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983年。我是驻山东周村某师政治部新闻干事。这天午饭后，我在招待所门口马路边见到一名美丽的女兵。从她对师长说话的口吻看，她不是我们师的。那她是哪里来的呢？我非常纳闷。

　　半个月后，我意外地又见到了这个女兵，她就正走在师部总机班队伍里。此后我才知道，她叫郁洁，是总机班副班长，父亲是苏州军分区司令员。

　　我和郁洁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一天，郁洁告诉我，她正在准备报考军校。此后我就尽量避免和她接触，最后干脆去了基层部队。当我回到师部时，郁洁已经通过了预考，成绩不错。由于郁洁太美丽太优秀，加上我们的感情基础还很薄弱，我对马上就要去上军校的郁洁已经不存幻想。

　　忽然，我意外地听到一个消息，体检时，郁洁被发现肚子里长了个囊肿。

　　郁洁做手术时，我先后三次去医院看望。当我第三次去看望她时，她拿出一封信，并和她母亲谈起那封信来。我敏感到那是郁洁男朋友，立即告辞，梦想再次破灭。

　　郁洁康复后又上机值班了，有时候她似乎会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我于是想，她也许并没有男朋友。

　　轮到我值班了。一天晚上，当得知郁洁值夜班时，我就在电话上陪她。我忍不住问起了那封信的事。郁洁说，那是她哥哥的同学，大学毕业留校当讲师，经常给她写信。

　　“他喜欢你吗？”我怯怯地问。

　　郁洁停了片刻，忽然回答说：

　　“他（她）是女的。”

　　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情。

　　“啊哟！”郁洁回答说：“那你爱错人了！”

　　我于是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然而，第二天一早，郁洁就独自一人来到值班室征求意见。她竟显得特别高兴，更加光彩照人。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希望并没有完全破灭，因为郁洁并没有说出什么叫我不能继续追求她的话。

　　此后，我一直处于“不能遂、不能退”的境地。

　　1984年9月，我考入了南京政治学院。我写给郁洁的信被人“截获”交给了师领导，科长受命给我来信，要我“停止错误做法”。直到这年年底，郁洁退伍后，我才又给她写信。一年以后，我到老山前线实习，在炮火覆盖的猫耳洞里又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从前线回南京不久，终于收到了郁洁的来信。她告诉我，她退伍后被安排在苏州市公安局，仍然当话务员。

　　1986年7月毕业时，我被调总政联络部工作。在去北京报到之前，我去苏州看望郁洁。我问郁洁，是不是允许我向她父母求婚？郁洁回答说，她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我想吻她，也被拒绝。我觉得我和她的关系应该结束了，但临别时郁洁告诉我说：“我们可以通一段信的……”

　　我到总政联络部报到时，处长告诉我说，调动手续要完善一下，让我先把关系转回原部队，再从原部队把我调过来；先借调，然后再办正式调动手续。我将行踪告诉了郁洁，回到周村后，天天盼望郁洁的信，但始终不见鸿雁的影子。

　　我终于在联络部上班了。这天上午，我收到一个邮包，竟是我送给郁洁的那套衣服。当天下午，我又收到从原部队转来的郁洁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她从来没有把我和她的生活联想在一起，因为她不在外地找对象。

　　当天夜里，我因为傍晚散步遭了雨淋而发高烧。我想到，郁洁如果离开我，肯定会和别人谈恋爱。想到她那好听的声音不是在我耳边轻声细语，而是说在别人的耳边，我就心如刀绞。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在她还没有和别人谈朋友之前离开这个世界的好。我想到了死，但又感到不能随便死。

　　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就是把自己从对郁洁的迷恋中解脱出来。既然不能死，我于是就考虑有什么办法能把自己从郁洁的感情中解脱出来。而想到郁洁，又仿佛闻到她身上的香味，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容貌……我于是发现，要自己不去思念她是不可能的。但是，她将来是要跟别人走的，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这是必然的。想到这里，我又痛心，又伤心。我于是觉得还是死了好。但是，死又是不行的。显然，我的思想在兜圈子。

　　终于，我开始反思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发现，这似乎和我读书较多，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有关。我读书一直比较喜欢读严肃的书，特别是喜欢读悲剧故事，觉得它们特别美，而我自己现在似乎正在演悲剧。我相信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悲剧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

　　“看来，喜欢悲剧文化的人，在条件成熟时，自己就会上演悲剧。”我想。

　　我觉得，这种倾向，在我的身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我于是对传统文化发生了怀疑，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信奉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怀疑，对现有的许多理论和学说也发生了怀疑。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传统文化，怀疑一切……

　　几天后，我又收到郁洁的一封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尊重您，也尊重您的感情。我们应该还是好同志，也可以是好朋友。”并说：“适当的时候，有合适的，我也要考虑个人问题。”

　　这封信给了我很大安慰。但我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喜悦，因为，我要真正喜悦，必须是明确看出她爱我，愿意和我发展恋爱关系，从这封信里我还看不到。

　　第二天晚饭后，我骑自行车到邮局去领一笔稿费。出邮局大门时，我突然领悟到，郁洁昨天的来信，并不是为了安慰我；她说来说去，只是为了最后的那句话：她要在适当的时候考虑个人问题了。

　　我似乎到这时才感到自己是要失去她了。

　　出于礼貌，也是出于习惯，我还是给她回了信。

　　由于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期间我连续写出了几篇很有理性色彩的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随后，我又收到一封郁洁的信。她在信中写道：“您9月27日来信我已收到了。因为学习比较紧张，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故未能及时回信……”

　　我感到郁洁似乎是把我当作好朋友了，但我并不敢相信她已经在把我当作我所希望的那种好朋友。或许是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我对郁洁的感情已经不是那么有信心了。

　　11月初，我到云南参加一个会议。我的脑子里始终在思念着郁洁，怀里揣着她最近的来信，反复猜测着信中的意思：“‘个人问题’？难道说，给我回信是‘个人问题’吗？”

　　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又感到害怕，因为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变。自从经过那个高烧之夜以后，我已经告诉自己，对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虔诚了，要学会怀疑。可是，我现在却感到自己又走上了老路。我觉得自己在对郁洁的情感方式上似乎也应该改变。我想找一个机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和以前的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总之，我产生了背叛和堕落的渴望。

　　会议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姚琴的年轻女军医。可能因为我在会议代表中是最年轻的缘故吧，她似乎很快注意上了我，并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于是，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抱吻了她……

　　回到北京，我又收到了郁洁的来信。

　　我对自己在姚琴身上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我觉得自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向郁洁坦白和解释这件事。

　　11月底，我奉命到云南边境做一项调查。说来也巧，临行前一天，我又收到郁洁的来信，她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她写道：“拜读了您的两篇文章后，我内心又产生了以前的想法。你走遍祖国各地，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思想敏捷，才华横溢，数年后，当你功成名就时，是否变心，不是如今的海誓山盟所能保证得了的……”

　　我并不紧张。从郁洁的信上看，她不过是觉得我太有才华，觉得有压力而已。但我不相信一个优秀的姑娘会因为发现一个男人真正有才华而逃跑的。

　　在云南边境，仿佛是在一座孤岛上。从边境返回时，我连续遇到两件意外的事。回到昆明，才知道了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刚刚过去；回到北京，处长告诉我，调动的事，一时办不了，部里决定让我还是回原部队去……

　　我利用休假的机会，又去了一趟苏州。郁洁父母待我非常友善，但我和郁洁的关系还是向消极方向发生了变化。

　　回到周村后，适逢部队有一批转业任务，我立即要求转业。我对自己和郁洁的关系还抱有一线希望。但我知道，我在周村，她是不会和我联系的，我得尽量到离她比较近的地方去。郁洁是在合肥出生的，而且在那里长到七岁。我相信，只要我能转业到合肥，我们的事情就仍然是有希望的。

　　在被批准转业之后，我即回到皖南的家里，并断断续续去合肥联系工作单位。我开始没有把转业的事情告诉郁洁，但后来还是告诉了她。这年7月的一天，郁洁给我来信，告诉我：她已经谈男朋友了。我仍然继续努力在合肥联系工作单位，最后也失败了。

　　我知道，无论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工作和生活的挑战，我都必须尽快振作起来。但是我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按照我的习惯，我又开始自我反思，终于，我的理性又开始发挥作用。

　　但郁洁父亲的一封来信又引起了我对郁洁的严重思念。在此后一个多星期里，我似乎一直生活在理性和情感两堵高墙的夹缝之中，并因此也从自己身上看到太多的矛盾。而当我发现理性说服不了自己的情感时，我不由得对传统理性的地位发生了怀疑，继而对前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发生了怀疑，继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哲学的灵感……

　　转眼到了2011年。我已经在海南工作多年。这年春天，我的长篇小说《天堂鸟》出版了。这本书与我三年前出版的哲学专著《精质论》是贯通和配套的。它的出版意味着我的哲学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我看来，郁洁的父母对我是有恩情的。因此，我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他们的女婿，但如果我在人生道路上取得了什么重要成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们，或许也是一份我应尽的义务。于是，我几经曲折，终于和郁洁的父亲取得了联系。我告诉他，我写了两本书，一本哲学，一本小说，我想把哲学书寄一本给他。他很高兴。但我告诉他，不要把我打电话的事告诉郁洁，不要打扰她的生活。

　　然而，第二天上午，郁洁就打来了电话，几天之后，她又飞来了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