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铁列克提

　　20世纪60年代中苏边境的一场激烈战斗，使铁列克提名扬天下，世人皆知。铁列克提，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裕民县境内。铁列克提河由东向西，沿巴尔鲁克山南麓缓缓流入苏联境内，注入阿拉湖。这是一条小河，流量不大，但水流湍急，发源于巴尔鲁克山，由该山深处的泉眼和积雪融化而来。在河流中国境内的末端，是中国的铁列克提边防站。大概就是因为这条河流，才有了这个边防站和这一地区的名称。这里就是这场战斗的主战场，铁列克提边防站就是中国参战的唯一边防武装力量。

　　铁列克提边防站始建于1962年8月12日，驻地高程856.6米，管辖边境线37.7公里。初始级别为营级，人员只有20余人，主要承担边境管理职责，没有作战能力。战斗发生时，正在整编过程中，级别降为连级，人员增至70余人，有了一定战斗能力。

　　气候恶劣，常年刮风。拿战士们的话说，就是一年一场风——从当年初一直刮到次年年三十。灶上蒸馒头，火力很大，但火都被风从烟筒抽走了，蒸了超长时间，打开蒸笼，馒头还是半生半熟。战士们上哨楼执勤，须抓紧绑在楼梯上的绳索上下，以防被大风刮倒。记得有一年一个战士后半夜下哨，扶着绳索安全地下了哨楼，但在平地上小便时，被大风刮倒，撞向旁边的马车车辕，导致回肠断裂，被紧急送往120公里外的托里县人民医院做了手术，才保住了性命。

　　站在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哨楼上，安置有80倍的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对面苏联境内浅近纵深。对面是苏军扎拉纳什库里边防哨所。西北面的阿拉湖，在太阳光芒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扎娄勒山起伏连绵，深不可测。西南面的阿拉山口火车站，列车进进出出。那时，中国这边的铁路，还没有修到这里，没有与苏联方面接轨，看到的只能是苏方的车辆了。可见，苏联方面具有铁路、公路交通优势，调动兵力方便、快捷。加之苏联具有空中优势，在边境地区每天有战斗机、直升飞机凌空巡飞，对于掌握我军动向亦具有巨大优势。在该次战斗中，苏军的飞机曾飞至铁列克提边防站后方的沙孜地区，深入中国境内70-80公里进行侦查。

2、争议地区

　　所谓争议地区，即是在边境地区由于历史、地理、扩张野心等原因形成的领土争议，即“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从而形成的争议。中苏领土争议，既是沙俄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19个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苏联政府秉承沙俄一贯地扩张野心所造成的新的现实问题。

　　塔城地区的边界走向，特别是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的边界走向，主要依据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1883年签订的《中俄塔尔巴哈台山西南界约》等条约划定。应该说，在条约签订时本没有争议，只是因为沙俄以及后来的苏联不遵守条约规定，偷移私立界桩，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才形成了争议。

　　具体到铁列克提地区，边界走向的依据是1883年签订的《中俄塔尔巴哈台山西南界约》。界约规定，中俄两国在该地的边界走向，应沿中国清朝政府时期的旧卡伦路线确定。清朝政府把设在边境一线的守备单位称为“卡伦”，卡伦驻军巡逻的路线称为“卡伦路”。卡伦路是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边境线，又得到中俄双方所签条约确认。但苏联政府在1945年出版的官方地图上所标的边界线，有不少地段越过了卡伦路，把大片的中国领土划入苏联版图。该地图并未完全遵守由中国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相关边界协议，由此形成了新的争议。

　　中苏边界于是形成了三条线：即条约线、苏图线、实际控制线。所谓条约线，即中国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条约划定的边界线，苏图线指苏联政府单方面出版地图显示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指中苏双方各自实际控制的线段。这三条线当然并不一致，才能形成争议。且实际控制线所显示的地段，多为苏军控制，即需中方向苏方提出领土主张，中方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本来领土问题，两国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因两国关系恶化，双方坐不到一起，难以形成共识。中苏两国为此争论不断，直至发展到后来兵戎相见。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是到苏联解体之后，2003年7月29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国签订的两国边界协议生效之后。中国和前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争议才告结束，“争议地区”的概念、“三条线”的概念，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寿终正寝。

　　争议地区的存在，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中苏两国边境斗争的起因，是中苏两国边境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也是铁列克提战斗发生的根源所在。

3、战斗起因

　　由于争议地区的存在，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由于存在“三条线”之争，苏军对我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的巡逻活动、对我边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干涉颇多。早在1963年7月，与铁列克提边防站相邻的丘尔丘特边防站在争议地区巡逻时，就曾遭到苏军的武力干涉，苏军并绑架了我三名执行巡逻任务的战士。在阿克乔克边防站，苏军还绑架过在界河我方一侧引水的兵团人员。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保持边境局势相对稳定，我边防部队不得不暂停巡逻，改为在实际控制线我侧一方适当的位置进行选点观察。但是，如果长此下去，对我国的边防斗争十分不利。既然是争议，就要争，不争则意味着放弃。那样，放弃的可不是几百平方米、几十平方公里。仅在塔城地区，中苏争议领土面积就达1350.24平方公里之多。不争能成吗？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必须采取主动行动。1969年年初，新疆军区向中央作出请示报告，拟意恢复边防部队的巡逻活动。总参谋部将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总理批复：“逐年恢复巡逻”。

　　新疆军区遂对新疆中苏边境争议地区逐步恢复巡逻活动做出统一安排。铁列克提地区恢复巡逻活动，被安排在首列，计划于1969年下半年实施。恢复巡逻的任务首先落到了铁列克提边防站身上，由其上级单位塔城军分区制定巡逻方案。我的老战友、时任军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的任凯旋同志参与了方案的制定。巡逻方案逐级上报，经伊犁军区（后改为北疆军区，已撤销）、新疆军区、总参谋部、外交部审批，于当年7月获准。巡逻时间初定为8月11日，后改为8月13日。按照巡逻方案，参与人员主要由铁列克提边防站组织，由其相邻的丘尔丘特边防站抽调两个班参加，共同组成巡逻分队、掩护分队。可以说，塔城军分区在自己能力、兵力范围内做了一定的部署。事先，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及军区作战部、情报部相关领导也分别到铁列克提作了地形、敌情考察。但是，由于对苏军可能的干涉程度、可能发生的战斗程度估计不足，新疆军区并未安排其它部队来支持、支援巡逻活动。仅靠塔城军分区的兵力兵器是远远不够的。塔城军分区并不是一支战斗部队，它的兵力十分有限，也没有炮兵部队，缺乏反坦克武器。

4、战前部署

　　所谓战前部署，也即按巡逻方案制定，巡逻方案后来被普遍称为“作战方案”或“作战预案”。

　　战前，铁列克提边防站正在进行部队整编，级别由原来的营级降为连级，人员由原来的30余人扩编为70余人。加之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员，参战兵力超过了100人。

8月12日晚上，召开会议，讨论巡逻方案，部署第二天的巡逻行动，主持人是军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李孝智。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作战会议”。

　　具体部署是五组一队，即一个巡逻组、3个掩护组，一个指挥组、一个预备队。

巡逻组11人，由原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裴映章带队，解放军报记者李连祥参加，配备电台一部。任务是从40号界桩向39号界桩行进，由北向南巡逻。

　　左翼掩护组20人，由刚被任命的铁列克提边防连连长肖法刚带队，新华社记者王家熙、北京电视台记者再努拉参加。配置在指挥组西南侧700米处，任务是掩护巡逻组通过这一地段。

　　中路掩护组11人，由一名干部带队，两名记者参加。配置在676高地南侧无名高地，任务是掩护巡逻组通过无名高地。

　　右翼掩护组17人，由军分区步兵营一连副连长杨政林负责，配置在695.5高地东南600米处，担任掩护任务。

　　指挥组15人，其中干部8人，记者4人，战士3人。由军分区步兵第四营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军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李孝智等组成，配置在708.6高地，负责现场指挥。

　　预备队一个排36人，由步兵营一连连长范进忠带队，以一个班12人随指挥组行动，排主力配置在铁列克提边防站，战斗打响后，进至指挥组附近，视情况分别支援。

5、战斗经过

　　战斗过程短暂，但战况惨烈。根据塔城军分区政治部郭天成副主任主编的《铁列克提之殇》一书，战斗过程简要如下。

　　1969年8月13日零点，铁列克提边防站全体人员提前开饭。

　　2时整，指挥组和三个掩护组分别从营区出发，向预定地区开进。

　　根据预案，所有参战人员必须于5时30分到达指定位置。

　　4时整，巡逻组出发，4时30分进至预定出发位置待命。

　　7时30分，潜伏在676高地的中路掩护组被敌直升机发现，敌直升机在676高地上空反复侦察。

　　7时40分至8时20分，敌先后出动两架直升机，在我阵地上空沿原苏设40号至39号界桩，由北向南低空盘旋侦察。

　　8时30分，指挥组将情况报告塔城军分区，军分区指示：“暂停巡逻，占领有利地形区，监视敌人活动，待命”。同时，军分区将情况上报伊犁军区。可惜这个“暂停巡逻”意见，最终未能变成“取消巡逻”决定。到了9时00分，塔城军分区又指示指挥组：“立即恢复巡逻”。

　　8时42分，敌从39号界桩方向开来3辆装甲车，从阿拉山口火车站方向开来指挥车2辆，以及其他车辆，运来120多名士兵，来到我676高地西侧300米处，占领前沿阵地。其后方浅近纵深山谷内有多辆坦克隐蔽待命。

　　9时50分，我巡逻组接近676高地时，敌阵地上摇摆白旗，发出信号，盘旋在阵地上空的敌直升机立即拉高，敌人开枪射击，我巡逻组有人负伤。

　　我巡逻组即向676高地靠拢，与先前潜伏在高地的中路掩护组汇合。苏军即向我全面开火，其装甲车上的机炮、阵地内的步机枪火力并发，并以其优势火力压制我右翼掩护组。

　　10时10分，敌装甲车3辆，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我无名高地迂回，我巡逻组报告情况，并要求还击。

　　10时20分，指挥组发出还击信号。我676高地人员在右路掩护组的火力支援下，打退了敌第一次冲锋。敌先后发动三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敌遂改变战术，以3辆装甲车围攻676高地，以猛烈火力反复直接瞄准射击。我坚守高地人员遭敌火力杀伤，大部牺牲。

　　与此同时，我预备队和左翼掩护分队向前推进，企图救援，但因地形开阔，遭敌火力拦阻，伤亡很大。加之距离较远（约1000米），超出步兵武器射程，亦不能形成有效火力支援。

　　13时30分，指挥组发出停止射击和撤出战斗信号。敌仍向我阵地疯狂射击，直到15时30分停止。

　　此次战斗，以我军失利告终。我军参战106人，牺牲28人，受伤12人，这就是铁列克提战斗的最真实情况。由于是一场败仗，鲜见于官方宣传报道，为很多人所不了解，形成了一些谜团。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是保家卫国的长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铁列克提战斗，不论成败，作为国家机器的我军边防部队官兵，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是可歌可泣的，他们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战斗精神是永恒的。

6、碧血丹心

　　即使在今天回顾这场战斗，我们仍然为我军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有国无我精神所感动。

　　烈士裴映章，1932年5月出生，甘肃省天水县新阳公社人，1951年4月入伍，中共党员，时任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副营级），战斗中系巡逻组指挥员，追记二等功。战前因身体有病，组织上已批准转业，但他坚持要带队巡逻。他说：“铁列克提边防站是我牵着骆驼运着物资建起来的，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巡逻路线也只有我最熟悉，我一定要带队巡逻，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这样，他“一去不返”，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我们的祖国母亲。

　　左翼掩护组指挥员、铁列克提边防连连长肖法刚，战斗中奉命向敌发起冲击，带领爆破组欲炸毁敌装甲车辆，他大声动员战士们说：“同志们！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时候到了，我们宁可前进一步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战斗中他始终冲在部队前头，致身体多处负伤，不得不被人抬下战场。

　　战士程古栾，1947年出生，1966年参军，战前任塔城军分区步兵第四营四连五班副班长，战斗中为右翼掩护组成员，在连长范进忠、副连长杨政林相继牺牲后，带领几名新兵继续战斗，直至916阵地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头部被炸伤，流血过多，以致昏迷，不能行动。战斗结束后，清理人员，没有发现他，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后来清理战场，被战友发现，抢救回来，在昏迷几天后奇迹生还。战后荣立二等功。立功证书上写着：

　　“该同志在1969年8月13日对苏自卫反击战中英勇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冲敢打，勇往直前，重伤不下火线，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宁愿前进一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为人民立下了新的功勋，被评为二等功。”

　　这里不能不说说英雄的参战记者。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北京电视台记者再努拉，在随战士们向二号高地冲锋时，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压制和装甲车辆包围过来的严峻局面。梁博祥对再努拉说：“老再，情况危急，如果我们被敌人包围，一定要英勇战斗，哪怕牺牲，也不能让苏军活捉！”。再努拉对梁说：“万一发生不测，我就把摄影机砸烂，把胶卷曝光，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烈士温炳林，1943年5月出生，北京人，1961年入伍，中共党员，时任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记者，随中路掩护组执行拍摄任务。战斗中和战士们一起打退敌人多次冲锋，身负重伤被苏军绑架，他把躺在自己身边的袁国孝战友唤醒，鼓励他说：“小伙子，坚持！我们要和苏修战斗到底！”当苏军军医来给他检查伤情时，他愤怒地说：不要管老子，滚开！并不断高呼：“打到苏修！打到新沙皇！”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为了国家民族视死如归精神。

　　最后，不能不说说在这次战斗中被苏军绑架的一名战俘：袁国孝。1951年农历8月25日，袁国孝出生在河南柘城县一个普通农家。1969年3月，刚满17岁的他应征入伍，5月，奉命来到铁列克提边防站。8月13日，被编入中路掩护组，上了676高地，参加战斗。战前，袁国孝作为一名枪榴弹手，竟然没有打过一发实弹，只是由排长简单教了教怎么装弹、怎么瞄准、怎么击发，8月12日才配备了枪榴弹射具弹药。战斗中袁国孝和他的副射手尹清启共带了8发枪榴弹，只打出了3发。后来，看到尹清启已经牺牲，袁国孝不得不自己取弹装射。刚取出一发，正准备装在发射器上面，突然身边一声巨响，他的眼前火光一闪，顿时失去知觉。当他被苏军绑架到苏境，后来被转至阿拉木图一苏军医院治疗，41天伤愈后回国。他在苏军医院的40余天，与苏方人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开始，他拒绝苏方人员的一切采访，拒不说话，发现有人拍照，立即用被子蒙住头。后来不得不说话时，编造了一个假名：李道直，意思是我是中国军人，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巡逻，理通道直，你们绑架我是非法的。苏方即以“李道直”的名义对他见诸报端，致我方人员误以为被绑人员为李国贞排长，在本应为李国贞烈士的墓碑上镌刻了袁国孝的名字。

　　1969年9月22日，袁国孝被遣送回国，在塔城巴克图口岸办理交接。面对祖国亲人，袁国孝十分激动，他迅速脱掉身上穿的衣服，从苏式大盖帽，到咖啡色的呢料西服，再到脚上的黑色皮鞋，全部脱掉，甩在苏方边防代表面前，只穿一条短裤，哭着奔向祖国母亲怀抱。后来，我曾为袁国孝作了两首小诗：

其一   赠袁国孝战友

热血早洒忠勇山，头颅未抛意在天。

五十年来常唏嘘，至今犹念裸奔还。

其二   外一首

忠勇山上初试弹，敌枪击中致身残。

理通道直敢碰硬，身正气浩能薄天。

碑立陵园已生葬，裸奔巴站又死还。

再卖辣椒称大王，虽还清白亦心酸。

7、战后影响

　　1969年，肯定是中苏边境斗争的多事之年。当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东部的珍宝岛结结实实打了一仗，苏联吃了亏。珍宝岛战斗，我军准备充分，投入较大兵力，由肖全夫将军亲自指挥，取得较大战果。由此开始，中国和苏联由文斗变为武斗，中苏关系更加恶化。铁列克提战斗，是珍宝岛战斗的继续，规模上虽不及珍宝岛战斗，中国吃了大亏，但它在影响上远超珍宝岛战斗。

　　1969年，肯定是中苏边境形势最为紧张的一年，也是最为危险的一年。双方在长达7300公里的边界地区，各自陈兵百万，剑拔弩张。苏联军方的一些强硬派主张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刀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上空战云密布，双方一举一动都牵系着高层的决策神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也许一念之差，就会演变成一场大战。

　　对中国来说，从珍宝岛胜利到铁列克提失利，让我们更加务实和冷静。两国互相摸清了对方的底牌，该刹车了。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柯西金总理是在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葬礼之后回国途中转道而来的。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候机楼的贵宾室会谈了3小时40分，达成四项临时措施：

　　一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二是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三是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从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

　　四是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

　　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它为一触即发的中苏紧张关系踩下了“急刹车”，缔造了中苏边境地区后来40多年的平安。该会谈的影响极为深远，意义极为重大。

　　铁列克提战斗虽然以中方的失败告终，但这一仗确实为极度紧张的中苏关系降了温，开辟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中国和苏联的斗争又从武斗转回到文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