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季羡林、任继愈是新世纪中国文化进程中当之无愧的北大三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或求学或授业于北大，更因为他们和北大的感情，鱼水情深，罕世少有。张中行1931年考入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是三人中的老大哥，以写北大旧闻而著称；二老中的季羡林1946年5月回国，9月任职北大副教授，旋即转为正教授，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三老中最小的任继愈，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39年又考上西南联大的研究生，1942年即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直至1964年，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离开北大，负责筹建国内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即使这样，他也非常关注北大，在他的亲自主持下，1985年宗教所与北大合作，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开大学宗教教育之先河。三老无论是作为学子还是业师，他们的经历、学识、思想、风范，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当之无愧，罕有其匹。而北大三老的爱情，是其中尤为壮丽的华彩乐章。

　　张中行：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爱情是人生的一半儿，爱情的花，有败有艳，爱情的果，有苦有甜。三老中最受世间争议的是中行老的爱情，而这一切，都和一个女人有关，这就是当代著名的女作家杨沫。张中行与杨沫相识于1931年。那一年，张中行二十二岁，刚考入北大，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恰是风华正茂，风流倜傥的年龄。而原名杨成业的杨沫，也是青春年少，在北京西山温泉女中上高中，因家境衰落，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沫的母亲打算把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杨沫坚决不从，遂放弃学业，离家出走，寻找新的生活，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轰动。有一个叫于大哥的因与张中行相识，便让张中行为其表妹的同学（即杨沫）介绍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于是二人相识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有理想、不世俗……”你看，中行老晚年在写忆旧的文章时，还是这样痴情不减，文笔依然带着火辣辣的情感。足以可见，杨沫在张中行一生情感中所占据的分量。见面后的结果是，中行老愉快地给在香河县立小学当校长的兄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并且很快就得到回信，于是，杨沫去了香河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张、杨一个郎才，一个女貌，这不亚于干柴烈火，加之二人在读书和文学创作上，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很快就掉进了爱河，在北大沙滩附近，租了间民房，过起了浪漫的同居生活。杨沫因为年轻，接受外界新思想较快，喜欢阅读新文学运动一类的作品。张中行人则比较老成，爱钻研古书和外国哲学原著，故两人的兴趣爱好与阅读趣味呈现出距离与差别，正因为这距离与差别，为他们以后的离异埋下了分手的种子。两人的热恋持续了四年。1936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说，主要是收到在香河教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切，于是裂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但杨沫在写作《青春之歌》的时候，把自己与张的主动分手，看作是革命青年打破小资产阶级的牢笼，追求进步，追求自由的象征和写照。并对张中行主张的书斋生活，小家庭生活，作了无情的否定。在书中，她又进一步把张中行当作了小资产阶级人生态度的代表，写进了原著，于是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就是余永泽，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公案，成为了建国后文学界批判的一个文学典型。今天，在回首这段爱情往事的时候，我们除了应尊重二人对天命与自由人权的选择，也不应忽视当时二人分手的社会背景。1936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的政策，无疑加重了这种国难深仇。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更是将全民族的抗日浪潮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受此激励，都纷纷冲出了书斋和家庭的围城，走上了战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家卫国。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北大，在北京，在全中国所激起的反响是多么强烈。抗日的硝烟弥漫了全中国，这无疑对年轻的杨沫来说是一种强烈的震撼。她渴望与有为的社会青年一样，在浴血的抗日战场上，去接受人生的洗礼。而老成古板的张中行，还待在象牙塔里，一心一意地营造他自己的书斋生活，小资生活。这是与社会，与抗日背道而驰，并为时人所不齿的。在当时年轻的杨沫眼里，政治大于生活，政治也几可等同于爱情。当循规蹈矩的张中行，再也罩不住杨沫思想的羽翼时，爱情的滑稽剧，就不可避免地又一次上演了。依今天看来，这样的爱情剧，历朝历代，都在不断上演，情节大同小异，只是演员中的主角、配角不同而已。多少年以后，二人对当时的分手进行了各自的总结。杨沫在回忆文章中把这段经历，当成是一种抗日的选择，至今看来，这种选择在民族危难之际，是有民族气节的，令人钦佩。而张中行，也肯定了二人的分手，这对杨沫个人的志向发展来说，也是有益的。　　

　　但是事物的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五十年代，杨沫发表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举走红中国文坛。杨沫在书中虚构的以张中行为原型的余永泽成了广大读者一致声讨的对象。受此牵连和影响，张中行被遣返河北香河老家务农。对这一切的遭难，张中行都采取逆来顺受，不置一词的态度，始终隐忍不发。“文革”期间，有人让张中行检举杨沫的言论，张中行也未跟着落井下石，说杨沫的坏话，而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难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再后来，杨沫在回忆录《青蓝园》中有对张中行不恰当的描述，张中行是抱着绝不发言的态度，一直沉默到底。到最后，杨沫去世，张中行拒绝了他与杨沫所生的亲生女儿的请求，未去参加杨沫的遗体告别仪式。从这些情节上看来，张中行是很有骨头和隐忍精神的。我想，这是与他早年从事佛教的研究，并主编以佛教为主题的杂志《世间解》有关，甚至解放以后一段时间，张中行还在佛教协会兼职编辑《现代佛学》月刊。也许，张中行对人世间的所有的苦，早已通过深研佛教，有了更高、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认识到，苦不仅是对过去世所带来业的一种报复，更是一种因果和轮回。所以，他不再对抗苦，而是采取顺生的态度，悲天悯人，安之若素地过天下小民的生活。他种种不平的遭际，业已被佛教这一伟大的哲学体系吸收和平复，他人生苦难的伤口，也因信奉了佛教思想，被佛教的绷带紧紧地包住，这也许是对张中行苦难之中所呈现出的人性之美的一个更好的解释吧！

　　季羡林：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二老中的季羡林，在爱情方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爱情花絮，也是紧随张中行之后，有一种“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的朦胧之美。季羡林的爱情，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啊！要说季羡林的爱情，不能不追根溯源季羡林的家世。季羡林祖籍山东临清市大官庄，季羡林父亲那一辈儿，只有他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哥俩在老家实在混不下去了，跑到济南城卖苦力。在最困难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馅饼”，季老的叔叔用两块大洋买了几张彩票，结果中了头奖，赚了四千块明晃晃的“袁大头”。据此，兄弟俩从赤贫变成了暴发户，并由此完成了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转变，盖起了青砖瓦房，娶妻生子，过上了“贫民张大嘴”的幸福生活。旧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兄弟二人盼星星盼月亮，一生再生，结果他们这一辈只生养了季羡林这么一个男孩。老兄弟俩一合计，就让六岁的季羡林到了省城济南的叔叔家，过起了离家求学的生活。那么，季羡林属于过继，还是助养，老兄弟二人当时是怎么商量的，如今已无人知晓，就连季羡林自己也蒙在鼓里。反正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私塾，读小学，初中考入正谊，高中转入山东大学附中，又称北园高中就读。从初中到高中，季羡林的学习一路领先，国文习作很受老师推崇，古文功底尤甚，小小的年纪已经有了超群的写作天赋。但人生的不完美之处也在于此。季羡林固然跳出了农村，改变了务农的命运，但少小离家，投奔叔叔，缺少父母的关爱，家庭的亲情，一个人孤单漂泊在外，寄人篱下，多愁善感的思乡离绪是可见的。这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来讲，在性格发展上是欠缺的，也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季羡林的叔叔，平时不苟言笑，待人接物非常严厉，这让季羡林望而生畏。季羡林的婶母，生有一女，名曰秋妹。婶母对女儿异常宠爱，这让小季羡林看在眼里，不免心生羡慕与不平之感。种种人生遭际，让季羡林幼小的心灵发展，有异于常人，其孤独之苦无法为外人道也。高中毕业，遵照叔父之命，季羡林报考济南邮政局，也不知是季羡林有意考不中，还是老天爷成全，季羡林没有考取。于是，再赴北京赶考，结果一鸣惊人，季羡林同时为北大、清华两校录取。从季羡林叔叔让其报考济南邮政局这一点看，其叔叔也没有成全季羡林，助推其上学成长之意，至多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季羡林高中一毕业，即1929年18岁时，叔父就自代父命，亲自为他选定了一门婚事，18岁上季羡林就结了婚。也许是叔父要用婚姻这条裤腿，缚住季羡林不知天高地厚，恃才傲物的青春性情，让他从此熄火安身，顺天认命，也未可知。新娘是谁呢？为季羡林叔父同事的三女儿，名曰彭德华。季彭两家非常交好，交好到什么地步呢？彭德华的父亲（即季羡林的岳父）之所以能够得到当时济南官场上的一大肥缺——黄河河务局的工作，就完全是拜其叔叔所赐。最有趣的是，季、彭两家住的还是前后院，前院住的是季大科长，后院是彭德华一家。彭德华年长季羡林四岁，虽然算不上“青梅竹马”、“一见钟情”，但门里门外，抬头不见低头见，见面说话，东屋拿面，西屋借瓢，二人的接触肯定也是有的。但世间事怪就怪在，失败的爱情，往往都是错点了鸳鸯谱。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语用到季羡林身上非常妥帖。季老看不中彭德华，他的丘比特之箭瞄准的却是自己的小姨子——彭德华的四妹，小彭德华两岁的“荷姐”。但时不我与，天不佑人，是季羡林自小就畏于叔父的严厉管教，不敢与命运抗争？还是荷姐少不更事，畏于妇道尊严，不敢姐妹易嫁？到头来二人的这段暗恋，都往事随风，成为一场无言的结局。据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回忆，他的几个姨长得都很俊，四姨气质尤其出众，是特别能干，性格开朗，爱开玩笑的那种女孩。季羡林1946年留德归来，在济南宴请亲朋好友，没想到一桌子请来的全是女性。季羡林小姨子荷姐在宴间，相伴左右，左一个“季大博士”，右一个“季大博士”，与季羡林说笑逗乐。如果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探寻之，是否有初恋情感压抑多年而今一朝得到释放之感呢？只可惜，桃花流水春去也，荷姐已为人妇，羡林已成教授。“子欲养，而亲不在；人欲爱，而时已移。”这种人类爱情的伤感，也唯有季羡林与荷姐二人，在心底深处细细体味了。　　

　　言归正传。再说1936年，季羡林去德国，适逢二战爆发，在德国一呆就是十年。1946年归国，即入北大，出任北大教授。季羡林有著作《留德十年》，详细描述了他在德国期间的经历。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季去德时25岁，回国时35岁，他在德国情感方面是怎么度过的？是否遭遇过艳遇？即使没有，他这样一个年轻时尚，一表人才，身体健康的男人是怎么解决其性欲的？即使从为尊者讳的角度，读者也尚有一问，季羡林如何像佛教徒一样，能身不染红尘地化解掉自己的性欲？时光迁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终于有报刊披露，季羡林留德十年，与他身边的打字少女——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跨国之恋。在这场跨国之恋中，女主角德国少女伊姆加德为情所缚，终生未嫁。这又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也可以看作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纯洁友谊的象征。虽然没有结果，但那份浪漫却又飘渺，高雅而又圣洁的感情，还是给广大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这着实又是一场《廊桥遗梦》的中国版。实际上，旁观者观之，亲历者痛之。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对此有所记录，在离别的前一天，季一天之中，去了好几次伊姆加德的老房子。那种离别前的怅惘、缠绵、优柔寡断、脚步迟疑、身不由己的感情，在季羡林本身，犹有切肤之痛。好在，季羡林在处理和伊姆加德的感情上，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因为季羡林生于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受孔子礼教的影响程度自然比一般人要大，中的毒比一般人要深，所以，孔孟理论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就比一般人要熟练得多。因此，他又像前一次冷处理与荷姐的初恋一样，举起了封建礼教的利刃钢刀，又一次砍向了自己的命根与痛处。结果，一个人间奇迹诞生了，季羡林以牺牲自己的感情，牺牲个人的私欲为代价，其实又何偿不是以牺牲德国年轻少女伊姆加德的感情为代价，向中国的封建礼教传统投降，向师道尊严缴械。他维护了封建礼教的“父为子纲”的古老传统，于是山东除了“孔圣人”之外，又多出了一个爱情方面的圣人——季羡林。尔后，季羡林冲破种种封锁，转道回国。　　

　　本来归国以后，关于季羡林的婚姻爱情故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婚姻在季老身上总是呈现出“一波三折，无果而终”之美。俗语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建国后，季羡林职场上是一路顺风，他不仅是北大文科仅有的7个“正一级”教授之一，是教授中最为年轻的一个，而且是社科院学部委员，月工资400多元。按当时齐白石的画价10元一张计算，季羡林一月可买40张，且赠品不算。这在当时已是巨富，足以养家糊口，买田置地了。按说，全家分别这么多年，也该家人团聚，安享和美的世俗生活了。但一直到1962年，季老夫人彭德华才迁来北京，全家得以团聚。这样算来从1936年季羡林去德至1962年全家团聚，夫妻分居长达26年。这段史实，直到2010年，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中才有所披露。原来是季承姐弟偷偷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尔后由北大出面，上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批准，彭德华才迁来北京的。那季羡林什么态度呢？季承文章中说，父亲对此虽有不满，也没表露出什么。“儿大不由爹”，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儿女已经长大了。可家搬来了，两颗不沾爱的心，却始终弥合不到一起。于是季承写道：“大床布置好以后，父亲却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要和母亲分开睡，他要独睡一室。我们只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让母亲一个人孤单地睡在客厅里。”看到这里，每个人都会为之心酸，这扭曲的爱情，无性的婚姻，走到今天，到底是谁之错？　　

　　但季老就是季老，两人虽然没有爱情，但是家庭生活中的感激之情还是有的。季老还专门为妻子德华写过一篇文章《寸草心》。文中这样写道：“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对彭德华个人的无私行为，他在文章中进行了高度的礼赞。季羡林在一篇文章《我写我》中写道：“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这正是季羡林人格的高尚和我们常人难以企及之处。因为季羡林所能够做到的，我们世人不一定能够做到；季羡林所能够牺牲的，我们世人不一定能够牺牲。这正像武侠小说中，武林高手独孤求败一样，一生都在祈求一个能够打败自己的对手，而季老爱情中所呈现出的其独有的凄惨之美、悲壮之美、人性之美，在这个人世间，除了一个季羡林，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嗟夫！斯人已去，如今人间已无季羡林。

　　任继愈：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三老之中，任继愈的年龄最小，爱情也是这三人中最为顺畅，最为恩爱的一个。任继愈，原名任又之，1916年4月出生于山东平原县的一个旧式军官家庭。父亲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为同窗，参加过抗日战争，后衔至国民党少将，因不善拍马奉迎，最后在参议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任继愈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世家，更是一个本分慈善、勤俭持家，秉承着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家庭妇女。任继愈从小就沐浴着家庭的温暖成长。他四岁入私塾读书，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后因战事爆发，他又返回故乡平原读初中，后又到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就读。因战事频仍，任继愈读高中时更换过五六位国文教员，其中就有任今才、张希之等诸业师，他们都是从北大中文系或者是哲学系毕业的。正是这些后来遇到的恩师，对任继愈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他对哲学研究的浓厚兴趣。高中时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作品，也读歌德、泰戈尔的诗作，每有所获，都令他激动不已。哲学，饱含着神秘理性之光的哲学，成为少年任继愈心目中为之追求不已的女神。1934年，年仅18岁的任继愈，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受教于汤用彤、熊十力、钱穆等教授。在国难当头，列强环伺的旧中国，学习一无用处的西方哲学，很多人不理解。因此三年下来，原来哲学系一同入学的十几名同学，都纷纷走光，最后只剩下三人还在坚持，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个年轻人日夜不熄的思想炉火？后来，任继愈在回忆文章中说：“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如果说哲学对此时的任继愈，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愿景和迷蒙中的希望的话，那么，1937年任继愈大学三年级时，一次中华民族历史上难忘的“北大南迁”的征程，更是将一种伴随终生的忧国忧民、济世苍生的忧患意识扎根于他的思想与行动之中。时年21岁的任继愈也报名参加了从长沙到昆明的“湘黔旅行团”，“旅行团”的领队老师是著名诗人闻一多。正是这次难忘的徒步“小长征”，使得他对哲学从形而上的研究，回归到对中国现实、苦难与人生层面的探索，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重大嬗变。他在带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这段话也完全可以视作他本人在哲学研究上，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原因。　　

　　1938年，任继愈在随校南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9年，他又一举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后，即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生活对年轻的任继愈来说，翻开了新的一页，而美好的爱情也在紧张的工作中不期而至。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来留学英国的同学王维澄，他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以一篇《老子化胡考》的毕业论文，享誉学术界。王维澄回国以后，在师范学院教哲学史，业务很繁忙，王维澄的爱人则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次，王维澄爱人生病，不能上课，学校又找不着合适的替代人手。王维澄便来找任继愈商量，让他这个大讲师屈尊就驾，到附中代几天语文课。这让任继愈很犯难，一个大学讲师去给初中的小孩子授课，这是哪和哪的事啊！但任继愈经不住王维澄的一说再说，便答应了去代几天课。不成想，这一答应，竟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语文的，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冯钟芸。因为是教同一年级的课，年轻人之间又没有隔阂，一来二往，两人就相熟了。冯钟芸出生于一个家世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他的大伯冯友兰是开宗立派的哲学家，姑姑冯沅君是知名的文学史家，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教授。冯氏三兄妹以“三冯”名贯当时的学术界。他们的家乡河南唐河更是以“三冯”为荣，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唐河地区都形成了家家送子女上学读书求知的教育氛围。　　

　　也许老天爷要成心帮助这对人间男女。之后不久，冯钟芸就被聘到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成为了西南联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按说这样两人更有了接触的机会，但两人作为大龄青年，同时又有学问在身，在男女情愫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主动，尽管身在一个学校，作为同事，他们谁也没有主动挑破爱情这层窗户纸。　　

　　这时，任继愈的导师和恩师汤用彤先生却坐不住了。汤先生看到自己年轻的弟子，不事婚姻，心里很着急。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打扮了一下行装，亲自跑到冯钟芸家里去，因为任继愈孤身一人在外，且家人都在山东平原，所以，他自代家长，为弟子上门提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恩师替弟子登门求婚，这在战时不能说绝世少有，也是感人至深。师生情谊，溢于言表，如今已成一段佳话。　　

　　1946年，二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从那时起一直到晚年，二人相濡以沫，再也没有分开过。他的女儿和儿子任远和任重在缅怀任继愈的纪念文章《永远珍藏的记忆》中写道：“2005年妈妈不幸去世。爸爸在送别卡上这样写：‘钟芸，你暂时离开了，可是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妈妈告别仪式那天，爸爸早晨3点多就起来了，仔细地洗头、洗澡、剃须、穿上干净的白衬衫。在遗体告别仪式的两个多小时内，他身后椅子也不曾坐一下。仪式结尾，家属做最后的告别时，爸爸走到妈妈旁边，伸出手去，轻轻地、轻轻地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和脸庞，好像怕惊醒她的睡眠。眼泪顺着爸爸的脸流下来。”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代大师感天动地、山高水长的芬芳爱情。而作为哲学大师，誉满天下的任继愈，不管是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还是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高职，他的一生都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始终恪守着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节操，从来也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和绯闻，这也是一代哲学大师的感人情怀吧！

　　（备注：该文发表于2015年《人民周刊》，曾获“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散文创作二等奖，此文曾在《散文选刊》2013年第7期转摘。）

　　【作者简介】

        焦红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东写作》副主编、《胶东散文》主编、威海职业学院客座教授。第十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岀版散文、人物传记、文学评论等个人专著六部，主编各种散文选本、小说、诗歌丛书专著40余部。荣获“冰心散文奖”“刘勰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齐鲁散文奖”“山东省散文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散文事业发展贡献奖”“山东省写作学会首届铺采摛文贡献奖”“烟台文艺奖”“烟台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