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2月16日晚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将在第二天凌晨全线打响。那时我在野战部队某陆军师师通信营任营部书记。吃完晚饭趁着夜色，部队从玛蝗堡向河口方向开进。部队到达河口西侧的山上进入进攻出发阵地。营部选择半坡上一个蚌壳状的天然岩洞，当作躲避炮弹的猫耳洞安顿下来。其实，严格的说是岩石向外突出、下面向里凹进去形成的口窄里宽的岩石缝。离总攻打响还有几个小时，首次参战，异常兴奋，我正靠在打好的背包上似睡非睡，想着打响后步兵战友们冲锋杀敌的情景。这时，通信连送通知的战士摸了进来，递给我一个信封。我以为是师指挥所的作战命令或是什么战斗文书，打开电筒一看，二哥娟秀的行书书写的我的名字映入眼帘，原来是二哥写来的家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斗打响前收到家书，心里一阵意外的惊喜。从信封上收信人地址看，信是由昆明军区步兵学校转过来的。两个多月前，我还是昆明军区步兵学校的一名学员。中越边境紧张后，同学们都不安心学习，四处打听何时能回部队参战。教员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告诉我们苏联卫国战争那么大的战争，战争初期苏军军事院校学员都没有参战，到了反攻阶段才参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仅仅是个局部战争，杀鸡焉用牛刀，不会用上你们军校学员。听了教员的话，同学们忐忑不安的心情安定下来。临近期末，一边抓紧学习训练，一边利用周末上街购买假期探亲的东西。但是没过几天，学校就接到军区通知，野战部队的学员提前毕业，回原部队参战。经过紧张动员，收拾行装，处理掉探亲的物品，78年12月下旬我们就匆匆赶赴前线。部队参战作为军事机密，要求参战人员受领任务后做好保密工作，不准写家信和以其它方式与亲友联系。因此，我回部队参战的情况家中并不知道。离开军校到反击战打响前夕，我已3个多月没有收到家信。这是入伍以来与家里失去联系最长的一次，过去一般半月，长的个把月就有一封家信。前几天部队住训期间，自己还准备把离开军校以来的情况以及过年思念家人的心情写一写，虽然信暂时寄不走，但打完仗即使自己牺牲，家里看到哪怕只言片语也是安慰。后来因为战前的文书太多，工作忙抽不出时间也就作罢，直到进了猫耳洞还心欠欠的。

　　收到信时，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那天是农历正月二十，“二十整整，月出一更。”云南在西部，月出更晚一些。此时，“猫耳洞”外伸手不见五指。营部附近的无线连发报机仍然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有通信连的总机房传来话务员断断续续的女低音。担任第一梯队进攻任务的步兵，利用前半夜月黑头已开始向越军阵地前沿接敌运动，炮兵已进入发射阵地，大战前的气氛异常宁静又分外紧张。我把手电筒的光拧到贴近纸面才能看清字的亮度，迫不急待打开信封看信的内容。

　　二哥说老家已经传达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乡亲们都在议论土地分到一家一户的问题。说经历过60年大饥荒，尝到过60年代初“三自一包”甜头的父亲，虽然是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但听说邓小平从新当家，比那些公社领导、生产队干部还要高兴，丢在墙角落沾满灰尘的二胡都找了出来，每天咿咿呀呀的又拉又唱，简直象老顽童。大哥所在的国建二公司原来一年难有一个项目，现在忙得不亦乐乎，国家百废待兴，好多新项目排着队等着上，最近又要从贵州转到武汉。三哥在公社开的卫生所翻修了房子，改善了条件。二哥是区中学的语文老师，教育方面的事情说得最多：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文革前被打成“四类分子”的七叔摘了帽；我的启蒙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陈老师评了反，重回区中学恢复了公办老师的身份；五哥，还有我在中学的好多同学都在刻苦复习，积极准备参加高考。二哥还说，如果我还在家，凭我的学习成绩一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学。最后，二哥说临近春节，老家都在杀年猪、熏腊肉、磨豆腐、蒸黄耙。说我入伍快三年还没有探过家，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快到，问我军校是否放假，盼着我回家与家人团聚。来信的时间落的是1979年1月21日。那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那年的大年三十是1月27日。

　　看完家信欣喜万分，上前线以来惦记亲人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对这场战争的意义也有了更加切身的理解。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总攻准时打响，绵延数百公里战线万炮齐鸣，我和二十多万战友义无反顾踏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