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妇女独立师2500人，幸存者不足300人

如果说参加长征女红军最多的当属红四方面军，2500多人；如果说女红军参加长征最艰难的当属四方面军女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们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如果说女红军参加长征最悲壮的也是四方面军女红军，长征伊始2500多名女红军，后来随西路军西征，只有不到300人返回陕北。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长征中三大方面军，而且长征中是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团，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4军、第25军开始组建。11月7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现为红安县七里坪镇建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军事指挥由徐向前负责。

四方面军下辖第4、第25军。第4军军长为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为王平章。原4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总兵力3万余人，民兵16万。时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不久，又建立红九军，全军共有6个师。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第一任营长陶万荣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下辖4个连。第一任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

妇女独立营成立不久便在通江县鹰龙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川军田颂尧一个团，受到了总部首长的嘉奖。

妇女独立营也曾遇到过残酷的战斗。1934年3月15日，妇女独立营一个连106名战士，执行任务到文童山下马蹄滩时，被土匪察觉，土匪调集了大部队将这支红军队伍包围在马蹄滩山沟里面，因妇女独立营的装备差，只有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加之长途行军十分疲惫，面对敌人重兵合围，几次突围均有心无力。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第一任政委曾广澜

106名女红军战士，在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后，用大刀木棍与敌人鏖战，仅剩20余名战士被俘，面对敌人严刑拷打，这20余名女红军战士坚贞不屈，没有一个招人，恼羞成怒的土匪当即下令，将20余名女红军战士全部枪杀，一时之间血染马蹄滩。

所有牺牲的女红军战士，都没有留下姓名。为了纪念她们，当地百姓将这些红军战士的遗骸葬于马蹄滩左侧山坡上，并将马蹄滩改为烈血滩，并在当地建起了一座女红军烈士纪念碑。

马蹄滩红四方面军女红军烈士墓群

在通江县组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的同期，邻近的苍溪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连，长赤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营；1934年2月，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也在旺苍坝成立。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与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2团。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全师2500余人。妇女独立师由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治委员曾广澜，下辖两个团，第1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第2团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该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一战成名是在1933年4月，川军部队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时，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奉命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与军阀刘汉雄独立师一个团遭遇，张琴秋紧张思考后决定采取心理攻势对付敌人。她指挥干部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要求没有她的命令一律不许开枪。敌人越来越近，女红军悄然不动，直至敌人进入最佳射程内，张琴秋才果断命令开火。女红军们举枪齐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乱了阵脚。张琴秋率领女红军冲进了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了敌人一个团的枪支弹药，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被当作奇闻刊登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24年4月，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1925年11月，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30年，张琴秋潜回上海。翌年，进入鄂豫皖苏区。张琴秋先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当时女性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马上的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

1937年3月，张琴秋在西路军分散突围中被俘押送南京。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1979年4月，党中央正式为张琴秋平反。

 红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3月下旬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年零7个月。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起，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长征。当时，撤至嘉陵江以西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以及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和职工，总共约10万人，其中女红军2500多人。

长征中，妇女独立师女红干部战士兵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红军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全团辖3个营9个连，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随西路军西征。

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支军队，由于我军战略指导失误、敌我力量悬殊、马家军骑兵的强大、自然条件恶劣、没有根据地做依托、粮食和弹药补给断供等诸多因素，最终导致西路军失败。

 中国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10月到1937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的3个军，以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总兵力为2.18万人。当时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女红军，总数仍有一千七八百人，其中妇女抗日先锋团为1300多人，政治部前进剧团、供给部被服工厂编有两个连、卫生部总医院以及各军、师、团的部分宣传队员和医护人员，共四五百人、西路军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间穿行。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当年，妇女抗日先锋团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缺少武器弹药，缺衣少食，女战士们或者被打散了，或者牺牲了，或者流落在河西走廊。在西征的最后关头，担任了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几乎凭借血肉之躯引开了敌人；又在马匪的淫威中抗争，九死一生，身陷绝境，苦苦寻觅着中央和红军，而她们的遭遇也比普通的西路军男战士要苦难得多。

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妇女抗日先锋团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3营与坚守高台的第5军的将士们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都投入肉搏战，3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余人牺牲。在掩护总部向石窝山转移时，妇女团勇敢完成了阻击任务。

红军女团长王泉媛与年轻战士们一起打靶

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女战士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捕。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其中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敌人对西路军的残害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女红军的遭遇就更悲惨了，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遭受了非人折磨，有的被残害致死，有的饱受凌辱，有的流落他乡，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马家军对被俘幸存下来的女红军战士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大多被集体轮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鬟，甚至转卖多处。被俘女红军主要被集中在西宁新剧团“中山医院”和羊毛工厂。在羊毛工厂的女红军，白天做苦力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有的战死河西；有的被俘后被马步青赏赐给部下，有的被蹂躏而死。很多女战士从俘虏营逃出来，隐姓埋名沿途要饭，做工、放羊，只有个别人侥幸回到大部队或是家乡。不少人永远留落在了大西北。

1937年初，周恩来就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以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失散同志。国民政府迫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同意我党在兰州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一个半公开的机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

西路军是一支充满死士精神的征战的队伍，是中国近现代军史上很难再被复制的一支队伍，他们这段历史是悲壮的，悲壮历史中间最悲壮的音符就是这一千多名的女红军战士。

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烈士

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福建上杭人，出身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8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曾担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作战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吞针而死。时年25岁，直到1983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还记得在长征路上与王首道结婚的红一方面军女红军王泉媛吗？她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王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担任少共吉安县指阳区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妇女部当干事。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被敌打散后不幸被俘。

 1930年时的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

王泉媛被俘后，师长马步青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

 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他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做敌人的姨太太，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最大侮辱，王泉媛死也不能接受。威逼、利诱，马进昌不断地变换手法逼其就范，她只能不断地与敌人巧妙地周旋，提出把叫王秀英的女兵要来做丫头。

 王秀英是先锋团不到15岁的女孩，听说被俘后被马匪的勤务兵强暴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王泉媛想把她找到身边来，保护她不再受伤害。

马进昌第二天就把王秀英找来送到王泉媛面前。王泉媛再也没有退路了，使用缓兵之计。最终，在王秀英的帮助下，她们一起逃了出来。

 1939年的一天，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装，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兰州，终于逃脱魔窟。当她俩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没想到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当时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大洋，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王泉媛一生的红军情怀

1962年春节后，朱德、康克清重上井冈山，康克清千方百计寻找王泉媛的下落，阔别27年的战友重逢了。康克清对吉安地委负责同志讲：“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1971年，王泉媛担任禾市敬老院院长，她全心全意为福利院老人谋福利，并先后收养过7名孤儿把他们培养成人。1989年，王泉媛最终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行政14级。

1982年在王泉媛与王首道在长征路上结为夫妻的47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位老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无言以对。这泪里含冤，命里茹苦，撕心裂肺，不堪回首。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苦难、战功赫赫的红军女团长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6岁。

西路军女红军像王泉媛这样的悲惨故事太多太多了。

1995年12月31日，陶万荣去世后，老战友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萧华上将夫人王新兰共同送去了挽联

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现居甘肃武威的95岁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2010年4月老人向采访她的记者讲述了女战士长征和西路军的悲惨故事：

我是四川阆中人，10多岁时家里就把我给人当童养媳。我不从，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没死成。后来参加了红军，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独立团的成员。1935年，踏上长征路。

长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没了。我过的党岭山，是万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两下，戳不动的是结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缝隙，就得绕道走。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和同志们数步子，开始时说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数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数着走。100步坚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后来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

进入草地，就更惨了，眼睛都不敢睁开看，路边上三三两两，都是饿死的战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睡着了……

1936年10月，天气开始变冷。李文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历经九死一生，抵达甘肃会宁城会师。还未经休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共21800余名将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就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剿”。

李文英回忆，长征胜利会师，我活着走到了会宁。很快，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过河，到新疆去，到苏联去。

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过了黄河，西路军遭到马家军3万多正规军和10多万“民团”的围追堵截，打得太惨喽。

妇女先锋团的女红军

西路军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又缺少枪支弹药，一个人平均只有5发子弹，在冰天雪地里怎么跟马家军骑兵打仗？骑兵跑得快，我们走一天，马家军几个钟头就追上来。马家军太凶狠……西路军历经临泽、高台等血战，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董振堂、杨克明的头还被马家军割下来，泡在酒里，送到青海西宁给马步芳……

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我们妇女先锋团跟其他部队一样作战。在倪家营子，我们妇女团还要组织起来，每天夜里或快天亮的时候，到河边上砸冰、背冰，敌人就守在那边，听到动静就开枪，多少人死在那里，血染冰河。

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了40天。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摆脱敌人追击，这时候我们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连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树都没有，都是石头沙漠。退到石窝山以后，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马家军骑兵又围在山下，怎么办？

当天夜里，上级在山顶召开党员会，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身体好点的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所有子弹收集起来带走；把妇女团和一些伤病员编成第三支队，留下来打游击，负责牵制敌人。

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姐妹、弟兄，西路军失败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击吧。大家有机会就往陕北走，那里有毛主席，有我们的队伍在等着大家。

我们只有坐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抱头哭。祁连山上一没吃，二没穿，又没老百姓，怎么打游击？我们没有弹药，每个人肩上背的就是个空枪。第二天我们发现一个人都没了。

山里到处都是马匪，把我们三支队包围起来。马匪的残暴简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杀人方法各种各样，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枪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里……简直就是牲口！

半夜里，地上结着冰，天上下着雪。马家军包围在山脚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帐篷住上，可我们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满了我们战士的尸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里坐着趴着，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吃饱一顿，就这么死了，也满足了。

夜晚过去了，又一个清晨到来，敌人怪叫着包围上来。我们没有一粒子弹，只得把手里的枪砸烂，然后跳下了悬崖。

我没死。在参加红军5年后，成了马家军的俘虏。

李文英说，我被送到武威城，关押在特务团。这里关了100多个红军女战士，我们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马匪根本没把我们当人，每天只给我们一些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给。大家饿极了，放风时把院子里的黑花叶子都拔了吃得精光。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关了几个月，我们一个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有一个女战士，被抓去做了特务团长马阁麟的小老婆，马阁麟的大老婆就把气撒在所有女战俘的身上。

几个月没有洗脸洗澡，马匪让我们下到河里洗澡，就是一种“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们。马阁麟的老婆，就指令马匪兵把一只狼狗推到河里，让我们跟狗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

马匪兵骑在马上向两边观看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

我气极了，冲上前去大声骂道，“如果你们不把狗拉出来，我们就和你们拼了！”这事马上被特务团长马阁麟知道了，他带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在敌人押送我们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开英、何福祥三个人到冰河里背冰，趁着这个机会，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们都不敢说话，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不晓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敌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来跑出去。

白天不敢走，躲在骑马下不来的悬崖底下，晚上才出来摸着黑走。没几天，在大沙滩，我们又被敌人的骑兵抓住了。如果再有两三天，我们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

参军的时候，我们就抱定了决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要做共产党的鬼。可命运偏偏让我们做俘虏，而且要让我们给马匪当老婆。

一天早上，敌人把我们100多个女红军押出来，排成长队。先是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我们“自由”，接着由副官当场宣布了第一批“获释”名单。

被点名的几十个人慢慢走出来，我也在名单里面。被俘虏一年多了，谁不想早点出去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啊！可我们不知道马步青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突然，副官从兜里掏出一把纸球，猛地往空中一抛。顿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一个个嬉皮笑脸地来到女战士身边，又拉又扯。我们这才明白，“获释”就是把我们分配给马匪当小老婆。我们肺都气炸了，和敌人扭打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这些畜生当老婆的！”

分到的拉不动我们，就两个人拉一个，拖上就走了，你说怎么办，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个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马匪，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手上沾满了我们红军战士的鲜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个人根本近不了我身边……

我脾气倔得很，拼命想办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这马匪回回把我往死里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这里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时候，皮鞭、木棒，拿起来就打。

我一滴眼泪都没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

我四次逃跑，但没有一次成功。

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就西路军战俘惨遭虐待的状况，多次跟蒋介石交涉，马步芳迫于压力，放松了对战俘的看管，一些伤残的战俘就地遣散。我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

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组织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泪，只想对组织说一句话：“我李文英永远是党的人。”

解放前夕，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个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队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下落。

脱离关系以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生活艰难，简直就是没法过。每天挎一个小竹篮，拿几盒土烟去路上卖。经常吃不上，只好去捡烂菜叶过活。

我一个人再怎么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能找什么人？有钱人会要我们这些人吗？这个男人也是穷苦人，10岁前父母双亡，讨饭一样过活，到了兰州，给人端水洗脚这样长大成人的。两个人生活总比一个人要好一点。

别人看我就像看笑话，就因为给马匪当过小老婆，你的人就是不干净的。

“文革”时候，大家都来批斗我，打我，把我打惨了……

造反派问：其他的人都死了，你怎么没死？是啊，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死了，在高台、梨园口死了，在马匪营子里死了，我眼一闭，一片片全是尸首啊，可我怎么没死呢？我没死，我就是叛徒？

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我被剃了阴阳头，还戴上高帽子，天天挨批斗。

有很多年，我们被叫做“流落红军”。我写信给中央，一封一封写。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往西路走，我们是西路红军，我们是怎么流落的，要说清楚，这是环境逼迫在这个地方，敌人把我们……不是冤枉的是什么呢？给我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

吃了败仗，是悲惨的。当了俘虏，也是屈辱的。可我伤心就伤心死了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在哪里，谁埋的，都不知道。死去的那些同志们，在雪山埋在坑里，死了的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能不能瞑目啊。

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西路军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红军才恢复了名誉。我们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这下可以摘掉了。可惜的是，好多人等不到这个结果，就已经离世了。我那一个班，就我还活着，老天让我多活几年。

苦了就苦了，这辈子我都不后悔，坚决不后悔。现在政府对我也好喽，现在生活费一个月1000多块钱。看病也有钱。好得很呢。

也有好多人来看望我，中央的也有，有些我也不认得是谁。

李文英的悲惨经历是1300多西路军女红军的缩影。

文艺作品中的长征女红军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2500余人。女红军在长征路上战斗减员幅度较大，仅剩1000多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又恢复到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最后只有不到300人返回陕北，这就是红军西路军女红军的悲惨遭遇，但她们对党和红军的忠贞始终没有变，永远是长征史册上最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