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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姨死了以后，姥姥不但仇视日本人，她也开始仇视韩大爷。道理当然非常简单，没有韩大爷报信，她的女儿怎么会活着让日本人给烧死呢？

她嘱咐剩下的三个孩子，谁也不许再理韩大爷，即使走个碰头也不要叫他，此时姥姥已经把女儿的死和韩大爷曾经在姥爷死的时候帮的忙完全抵消了。

母亲的妹妹死了以后，姥姥缝穷，舅舅去捡破烂和煤核，所谓煤核就是别人烧剩下倒出来的煤灰，在里面挑出没有烧透的煤球再次用。

“那个韩大爷倒是没有计较，有的时候会偷偷的递给我一斤或者二斤棒子面，还嘱咐我说，千万别让你妈知道。”母亲后来回忆说。

这一年的春节的时候，韩大爷又偷着递给我母亲一斤白面，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日本时期，穷人吃大米白面不但是买不起，即使吃得起也是犯法的。

如果过年能用白面包一顿饺子当然是再好不过，可是一斤白面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对姥姥解释它的来历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母亲和舅舅商量好了，只说是舅舅捡破烂攒的钱买的白面。

“必定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孩子，这个理由怎么能骗过你姥姥，因为我们即使再努力，连每天是不是有两顿饭都没有保证，怎么可能攒下钱去买白面？其实我当时也想恐怕说不过去，可是我太想用那一斤白面给家里人包一顿饺子了，我总想万一糊弄过去呢？”

果然，母亲和舅舅的谎言被姥姥看穿，她开始逼问他们两个这白面的来历，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舅舅突然说是他偷的。

姥姥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况且她在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以后，她拿起扫帚开始疯狂的抽打舅舅，母亲一边拦着一边哭着哀求姥姥，最小的小姨也吓的大哭起来，三个孩子的哭声惊动了韩大爷，他走进了屋子。

韩大爷夺下姥姥手里的扫帚说：“弟妹，你这是干什么，大过年的怎么打孩子？”

“这个不用你管，我的孩子我乐意打就打。”姥姥说。

韩大爷看到了桌子上那个用一个纸口袋装的白面心里明白了一切，他觉得一定是姥姥知道了这白面是他给的有关系。

“你甭打了，这白面是我给他们的，大过年的怎么也得给孩子吃顿饺子，你既然不领情我拿走总行了吧？”

韩大爷拿起白面出了门，姥姥坐在床边自己也哭了起来。

“那年的大年初一，你姥姥决定搬家，再也不在这个院子里住了。过了大年初五我们搬到了一个叫《信德里》的另外一个大杂院里，离我们原来的家很远。”母亲说。

北京人叫胡同的地方，上海人叫“里弄”，天津则简单的叫一个字“里”，我小的时候住的那条胡同就叫《福利里》。

现在天津还有一部分老房子，还可以看到那些所谓“里”的胡同。有的胡同口还有半圆形的建筑，上面刻着这个胡同的名字。更多的是一个蓝色的铁牌子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名字。

我想政府应该保留一些这样的旧胡同，保持他们的原貌让人常常想起它们来。

母亲一家搬到了《信德里》的一个大杂院里，这个院子是前后套院。前院住了大概有十户人家，都是穷人，房子和院子的环境也很差。

“院子的地高低不平，天津人管这样的地方叫跳坑。厕所就是一个用碎砖头垒成三面墙，里面挖了一个坑。夏天的时候蛆虫遍地，下雨的时候灌的一院子屎汤子，每次上厕所我都发愁。”母亲说。

里边的院子住着三户人家，院子整齐房子也比外院的强，住的人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达贵，比外院住的人生活要好的多，其中一家就是这个前后院的房东。

母亲一家住的房子很小，虽然只有一个大人三个孩子还是显得很挤。姥姥照样给人缝穷，舅舅已经从捡破烂和煤核改成了买“果仁”和“五豆”。

所谓“果仁”其实就是北京人说的那种花生豆。把花生剥皮，花生豆用茴香，桂皮和盐煮熟再炒干炒脆。“五豆”就是五香蚕豆的简称，也是用同样的作料把蚕豆煮熟，不同的是他们不用再炒。把这两种小吃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的小包装在篮子里沿街叫卖。

现在这些小吃在天津还有，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和包装，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吃，我到了天津只要看到还会买几包带回来。

趸货，加工，包装的活是母亲的，她还要在家做饭，看着妹妹等等。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最小的姨在外边跑着玩儿，不小心摔一跤，胯骨被摔肿了，开始是一个肿块，慢慢的开始破了化脓烂成了一个洞，她只好躺在炕上。

“她躺在炕上就会喊，姐姐，姐姐，疼！”母亲说。

入秋的时候的一个晚上，她不再喊疼了，因为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道疼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活了四年。

院子里的街坊看着她们可怜，有人就给姥姥出了主意：“这么小的孩子还入什么殓？你们也买不起棺材匣子，不如就放在救济堂门口，他们那里自然就有人出个匣子给你埋了。不过你们得小心，白天不能送那去，他们要是知道她有家人是不管的，只有晚上偷偷的放在门口就行了。”

这个所谓“救济堂”是有钱人办的慈善机构，他们专门处理无家可归死亡或者无人认领的尸体。

和上一次送走女儿一样，这次又是姥姥用一块布包裹了小女儿的尸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放在了救济堂的门口，不同的是，上次抱着的女儿还没有死，短短两年不到，母亲家里死了三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