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史书，主要记载历史事件。司马光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是有取舍的。对于一般的事件，他只是用一句话做记载，比如卷第五，就有这样的文字：“赧王下五十一年　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田单为赵相。”这应该是两件重要事件，但是没有什么复杂的过程，更没有“有资于治道”的意义，所以一笔带过。而对于有的事件，则详细记载，通过人物的对话与行为，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让后人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让人读而受益。

　　在卷第五（周纪五）赧王下五十三年有如下记载：

　　楚人纳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韩，拔野王。上党路绝，上党守冯亭与其民谋曰：“郑道已绝，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受我，秦必攻之；赵被秦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矣。”乃遣使者告于赵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乐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赵王以告平阳君豹，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乐吾德，何谓无故？”对曰：“秦蚕食韩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固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得谓之非无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请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忍卖主地而食之也！”

　　这段话记载的历史事件是这样的：楚国把州陵献给秦国用以求得和平。秦国武安君白起进攻韩国，攻克了野王，将上党与外界的通道切断了。上党郡守冯亭与民间人士商议说：“去都城新郑的道路已经断绝，秦国军队每日都在推进，韩国又无法接应救援，不如以上党去归顺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国必定进攻他们。赵国面对秦兵，一定会与韩国亲善，韩、赵联为一体，就可以抵抗秦国了。”于是派使者去告诉赵国说：“我们韩国无法守住上党，想把它献给秦国，但郡中官员百姓都心向赵国，不愿做秦国的属下。我们现有大邑共十七个，愿意恭敬地献给赵王！”赵王把此事告诉平阳君赵豹，赵豹说：“圣人认为接受无缘无故的利益不是好兆头。”赵王说：“别人仰慕我的恩德，怎么能说是无缘无故呢？”　赵豹回答说：“秦国蚕食吞并韩国土地，从中切断道路，不使他们相通，本来以为可坐待上党归降。韩国人之所以不把它献给秦国，就是想嫁祸于赵国。秦国付出了千辛万苦而赵国坐收其利，即使我们非常强大也不能这样从弱小手中夺取利益，何况我们本来就弱小无法与强大的秦国相争。这难道还不是无缘无故吗？我们不应该接受上党。”赵王又把此事告诉平原君赵胜，赵胜却劝赵王接受。赵王于是派赵胜前去接收，封原上党太守为华阳君，赐给他三个拥有万户百姓的城市做封地；又封县令为侯，赐给三个拥有千户百姓的城镇做封地。官员和地方人士都晋爵三级。冯亭不愿见赵国使者，垂着泪说：“我实在不忍心出卖君主的土地还去享用它！”

　　这段文字可以给我们带来以下几方面启发：从赵王角度来看，应谨慎对待意外之财。赵王在面对上党地区要求主动归附时，没有充分考虑其背后复杂的局势和潜在风险，被眼前看似巨大的利益所吸引，可以说是见利忘义。这警示人们对于突然出现的利益诱惑，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分析，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好处而忽略背后可能隐藏的危机。要切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古训。赵王在决策是否接受上党时，仅因平原君的建议就做出了决定，而没有充分重视平阳君提出的合理意见。这提醒我们在面临重要决策时，应该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权衡利弊，避免因片面听取某一方的意见而导致决策失误。

　　从冯亭角度来看，体现出对国家的忠诚与无奈。冯亭虽然不愿意将上党交给秦国，但在韩国无力抵抗的情况下，他选择将上党献给赵国，其目的是试图联合赵国对抗秦国，这种行为体现了他在困境中对国家的一种复杂情感。他的行为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复杂的局势中，人们有时候会面临艰难的选择，需要在不同的困境和矛盾中寻找可能的出路，同时也展现了个人在国家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

　　从秦、韩、赵三国局势角度来看，国与国关系中的利益与制衡是需要全面考虑的。秦国的扩张导致韩国上党地区陷入了绝境，韩国试图通过将上党交给赵国来转移祸水，而赵国接受上党则引发了秦赵之间的矛盾激化。这反映出在国与国关系或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冲突与相互制衡。它告诉我们要理解各方在竞争中的行为逻辑，以及利益在驱动国与国关系和势力平衡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提醒各方在博弈中要洞察其他势力的意图，避免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或成为他人战略中的棋子。

　　对这些事件做出分析后，我们在处理当今世界国际交往中的复杂关系时，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