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阵地上找到最后一具烈士遗体

　 　袁国孝9月22日回国后，我方仍有一名参战人员失踪。结合苏联政府8月14日曾宣布过俘虏了两名中国军人，故中方坚持认为苏方还扣押着一名中国军人。于是，从9月22日开始，中方先后多次通过边防会晤会谈，要求苏方交还中方最后的一名失踪人员。

　 　而苏方边防代表也反复解释：在苏联领土上没有一名活着的中国军人，也没有一具中国军人的尸体。

　 　经过上述一系列会谈会晤的拉锯战之后，我方从回国的袁国孝讲述和苏方多次回应的态度中分析，在苏联可能没有幸存的我方人员，最后一名失踪人员极有可能在8·13 战斗中牺牲，遗体还在战场的几个阵地上没有被发现。为此，中方要求苏方继续承担查找的责任，并提出要去战场寻找。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反复交涉，1969 年10 月25 日17 时20 分，苏方终于同意：考虑到你们的坚决请求和出自善良解决问题的意愿，苏联方面建议在10 月27 日当地时间早晨9时至18 时，在今年8月13日发生事件的地区及附近苏联领土上进行共同寻找失踪的中国军人，苏联方面参加寻找的将有10 名军人，不带武器，乘两辆军用汽车，在寻找之前请将你们同意的时间和军人数目通知我们。

　 　10 月27 日，在双方会晤代表监督之下，苏联出动10 名军人，不带武器，乘两辆军用汽车，会同10 名中国军人共同在战斗发生地进行仔细寻找。但在查找过程中，由于苏方无中生有地提出边界线和领土归属问题，对我无理刁难。为表达不满，中方代表愤然退出，单方面带领我方人员撤出了有关地域。在中方人员退出后，苏方单方面继续查找，终于在战场一低洼处找到了烈士王永仁的遗体。事后分析，王永仁可能是在战斗打响后牺牲较早，被战友在现地进行了掩埋，故导致打扫战场时没有被发现。

　 　10 月28 日下午，分区一位副参谋长带领翻译刘聚科来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向营、连领导传达了分区寻找和接收最后一名烈士遗体的指示。

　 　10 月29 日下午，我步兵第四营副营长原长信率10 名人员，不带武器，乘坐大、小车各一辆，前往作战地域接收王永仁烈士的遗体。从铁列克提边防站出发前，分区领导对前往的车辆和人员又检查了一遍，看是否携带了武器。

　 　张世海驾驶北京212 吉普车在前，盖有篷布的大车随后。沿着靠近边境线巡逻的老路向阵地行驶，在他小车上坐有步兵四营副营长原长信和分区翻译刘聚科，相四海、梁广杰等战士乘坐在后面的大车上。当汽车行进到676高地附近时，发现山头周围苏军已挖好的二米多深的坑道和交通壕，坑道内苏军来回跑动，坑道边上有多处机枪掩体，枪口正瞄准着他们。

　 　张世海将车停下埋怨道：“不让我们带武器，人家却真枪实弹瞄准我们。”原长信副营长命令道：“不要停车，继续向前行驶。”当他们行驶到676高地东南侧时，苏军一名军官从战壕里跑出来，用手指着西北方向大声说了几句。刘聚科翻译说：“苏方让我们把车开到那边去。”张世海调转车头后发现，苏军一辆小车在右翼掩护组阵地以东不远处的地方停着，有五、六名苏军军官站在一座小山丘旁。张世海将车开到苏军小车的对面停下，见苏军是阿拉湖站的戛斯69 八座小车，他们车前站着几名军官，其中一名矮胖子军官用手指点说着什么。这名矮胖子军官是苏军阿拉湖站的站长，张世海和刘聚科翻译都认识他，这两年多次见面，此时他已经从8·13战斗前的少校，摇身变成中校了。张世海对刘聚科翻译说：“这家伙升官了，看他那副得意忘形的熊样”。

　 　10 月29 日16 时20 分，副营长原长信领着翻译刘聚科上前和苏军代表商谈后，原副营长让我方把大车开到东边的小山丘处。张世海也随大车一起把小车开到小山丘旁。此时他看见一具尸体面朝下、头向西南方向斜趴在山角下，因为距离战斗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整个尸体都快风干了。

　 　原长信副营长让大车上的战士下来将烈士遗体抬上汽车，苏联军官发现大车上下来了多名中国士兵，显得非常紧张，连忙上了他们的车，苏军阿拉湖站站长匆匆上前和刘聚科翻译说了几句，上车后一溜烟开跑了。

　 　王永仁烈士遗体被我方运回后，于10 月30日上午在托里烈士陵园召开了追悼会并安葬。

　 　现在看来，铁列克提战斗善后遗留问题的解决说明，如果没有两国总理北京机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如果没有苏方高层希望控制事态、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并主动示好和积极配合，已经被下葬的中国烈士们可能要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烈士王永仁的遗体也许永远无法找到，甚至有可能成为千古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