说”开启的农业文明已成为了历史的过往，以“日心说”开启的工业文明尽现塌缩：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温室效应、土壤退化；贫富分化、劳动异化、精神空虚、人际疏离；冲突不断、残害生灵、掠夺资源、道义缺失等。人类社会又面临着新的选择，即怎样重构人类社会的新文化。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不应缺席，也不可能缺席，应摒弃孝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弘扬“尊老爱幼、睦邻友好”的成分，为人类下一茬新文化的构建，提供中华文化优良的底层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