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之五：周恩来的旷世之托

　　1960年2月21日是个星期日。一大早，乌可力赶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后园恩寺21号院的家中。此时的乌可力，已经于1958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结束了四年的学业，又转到了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现代力学系，在钱学森大师的麾下，开始了空气动力专业的五年的学习与深造。这个专业，是党中央着眼培养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的人才队伍而专门设立的。乌可力和哈军工的几位同学，在“优中选优”中有幸入选。

　　时逢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饥荒已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深度蔓延，学校食堂的伙食太差了，乌可力就盼着星期天。因为他可以去家里蹭饭，把父亲每天唯一的那一磅特供牛奶喝掉。乌可力老爷子说，喝了这一磅牛奶，我两天没有饥饿感，听课也特别的全神贯注。

　　乌可力老爷子说，他和父亲乌兰夫刚刚在餐桌前坐定，始料不及的“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大戏，由此蓦然拉开了帷幕。

　　父亲的秘书，与乌可力同岁的沃宝田匆匆走到乌兰夫身边轻声报告，首长，总理电话找您。看着父亲起身去接电话，乌可力问道，沃秘书，总理有什么事？沃宝田摇摇头说，中南海一号台要过来的，好像很着急。从那一刻开始，乌可力心神不定了，眼前的那磅牛奶竟然没喝一口。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乌兰夫回到了餐桌看了看了看桌上的牛奶，说道，乌斌，现在南方有3000多名孤儿没有奶喝了。乌可力看着神色凝重的父亲，更不敢喝下这磅牛奶了。那天早上，乌兰夫再也没吃一口饭。停顿了片刻，乌兰夫说道，沃宝田，快给我要一个内蒙的长途电话，找杨植霖！

　　杨植霖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并兼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实际主持自治区工作。在隔壁房间里，乌兰夫与杨植霖在电话里足足交谈了一个小时。放下电话后，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一言不发。

　　下午五点，本想在家里再蹭上一顿晚饭的乌可力，看着父亲心情沉重，遂决定立即返回学校。这时，内蒙古的长途电话过来了。乌兰夫抓起电话就问，老杨，情况怎么样了？又是一个小时，乌兰夫与杨植霖煲的“电话粥”快要结束的时候，坐在客厅里的乌可力听到乌兰夫吼着嗓子喊了一声，好啊，老杨，你可是办了一件大事啊！乌兰夫放下长途电话，换手拿起了“红机子”，说道，要周总理，快！

　　过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乌兰夫走了出来。乌可力老爷子说，沉闷了一天的父亲脸上的阴霾尽扫，招呼乌可力，吃了晚饭再走。饭桌上，乌兰夫缓缓讲述了这一段时间，从中国的南方到北京，再到内蒙古发生的事情。

　　原来，从1959年开始，南方大饥荒就已经开始悄悄蔓延。在上海、杭州、宁波、常州一带的车站、码头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以及各个孤儿院的门前，经常出现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上海市，曾经最高的一天就出现了109个弃婴！这些弃婴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营养不良，患有多种疾病。在家人留言的条子里，无奈的表示家里遭了大难，实在无力抚养，恳望好心人收留。到了1960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孤儿院里，已经人满为患，远远超出了当地福利机构的承载能力。

　　于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案头，关于南方孤儿院的食品和抚养经费极度短缺的报告接踵而至。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连续几天给十几个省份的领导拨打电话商请援手。无果之后，今天一大早，找到了乌兰夫。周总理说，乌兰夫同志，你们内蒙古能不能再为这些孩子们解决一部分牛奶或奶粉？或多或少都可以。

　　乌可力老爷子说，周总理在请托中使用了这个“再”字是有原因的。父亲乌兰夫曾经告诉他，从1959年开始，根据上海市、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求援恳请，内蒙古已经多次提供了奶制品和肉类的支援。但是，今天早上当他听到了周总理以如此商量的口吻提出这样的请托，乌兰夫顿时心如刀绞！他知道周恩来这个大国总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为了这些南方孤儿，他亲自出面找到乌兰夫，说明周总理现在只有内蒙古这个期待了！

　　乌兰夫告诉乌可力，为了加强对内蒙古的统治与盘剥，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曾把内蒙古“大卸八块”，分割成了绥远、热河、察哈尔、兴安等几个省区，还把阿拉善和额济纳旗先是划到了宁夏，后又给了甘肃。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向党中央提出，建国后要恢复内蒙古区域的本来面目，建立一个区域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与乌兰夫彻夜长谈，完全同意乌兰夫的建议。

　　1949年10月刚刚建国，周总理即开始了操盘运作，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说服了许多持不同意见的领导，终于于1954年1月撤销了绥远、察哈尔、热河、东兴等几个省区，建立了统一的内蒙古民族自治区。1956年6月，　又把阿拉善和额济纳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至此，内蒙古人民终于有了一个118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

　　乌可力老爷子说，父亲乌兰夫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周总理为了我们的内蒙古，做的太多太多了，我乌兰夫无以回报！所以，当周总理亲自提出给南方孤儿解决奶粉请托的那一瞬间，乌兰夫毫不犹豫地说道，总理，我们内蒙古当下确实很难，但是，我知道总理更难！我马上就和内蒙的同志商量一下，尽快拿出一个万全之策，请总理先把心放下来！乌可力老爷子说，父亲终于找到了回报周恩来总理的难得的历史际遇！

　　就在那天上午10时，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大楼的大会议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植霖主持召开了自治区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奎壁、吉雅泰、王逸伦、王再天等领导同志悉数到场，自治区政府的财政厅、卫生厅、教育厅、建设厅、交通厅、公安厅、商业厅、农牧业厅的各路诸侯也都一个不少地列席会议。

　　杨植霖开门见山，传达了周总理的请托和乌兰夫的意见。杨植林说，乌兰夫同志的意见是，这次，我们不考虑解决奶粉的问题了。我们直接把这些孤儿接到大草原，为孩子们安一个家！而且，还要“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会场的气氛凝重肃穆，每一位与会者眼中都是含满了泪水。

　　杨植霖率领大家共同用命，下午5时前，一份彰显草原胸怀和草原气派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1960年接受南方孤儿的基本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确定：1、立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九个盟市筹建保育院，拟定领养政策，让南方孤儿有一个适应期，以确保“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2、自治区政府各个厅拿出了接纳南方孤儿的政策方案和保障措施；3、自治区政府从当年的其他业务经费中挤出了100万资金，直接用于确保“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工作需求；4、自治区政府和有接受南方孤儿任务的市盟，立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于是，从4月份包头市第一个接运组抵达上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各个地区的接运组，反反复复地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3323名南方孤儿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六十多年过去了，更多的人们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才知道了《静静的艾敏河》，知道了《国家孩子》，知道了草原上那位伟大的《额吉》。

　　2017年8月的一天，江苏省常州市南方孤儿寻亲公益机构，向呼和浩特市乌兰夫纪念馆赠送了一尊用紫砂制作的巨大的乌兰夫半身塑像。乌可力应邀出席，并亲自揭幕剪彩。

　　乌可力来到现场，闻讯赶来的300多名代表早就整齐排列在塑像前。他们都是曾经的南方孤儿，都已过了耳顺之年，不管男女，每个人的面庞都是大草原赋予的古铜色。他们已经和内蒙古民族血脉相连，和内蒙古大草原融为一体了。

　　当乌可力揭开盖布的一瞬间，乌兰夫塑像放出了紫砂红光。突然，300多名南方孤儿代表齐刷刷地跪在了乌兰夫的紫砂像前，用蒙语大声呼唤起来“乌爷爷！”“乌爷爷！”“乌爷爷！”乌兰夫纪念馆一片声震屋瓦的恸哭声，让所有的嘉宾都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乌可力老爷子说，那一刻，他想起了1960年2月21日早晨，周总理为了这三千南方孤儿对父亲的旷世之托，想起了父亲和内蒙古人民那义不容辞的感天之举；老爷子说，一切皆已远去，总理和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碎片之六：参加“健康比赛”，获得“全国劳模”

　　1967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被中央文革无端打成“内人党”反党集团头目的乌兰夫，被周总理以“监护”的名义保护了起来。此刻的乌可力，已于1964年从哈军工毕业后，被授予上尉军衔，分配至当时还属于解放军建制序列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沈阳第601研究所，担任了航空动力专业的研究员。

　　乌可力悄悄回到北京，打听到父亲被“监护”的地点是位于宣武区白广路的总参第三招待所，就穿着“65式”军装“混了进去”。乌可力老爷子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了。父子相见，没有一句的家长里短和儿女情长，乌兰夫开篇就说，现在，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凶，自治区的常委们全部都被造反派进行了批斗。乌斌，你马上赶回呼和浩特，设法转告这些老战友们，一是别害怕，要坚信我们自己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二是保重身体，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健康比赛，谁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乌可力在呼和浩特挨家挨户地转达了乌兰夫的口信，为这些老同志鼓劲后就回到北京向父亲复命，然后匆匆返回沈阳。熟料，乌可力刚刚走进第601研究所，就被研究所军管会的几个当兵的捆绑了起来。

　　原来，乌可力还没有离开呼和浩特，就被自治区的一名常委举报（此人文革后被处理），说是乌兰夫指使乌可力进行反动串联活动。当时的沈阳军区和辽宁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批示，立即将乌可力以现行反革命罪实施批捕。此时，乌可力的大姐云曙碧、大哥布赫亦也身陷囹圄。

　　乌可力被第601研究所军管会的专案组进行了反复拷问和多次的批斗，甚至还挂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沈阳市游街。无奈乌可力骨头硬，就是不吐一个字。因案情涉及到乌兰夫，沈阳军区和辽宁省革委会无权定案，遂把乌可力投入到沈阳市公安局的皇姑区看守所，一关就是四年八个月。

　　乌可力老爷子说，真没想到，我稀里糊涂地也加入到了“健康比赛”的行列。他说，那时，我失去了自由，被三天两头地提审批斗，吃的是无法果腹的“猪狗食”。这还不算，乌可力的妻子朱湘梅每天上下班，还必须在胸前佩戴“反革命家属”的标识牌，受尽了凌辱。每说到这里，老爷子都是愤怒不已，心痛不已。

　　2018年在乌可力老爷子的85岁寿宴上，武警总部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拉着老爷子的手说，乌老，我当年在辽宁省军区独立师当排长，就负责对你实施看押。我挺奇怪，看押期间，你还经常被提走，说是回单位参加实验活动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说，一个是我负责的那个项目无人替代，只能让我出去干活，否则就要影响当时刚刚起步的“歼8”飞机的研发进度；再一个就是研究所里下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好哥们　”，故意找个机会让我出来，关照我多吃上两顿窝头。老爷子说完，宴会厅里一片唏嘘。

　　1971年“9.13”事件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一些老干部陆陆续续或是被解除了“监护”，或是走出了监狱；还有一些老干部逐步恢复了工作。1972年6月，乌兰夫被解除了“监护”，回到北京的家中等待中央重新安排工作。沈阳军区和辽宁省革委会的那几位当权者都是“狗鼻子”，嗅觉很是灵敏，通知皇姑区看守所赶快放了乌可力。

　　乌可力老爷子说，回到第601研究所，军管会主任拿腔拿调地宣布：乌可力，你的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出于对你的关心和爱护，经军管会积极向上级请示，现在解除对你的审查。这位军管会主任是原沈阳军区某兵种单位的司令员，1965年取消军衔时的少将。此人秉承上面某些人的旨意，几年来在乌可力的身上可是下了不少黑功夫，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当上面明确通知赶快放人的时候，尴尬的心境可想而知。

　　或许军管会主任还想等着乌可力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屋子里出现了片刻的宁静。军管会主任问道，乌可力，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乌可力老爷子早就是怒火中烧，四年零八个月的大狱之灾和家人受尽的屈辱，我凭什么感谢你们这些王八蛋！乌可力扫视了一屋子人的期待的目光，一字一顿地爆了粗口。乌可力说道，你们整人整习惯了！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乌可力拿起一只烟灰缸，狠狠地砸在了茶几上，愤然摔门而出。足足五分钟，屋里没有一丝的响动。乌可力说，这帮家伙始料不及我的暴怒，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乌可力刚刚走出大狱，不待全身伤病的痊愈和心里创伤的恢复，立即启动了自己多年前就展开研制的用于航天领域里高温隔热涂料技术数据重新调配的研究。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以及通过中国航天卫星和运载火箭在太空运行中的实际应用，这项无机高温防火涂料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的航天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核心技术体系链条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新的升跃，还填补了两项国家科研空白。

　　乌可力把这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专利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八十年代初期，这款无机高温防火涂料又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的亲自穿针引线下，被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重新修缮时采用。至此，老爷子历尽艰辛，亲手打造的中国航天高科技产品，高举高打，进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化的全新领域。

　　1978年3月，乌可力做为知识界代表，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获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全国科技先进个人”奖状；1979年，乌可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老爷子回忆说，1979年9月27日，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乌可力身穿蒙古民族服装上台领奖。已经好几年不曾见面的父亲乌兰夫站在主席台上，问道，你来干什么？乌可力回答，我是来领奖的。乌兰夫转身对邓小平副主席说，这是我家的老二乌斌。邓小平笑了，说道，我知道，是个好小子。

　　碎片之七：穿越海峡两岸的一声惊雷

　　1983年8月，已经担任了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执行副总裁的乌可力，率团赴新加坡参加世界航空博览会。开幕式当晚，已是子夜时分，乌可力下榻的浮尔顿大酒店的房间响起了轻轻地扣门声。乌可力打开房门，造访者自报家门，说，我叫蒋孝勇，家父蒋经国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信息，让我专程从台湾赶了过来，通过你转达家父对傅钟老师，对希贤同学，对云泽同学的问候。乌可力老爷子说，傅钟老师，就是那位从八路军到解放军，担任了四十多年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开国上将；希贤同学就是邓小平同志；云泽同学就是我的父亲乌兰夫。

　　老爷子与蒋孝勇先生开怀畅饮，彻夜长谈。推杯换盏之间，才第一次知道了邓小平同志和父亲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蒋经国先生不仅是同窗好友，而且在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同志的直接领导与推动下，邓小平同志和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乌可力老爷子说，蒋孝勇先生大笑着举杯揭秘这段尘封往事的时候，犹如一声惊雷穿越了海峡两岸。而此时，小平同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我的父亲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傅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蒋经国先生已经在台湾地区担任了五年的国民党政府第六任总统的职务。

　　回国后，乌可力立即向父亲乌兰夫做了汇报。乌可力回忆说，多年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我长谈的父亲，这一次却破例地用了整整三个钟头，向我讲述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在中共支部局书记傅钟同志的领导下，他和小平同志一道，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过程。

　　1924年1月，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政治合作。根据党的指示，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10月7日，苏联派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政治顾问迈克尔·鲍罗廷将军宣布，为了纪念同年3月12日逝世的孙中山先生，苏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孙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国共两党培养人才。

　　1925年10月28日，国共两党共同选派的第一批共340名学子，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出发，乘坐一艘驶向海参崴的苏联大型煤货混装运输轮，开启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求真理的征途跋涉。

　　在共产党选派的103名学员当中，除了乌兰夫，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左权、张琴秋等三十五名刚刚入党不久的青年共产党员；还有杨尚昆、伍修权、陈昌浩、何凯丰、李伯钊、丁玲等一批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傅钟和邓小平同志则是受党组织的指派，从法国抵达苏联，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转到了中山大学。

　　乌可力回忆说，父亲乌兰夫告诉他，在吴淞口码头一登上苏联的轮船，中共学员的领队，中共中央委员兼上海区委书记俞秀松，就把父亲乌兰夫与国民党派出的学员蒋经国安排在了同一个船舱。到了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继续把乌兰夫与蒋经国安排在了同班，同桌，同室，而且还同住一个上下铺。

　　傅钟亲自与乌兰夫进行了深谈。傅钟告诉乌兰夫，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危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右派势力还抛出了所谓的《护党宣言》，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傅钟特别强调，在国内形势剧烈动荡的当下，中山大学党支部局把你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通过你的努力和你的影响，去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进而通过蒋经国同学，去影响其他的国民党同学。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党正在国内开展的国共合作，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傅钟提出了要与蒋经国要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的要求，支部局还指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邓希贤同学，指导协助乌兰夫做好团结蒋经国同学的工作。

　　乌兰夫老爷子回忆说，父亲告诉他，傅钟与乌兰夫的一席谈话和提出的要求，其实是我们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态势做出的战略安排，完成这项任务，也就成了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时光历历在心、责无旁贷的重要的责任与担当。

　　父亲乌兰夫还告诉乌可力，乌兰夫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同志亲自选派的。行前，李大钊同志交代，内蒙古地区，现在还处在北洋政府和内蒙古王公贵族的双重压迫之下。你们今天的他国之行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时间紧迫。你们切记，祖国的内蒙古，就等着你们这些年轻的先行者们，早点去搅他个天翻地覆！

　　为了能够早一点去把灾难深重的内蒙古搅他个天翻地覆，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费劲移山心力地刻苦学习。乌可力老爷子说，父亲乌兰夫在学习中遇到的最大难点就是不懂俄语，每天晚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就成了父亲攻坚的战场。乌兰夫手拿着一本俄汉词典，用俄文汉文比照发音的笨办法，硬是用俄语通读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其中，《资本论》父亲通读了三遍。很快，父亲乌兰夫的俄语水平就成了中国学员中的佼佼者，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同时聘为教学翻译，负责中国学员上课时俄语教学的同步翻译工作。

　　乌兰夫告诉乌可力，有一天，蒋经国主动把一包奉化香糕塞到了乌兰夫手中，问道，云泽同学，我看你对俄语掌握的这么好，诀窍是什么？乌兰夫说，诀窍就是每天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学习，练习发音。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间的对话，蒋经国也成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几乎每晚必到的学习者。那一段时间，乌兰夫和蒋经国每晚泡在图书馆，共同看书学习，对口练习发音，不长时间，蒋经国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而且俄语水平突飞猛进，经常受到中山大学的教学表扬。没有任何的拉拉扯扯，也没有任何的江湖猫腻，乌兰夫就这样与蒋经国成为了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

　　乌可力回忆说，随着父亲与蒋经国读书交往的深入，不仅仅是共同提高了对俄语的掌握程度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解的知识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趋同，特别是对国内不断发生的重大事件，探讨起来都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乌兰夫告诉乌可力，这个时候的蒋经国，虽然骨子里依然高傲，但是性格随性率真，实话实说，从来不掩饰自己。所以，乌兰夫与蒋经国之间的交往特别的真诚。

　　支部局书记傅钟和党小组长邓小平，对这些情况了然于心。一天，当蒋经国突然对乌兰夫提出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时，傅钟书记说了一句话：水到渠成了。

　　1926年9月初的一个深夜，傅钟带着邓小平和乌兰夫，与蒋经国做了一次长谈。傅钟说，经国同学，你身边的同学们都说你做人率真，学习努力，年龄不大，志向不小。云泽同学告诉我，你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书记，我非常欢迎和支持你的这个想法。你的想法如果成真，对于加强我们国共两党的政治合作，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只是，你的这个想法，征求过你的父亲蒋介石先生的意见了吗？

　　蒋经国回答道，傅钟老师，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的事情，无需征求家父的意见。我到中山大学学习临行前，家父告诉我，送我们这一大批学子到苏联深造，就是把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与俄为师的思想付诸实施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苏俄的支持和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断无成功的可能。所以，即使家父知道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他应该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看待这件事的。

　　这天深夜，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面前，傅钟主亲自持，邓小平和乌兰夫做为介绍人，见证了蒋经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宣誓过程。

　　斗转星移，时间荏苒，九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2018年9月的一天，北京丰台区的巴音浩日娲酒店，乌可力老爷子与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任侍卫长，年逾八十高龄的台湾退役少将李祖怡不期而遇。

　　李祖怡将军告诉乌可力，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八年，多次提起过他曾经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曾多次提到了傅钟老师、希贤同学和云泽同学。李祖怡将军说，他当时仅仅理解为这是老人家对青年时期经历的一个回忆。但是，当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终于在1992年形成了“一个中国”的共识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感悟。他说，虽然蒋经国先生已经于1988年驾鹤西去，但是国民党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九二共识”。这件事，让他对蒋经国先生晚年经常提起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历史过往的理解有了一个升华，他说，这一定是蒋经国先生非常想念他年轻的时候在共产党内结下的朋友。他坚信这些朋友，一定会给两岸带来光明的未来。

　　乌可力老爷子说道，我相信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肯定是蒋经国先生生前的基因使然。这个基因，与九十多年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党支部局有着任何力量都阻隔不断的深厚渊源。所以说，海峡两岸国共两党达成的“九二共识”，傅钟老师，希贤同学、云泽同学和经国同学都是心里神合，居功至伟。

　　乌可力老爷子与李祖怡将军，话语入心，很对脾气，感慨不已之中频频举杯。那天晚上，在座的朋友们说，彷佛都听见了穿越海峡两岸的那声惊雷……

　　二O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