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烂醉如泥

　　1976年，我被任命为乌鲁木齐军区边防第六团副团长。这一年，我27岁，属于破格提拔，坐“火箭”了。团长王奎、政委李秀岩及其它团领导，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老革命，他们的军龄都比我的年龄大。三个营长也都是五十年代入伍的老同志，可以说都是我的前辈。我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吗？“下马威”马上来了。

　　报到这一天，团里准备了两桌饭，为我接风，营以上干部参加。俗话说：“无酒不成筵席”，“无酒不成礼仪”，餐桌上当然备了酒，都是高度数白酒。热菜还未上来，就被灌了十几杯酒。杯子是一两一杯的“口杯”。只要挡不住第一个敬酒的，就挡不住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十个。否则，就存在你“看得起”这个，“看不起”那个，问题严重了。酒品看人品，酒际关系涉及人际关系啊。我醉了。难道有人想看我笑话不成？也可能是我多虑了。我不能倒在酒桌下！借口“方便”，退出餐厅。也确实“方便”了一下。那时部队刚组建不久，营房严重不足，也缺乏厕所。出门就是戈壁滩，“方便”起来很方便。外面飘着雪花，刮着阵风，酒劲借着风劲，一下子涌了上来。我想吐，吐一下就好了，但什么也吐不出来。原来什么东西都没吃，胃里空空如也，没什么东西可吐。扶着墙脚，悄悄走向办公室，摸出钥匙，打开房门，歪在床上。办公室内支张床——锅台连炕头，这才是真的方便。一会儿便听见敲门声，“咚咚咚”，“梆梆梆”，有人说话，有人喊叫。钥匙只有我和我的警卫员有，别人谁都打不开门。原来团特务连有一个警卫排，给每个团首长都配备了一名警卫员。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开门的声音，警卫员进来了。他看到我躺在床上，什么也没盖，先是轻轻地脱掉我的毛皮鞋，然后推我翻身，盖上被子。我想说一声“谢谢”，但心里清楚，嘴里说不出话来——此时舌根发软，不管用了。推我翻身时，想自己翻，但身体根本动弹不得。心里明白，身体成了一滩泥，只好任人摆布了。

　　有一句成语：烂醉如泥。书本上看过，听老师讲过，硬是不懂：喝酒怎么会喝成泥巴呢？今天才深有体会，今天才懂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会“烂醉如泥”。 唉，给我下马威的竞是“酒军”！上任伊始就差点出丑，并非好兆，教训深刻，终生难忘。

　　说到酒，相信很多人都有话说，毁者有，誉者多，也可说是“毁誉参半”。说到饮酒的好处，不要说一般人，即是一些医生、医著，都认为少量饮用白酒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紧张和疲劳，放松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说到饮酒的坏处，一般认为，长期饮酒可以导致体内多种营养素缺乏，过量饮酒会影响脂肪代谢，酒中乙醇对肌体的组织器官有直接的毒害作用，还可能增加高血压、脑中风的概率。

　　于是有人得出结论：少量饮酒并不一定有害，但过量饮酒甚至酗酒肯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酒喝多了伤肝，饭吃多了伤胃，话说多了烦人，甚至有时水喝多了还可能伤肾——什么事都得有个“度”。问题是这个“度”有时难以确切掌握。自从仪狄做酒醪，杜康造秫酒以来，中国已有数千年的酿酒史了，期间亦成就了中国特有的数千年的酒文化。中国酒文化的内容丰富，其中有优美的故事，也有不成文的法则。民间有敬酒、劝酒的传统，也有强制灌酒的陋习。又把饮酒作为交际工具，不喝酒、不喝醉办不了事儿。随着中国对公务人员饮酒的管控，随着“酒驾入刑”，随着强制饮酒造成严重后果民事责任的法律承担，相信这种状况会得到逐步改善，文明、理性的饮酒习惯会慢慢形成。

　　继承和发扬中国酒文化优秀的一面，反对强制饮酒等陋习。亲朋聚会，社会交往，喝点酒是可以的，但应“各取所需”：愿喝白酒的喝白酒，愿喝红酒的喝红酒，愿喝啤酒的喝啤酒。“各随其量”：愿喝多少就喝多少，他人不得强迫。少喝有益，多喝有害，饮酒的“度”，需认真掌控。

2、从边防站、边防营、到边防团

　　边防第六团始建于1975年，兵力构成来源于原农七师现役团和原向阳边防营。那时战备形势紧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师差不多都有一个现役团。后来有的撤销，有的整编到其它部队去了。管辖范围为原向阳边防营防区，即7个边防站，近200公里长边境线。管辖范围未变，只是把边防营升格为边防团了。向阳边防营编为二营，管辖南三站；增设裕民边防营（三营），管辖北四站；每营都有一个机动连。增编一营，为团机动支援部队。由此，边防部队有了较强的战斗能力，边防部队建设跨上一个新阶段。

　　塔城地区边防部队建设，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设立边防站。该地边防站多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此前由于中苏联盟，关系友好，“背靠沙发”，处于“有边无防”状况。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特别是1962年爆发的“伊塔事件”，将新疆边防建设推向风口浪尖。所谓“伊塔事件”，即大量边民集体外逃事件，发生在1962年初夏。伊犁地区和塔城地区共外逃6万多人，其中塔城3万多人，伊犁2万多人，带走牛羊等牲畜数十万头。原因可能多样，但苏联的策动不外是一个主要因素。

　　伊塔事件导致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中国开始加强西部边防管理工作。塔城地区由此开始，抽调兵力，迅速组建了14个边防站。初期建设，十分困难。由于没有道路，建筑材料都靠人扛马驮。组建的边防站，架子大，人员少，级别为营级，人员只有20来人。只有管理职责，没有战斗能力。

　　第二阶段是设立边防连、边防营。到了1969年，珍宝岛战斗之后，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中国开始加强边防部队战斗能力建设。塔城军分区组建了三个步兵营（实为边防营），步兵三营在塔城，步兵四营在向阳沟，步兵五营在乌什水。每个营编有一个机动连。步兵四营即向阳边防营，其编成是：开始由禾角克、铁列克提合编为一个连，塔斯提、丘尔丘特合编为一个连，雀干托盖、杜拉那拉、额敏河合编为一个连，营部带有一个机动连。后来再次整编，按照“以站为连”原则，才将边防站作为一个连队，兵力得到进一步补充，边防站有了初步作战能力。

　　第三阶段即成立边防团，边防部队建设日臻完善，战斗力越来越强。我曾在塔斯提边防站当过排长，向阳边防营担任过营部书记，塔城军分区司令部做过参谋，现在又到边防团任副团长，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

3、弹匣内没有子弹

　　这年春季，我参加了由北疆军区首长挂帅的羊群转场指挥部，参与了相关指挥工作。

　　羊群转场，指的是羊群由冬牧场转向夏牧场，或者由夏牧场转向冬牧场。这一地区的夏牧场多在巴尔鲁克山以北地区，冬牧场多在巴尔鲁克山以南地区，每年都有两次大规模羊群转场行动。羊群转场，本是民间的一项生产组织活动，怎么会有军方负责指挥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问题比较复杂。

　　原来，羊群转场的路线，取道平原地区，其中有约30公里的路段，要从苏军控制的边境地区通过。该地段苏军设有众多哨楼、地堡，还有坦克、装甲车，双方极易发生冲突。

　　没有其它路线可走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说有，是指可以通过巴尔鲁克山山顶进行转场，但这条路不但山高路险，而且绕行较多，往往一天之内到达不了目的地。特别是春季转场，羊只羸弱，母羊怀羔待产，走这条路更是困难。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其它路线。

　　为什么一定要从苏军控制地区实施转场？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那就是这里属中苏边境争议地区。在苏方没有实行蚕食政策，侵占这块土地之前，中国牧民在这里自由通行，是历史上中方牧民转场的传统路线，根据条约线，属中国版图。既然是争议地区，就一定要争，不争就有可能永远失去。如果没有阿拉法特的率先抗争，就没有巴勒斯坦今天的地位，如果没有现在我国在南海的进取政策，南沙群岛大部分礁岛就有可能永远丢失。你可以把那块土地画在你的版图上，但你没有进行实际控制，最后不一定就是你的！

　　有段时间，我方在羊群转场时，实行“以军对军”政策。那是在1969年珍宝岛战斗和铁列克提战斗之后起初阶段，我方曾在边境附近地区屯积了大量兵力，作了充分准备，打算给苏军一点“教训”。我方牧民（民兵）在转场过程中，在与苏军人员对抗时，用鞭子、木棍使劲打击他们，可苏军就是不打“第一枪”。据说在贴身纠缠时，我方人员还乘机卸下其冲锋枪弹匣，发现弹匣内是空的，里面没有子弹。可见，苏方当时有所控制，不愿扩大事态，不愿打响“第一枪”，与中国进一步交恶，我方意图落空。

　　后来，采取“以民对军”政策，军方只负责组织指挥，通信联络保障。这样，每年春秋两季，军方都要组建转场指挥部，组织指挥羊群转场，随时准备应对不测事件。到边防六团工作后，我几乎每年都参加羊群转场指挥部，参与相关指挥工作。

　　指挥部设在丘尔丘特边防站，总指挥由北疆军区一名副参谋长担任，成员有塔城军分区一名副司令员，边防六团由我参加，各带有参谋人员。由冬牧场转向夏牧场的羊群较多，大约有六、七万只，分批分次，用了3天时间。转场完毕，由我负责拟制电文，总结上报情况，我命随行的柴参谋拟制。柴是新手，拟了两稿，未能通过。我说：由我来口授，你来记录。然后念一遍，修改个别字句，经总指挥阅后签发，上报各级领导机关。短一些的文稿，不超过一、两页的，我可以口授，再长就不行了。

　　羊群转场完毕，我决定沿边境巡逻路线，经铁列克提返回团部。这条线路自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之后，至今再没人走过。不久前，总参曾有过指示，要逐步恢复巡逻。那就让我先行“试点”吧。由丘尔丘特至铁列克提的巡逻路线，是一条简易土路，我方人员已多年没有进入。路面有明显的车辙痕迹，说明苏军在此经常活动。我命车上随行人员子弹上膛，关上保险，做好战斗准备，以防不测。转过一个小山包，突然发现一辆嘎斯69八座吉普车迎面驶来，是苏军！驾驶员问：怎么办？我说：照直前进，不准拐弯回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双方车辆都在道路右侧行驶——我车靠近苏方一侧，苏车靠近我方一侧，擦肩而过。苏军驾驶员戴着大盖帽，眉眼清晰可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一场惊险，就这样化解。大概，苏军也根本没想到在这里会突然碰见中国军人，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罢了。

4、老风口

　　托里县有一个闻名遐迩的“产风区”：老风口。是省道221线通往额敏和塔城的必经之路，那时是绕不开的。长达20多公里的风口路段，常常刮起十级左右的大风，夏季飞沙走石，冬季又是大风，又是大雪，道路经常被一米以上的大雪覆盖，使车辆受阻，造成人员伤亡。

　　有关老风口的传说很多，有古老的，有现代的。最早的版本说的是成吉思汗，当年一代天骄带领大军路过此地，遇到风魔侵害，大军被困三天三夜，后来经过殊死搏斗，终于战胜风魔，但军队损失过半，爱妃也被狂风卷走。至于现代的传说，就更多了。那时交通不便，人们出行，多有在路边招手，搭“顺风车”的。驾驶室一般“客满”，坐不进去，只好站在卡车车箱上。等过了老风口，到了县城，驾驶员喊叫下车，车上的人就是不动。看起来面容姣好、安详，用手一推，人就倒了，原来早就被冻死了。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被冻死，但下车后一摸耳朵，耳朵掉了，一摸鼻子，鼻子上的皮就被摸掉了。

　　我曾在冬季和夏季多次经过老风口。冬季，由推土机推出一条道来，两侧都是高高地雪墙，有时比房子还要高，车子就在雪壁中间穿行。这时最怕刮风，大风会摧毁雪墙，掩埋车辆和人员。有一年夏季，我从额敏到托里，正遇大风，车辆都不敢过风口路段，额敏县城已聚集数百辆大小车辆。我因有紧急军务，不得不冒险通过。我命驾驶员加足油料，检查油路电路，做好冲刺准备。这里最怕的是车辆熄火“停摆”。行至风口路段，只听得噼哩叭啦乱响，是飞石砸向车子的声音。到了托里，下车一看，吉普车的迎风一面，铁皮车身上尽是大大小小的坑窝。车子被砸坏了，面目全非，只好送修理所修理。

　　2019年8月，当我再返边防，到托里、塔城，经过老风口时，发现老风口已经大为变样。道路两侧绿树密布，已经形成好几道绿色屏障，狂风已被有效遏制，构不成严重威胁了。风口地带有无数的风力发电机组，危害人类的大风，也开始造福人类了。这里缺水，植树造林很不容易，植成这么大面积的多层林带，当地党和政府、当地人民群众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啊！

老风口

风伯大名天下闻，轮飞扇舞鬼神惊。

流沙似水石如雨，苍鹰折翼兔哀奔。

雪来砌就壁千仞，风成顿绝车万乘。

当年我曾驱车过，留下弹痕一层层。

5、水库惊魂

　　我有两个习惯：一是爱看地图，二是爱看地形，都是当参谋时养成的。

　　看地图，最先看的是军用地图。司令部有一个作战室，室内整面墙壁挂着塔城地区地形图，用布帘罩着。没事时，就悄悄进去，拉开布帘，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图前细细地端详。先是“眼看”，后是“心看”，把主要山脉、河流、村镇、道路都熟记于胸，把苏军在边境附近地区的地形和兵力部署熟记于胸。站着累了，就坐下来，闭上眼睛，把看过的内容在脑中反复“播放”，把等高线设想还原为山地原貌。遵循的是林彪元帅“读地图”的方法，书要一页一页地读，字要一字一字地看，图也要细细地看，就像读书一样。参谋人员要把自己变成“活地图”呀。后来开始看中国地图，能把中国各省区区划排列按顺序说得清清楚楚。从最东面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到最西面的帕米尔高原西端，从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漠河县到最南端的广西自治区北仑河入海口，中国陆地东西最长距离约为5000公里，南北最宽约为5500公里。其实这些数字在书本上早都有了，为了加深印象，又用直尺和滚轮尺在图上测算验证。世界地图也是一样，细看熟记。妻子柳玉兰，退休后喜欢旅游，去了不少国家，而我没有出过国。她经常动员我出去走一走，我说世界各国都在我的胸中啊，还去什么？再说，我也不是没有出过国。问我去过哪个国家？我说：我去过苏联呀。问我什么时候去的？我说是在边防巡逻时，曾经一抬脚就迈了过去，不过进去不远，最多几十米罢了。她听了哈哈大笑。

　　看地形，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住到哪里，都要把周围环境摸清。在向阳沟任营部书记时，利用周日休息之便，把左近山沟都跑遍了。在塔斯提当排长时，曾骑马进山，跑到巴尔鲁克山深处，只要赶晚上回来就行。甚至到了地方，这一习惯也改不了。有一次在兰州，到兴隆山游玩，花了比别人多十倍的钱，租了一匹马，一个人进入深山。因为走的远了，太阳落山时才往回赶，吓的马主人大嫂哭着骑自行车来找：她怕我把她的马拐跑了。

　　看地形不是没有危险，有一次差点付出生命代价。团部所在地托里，东面是连绵的山地，我没有进去过。一个星期天，我带上地图、指北针和手枪，背上水壶，带了点干粮，骑上团里指配给我的黄膘马，跟谁都没说，一个人悄悄地进山了。走了很远，返回时不愿走原路，看了地图，知道那里有个水库，就按水库方向走吧。谁知走的方向没有道路，策马进去，全是羊肠小道，开始看着还可以，结果越走越窄。走在山的腰部，上面是高山，下面是几乎垂直的数百米深的断崖，再下是水面，看的心惊肉跳，不敢睁眼。马儿吓的不敢前进。但是马已经回不了头，人也下不了马，也不敢打马前进，稍一惊动，害怕惊了马，连人带马滚下山去，摔的粉身碎骨！可怕极了。心突突地跳，看来今天要“报销”在这里了。死就死吧，但是死的不值，还会落下骂名。闭上眼睛，听天由命吧。默默祈祷：马儿呀，你要争气呀，你一定要把我俩带出去！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黄骠马了。马停了一会，战战兢兢迈开蹄子，走几步，停一阵。我连气儿也不敢大出，害怕咳嗽一声也惊着马儿。闭着眼睛，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下了山，走到宽阔地带。我跳下马，抱着马的脖子，抚摸马的面颊，没有流泪，全身是汗。感谢你，我的黄骠马，今晚我一定要给你加料。这段经历，至今想起来仍然惊心动魄，不敢向任何人说起，就是妻子柳玉兰，相信也是只有在看了本文之后才能知道。

6、专机和专列

　　1982年10月，总参谋部召开全国第一次陆地边防工作会议，会址先是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军区，后期转至北京。每个边防团参加一人，边防六团由我参加。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八国接壤。边境线长，边防部队也多，参加会议的人员自然也就多了。新疆军区派了两架A-24运输机，负责运送与会代表。这种飞机，一架只能坐40余人，一架坐不下，两架坐不满，也只有派两架了。从乌鲁木齐直飞呼和浩特，由军区司令部一名副参谋长带队。登机前，每人发给一块面包，一瓶矿泉水。飞机飞得很慢，不久，已过午餐时间，大家开始饥肠辘辘。经过空军宁夏贺兰山地面机场上空，经与地面联系，同意准备午饭。落地吃饭，用了约两个小时。到呼和浩特时，已是繁星满天，地面上一片灯火。我算了一下，连吃饭加飞行，共用了9个小时。

　　会议内容分作两部分，一是室内部分，主要是学习边防政策，介绍和交流经验；二是现场观摩部分，要到中蒙边境去。

　　考虑到我们这些人都来自艰苦的边防一线，会议安排比较轻松：半天开会，半天参观游览。因此借机参观了自治区博物馆、昭君墓、市容，观看了马术表演等。我最感兴趣的是蒙古族的历史，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族的人口，大汗是怎么征服亚欧大陆的。从自治区博物馆文字资料看到，那时蒙古族的人口只有60多万人。这么点人口，还包括妇幼，就能横扫欧亚大陆，真是不可思议。不得不由衷地感叹成吉思汗的伟大！

　　晚上的时光不好打发。那时还没有电视，又不准打牌下棋，甚是无聊。呼和浩特有多个京剧团，争着献演，每晚都有演出，我看了两场，也腻了。

　　室内会议完毕，要去边境观摩。安排一列火车专列，晚餐后登车，在车上睡一晚，第二天早上下车，就进入工作状态。观摩的内容有408哨所观察组织、记录要点、搜捕押解、边防巡逻的组织与实施等。参观了二连浩特市，观看了火车出境倒换车轮过程。还安排了到蒙古族牧民家中作客，喝奶茶、吃手抓羊肉。我去的这家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她很热情，一边烧茶，一边不断与我们说话。通过翻译，知道她说的都是如何热爱祖国的话。翻译告诉我们，这里边境上的蒙古族牧民，特别忠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对当地政府或某些领导有意见，哪怕骑着马到北京上访，也不外逃。

　　观摩完毕，乘专列又回到呼和浩特，白天只做了会议总结，晚餐后又乘专列到北京。晚餐时，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先后致辞、敬酒。政委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们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军区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毛线，每人可买两斤。那时改革开放实行不久，物资还比较贫乏。

　　到了北京，先是住在八达岭北京军区招待所，后来又住进王府井总参第一招待所。北京军区傅崇碧司令员等领导前来看望。实际上会议内容已全部进行完毕，只是安排参观故宫、八达岭长城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进了中南海，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周总理故居。主席居住在菊香书屋，卧室内支着一张木板大床，除了寝具，大床上靠墙一侧摆满了书籍。衣帽架上挂着的睡衣，有多处补丁。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因其位于中南海大院西北角而得名。房屋显得陈旧，摆设也显得简陋。季节适宜，这里会盛开海棠花，总理喜欢海棠。总理在这里生活、工作了26年。

　　这次会议，是我在军内参加的最为宽松的一次会议，也是最“舒服”的一次会议。

7、带兵如带虎

　　俗话说：带兵如带虎。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把兵带成老虎一样，虎虎生威，上阵能英勇杀敌。二是老虎会吃人，既吃敌人，有时候也会吃自己，吃自己人。对此，根据我当兵的经历，也有一定体会。

　　在边防六团时，该团曾发生多次事故，有的还相当严重。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玩枪自毙。禾角克边防站有一名新兵，周日休息，没事干，来到司务长的房间玩，他和司务长是同乡。司务长坐在办公桌边做账，背对着他。他坐在床上，翻弄床铺，发现枕头底下的手枪，拿出来玩弄。开始用枪口对着对面的墙壁，瞄两下，嘴里“啪啪”地叫两声。墙壁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司务长训他：你他M的要打毛主席吗？赶快把枪放回去！他醒悟过来，说：罪过，罪过，我瞄错了，我向毛主席赔罪，瞄我自己吧。把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以为没有子弹，扣动了扳机。结果“啪”地一声，一发子弹射出，将自己打死了。原来，司务长夜来查哨，子弹是推上膛的，司务长自己也忘了，没有及时退出。这只“老虎”不慎把自己给“吃”了。

　　另一个是玩枪毙友。向阳边防营四连一名路姓班长，与一名肖姓战士打闹着玩儿，他俩关系密切，可谓好友。嬉闹过份，其他人跟着起哄：“路班长你毙了他！”并递上冲锋枪。这位路班长拿着枪，对着肖战士：“你别过来，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打死你”。一边叫着，一边笑着。肖战士向他靠了过来，他忘了枪内子弹早已上膛，就扣动扳机，结果“突突突”一梭子子弹射出，肖战士当场倒地身亡。原因也是，路班长夜里上岗，子弹上膛，忘了退下。曾有规定，哨兵换哨，前哨要当着后哨的面“验枪”，把子弹退下，才能下岗。路班长因是当晚最后一班哨，没有后哨监督，没有完成验枪程序，没有退出枪内子弹。从早上到晚上，他早忘了。这只“老虎”，无意间把自己的“虎友”“吃”掉了。

　　部队还有规定：不论什么时候，枪口都不准对向自己人。规矩虽有，规矩虽严，但总有人会忘记！

　　铁列克提边防站有一名战士，因某种原因，闹了几天思想情绪，饭也没好好吃。班长、排长、指导员都做了工作，但他还是想不开。这一天训练回来，全班在室内擦枪，他拿起一支半自动步枪，对着全班战士扣动扳机，“啪啪”两枪，两个战士毙命。当他第三次击发时，子弹卡壳了，战士们乘机跑了出来，避免了更大伤亡。原来，这支枪的持有者因不慎丢失了一发子弹，害怕批评，将一发教练弹压进弹夹冒充实弹，导致卡壳，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只“老虎”，为泄一己之私愤，公然“吞食”了两名“虎友”！自己也自杀了。带兵之凶，不得不防。

　　所以古人说，带兵要爱兵，要像父兄带领子弟一样待兵，才能带好兵，一点儿也不假。要叫“老虎”敢吃敌人，就要好好训练，磨好牙齿；要叫“老虎”不吃自己人，就要爱兵如子，还要加强管理。

8、代理连长

　　我当过班长、排长、参谋，没有当过连长、营长，是破格提拔到团级领导岗位的。于是有一阵呼声，认为我应“补课”。这一年，我被“下放”到连队当“代理连长了”，去的是一营三连。一营是支援分队，是团里的一颗拳头，打击敌人的主要力量。编有三个摩托化步兵连、一个炮连、一个机枪连。三连后来又装备了装甲车，成为装甲连，并负有战时敌后侦查任务，训练任务较重。

　　我到三连后，迅速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吃住都在连队。指导员张鹏雨，也是从上面“下放”而来；不过，他是从北疆军区政治部下来的，原是一名干部干事。这样，两只“鹏鸟”从天而降，成了同一连队的主官。他主抓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务，我主管战备训练，配合得很好。连队编有一个少数民族班，成员多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战士，须另开清真灶，生活管理难度较大。

　　在三连时，我有条件和时间充分研究各种步兵武器。一个星期天，我叫上军械员、通讯员，带上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来到靶场。我要进行步兵武器超远距离射击效应实验。手枪的有效射程是50米，我在100米的距离试射；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冲锋枪的有效射程都是400米，我在500米、600米以上距离试射；56式班用轻机枪的有效射程是800米，我在900米、1000米以上距离试射，以期取得在超远不同距离的效果参数。不要说，这一实验良益多多，为今后作战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做到心中有数。比如手枪射击，我可以在100米距离命中胸环靶。不过，要抬高瞄准点，从靶身的头部以上部位瞄准，才能击中胸腹部。关于这一点，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包括我的军人同行。我喜欢探索我不知道的事项，穷根究底。

　　军事训练的任务越来越重，上级下达了训练项目，要我所在的三连先行试点。经过我和全连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塔城军分区、北疆军区先后在我连召开连以上干部现场会，总结经验，推广我们的经验。现场会上，大家观摩了我连的多种训练效果表演。夜间紧急集合，全连120余人全副武装，在5分钟之内完成。夜间分解结合手中武器，都在分秒之间完成。擒拿格斗训练，全连集体表演的擒敌拳、捕俘拳，动作有力，整齐划一，嗨声震天。散打训练，由战士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动作，十分精彩，获得高度赞赏。我敢说，比武打电影上的戏好看多了。其它训练表演科目，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

　　在狠抓训练过程中，我又一次差点付出生命代价。这次是差点被一把手枪“击毙”。一天下午，我指导军械员彭忠良进行步兵武器分解结合训练，“事故”是在进行手枪分解结合时发生的。地点在连部，我俩面对面地坐在小马扎上，我卡着秒表，随着“开始”口令，彭迅速分解完毕，又随着“结合”口令，彭又麻利地结合完毕。随着又一声口令“验枪”，一发子弹从手枪里射出，从我的耳根擦过，将我身后的门板击穿，留下一个洞眼。听见枪声，很多人跑过来了，彭忠良吓坏了，瘫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军人的危险，不仅来自战时，也来自平时，更可能会来自于军事训练之时！

9、萎缩性胃炎

　　胃病越来越严重，有时不得不爬在办公桌上，用桌角顶住，以减轻疼痛。任何生冷都不能进食，苹果、梨子都不能吃。三伏天吃一块西瓜，立刻犯病。不得不住进军区总医院接受检查治疗，做了钡餐透视，下了胃镜，医生给出结论：“萎缩性胃炎”。

　　这是我因胃病第二次住院。第一次还是在当排长时，住的是解放军第13医院，院址在呼图壁。诊断为“肥厚性胃炎”+“胃溃疡”。肥厚性胃炎是慢性胃炎三大类种之一，常见症状为恶心和胆汁性呕吐。胃溃疡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常见症状为上腹部疼痛。这次住院，病友中有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拉太耶夫，他是维吾尔族，据说参加过“三区革命”。他因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特别是为了躲避红卫兵，不得不住进医院。他没有任何架子，和我们什么都说。时间长了，熟了，我们好奇，就问：乌主任，你吃猪肉吗？他回答：吃，为什么不吃？猪肉那么香。接着，就讲述他第一次吃猪肉的故事。乌主任出身贫苦，青少年时期随父兄打土坯卖钱，那还是在南疆的喀什。有一次卖了土坯，父亲给了一点钱，中午没有随父兄回家吃饭。原来，他听说猪肉好吃得很，香得很，想开个“洋荤”了。当地有一家汉人开的包子馆，他垂涎已久。走进去坐下，服务员看他是维族，说这是大肉，你敢吃吗？他说：吃，有什么不敢的！父兄在家吃过饭回来，问他：你怎么没回家吃饭？他回答：我买了一个馕，在水渠里泡泡吃了。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美味能使老佛爷都要跳墙，何况凡人呢！

　　萎缩性胃炎是指胃黏膜上皮遭受反复损害导致固有腺体的萎缩，典型症状为腹疼、腹胀，还可出现消瘦、乏力、健忘、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有一种流行说法：萎缩性胃炎发展到后期，必然是胃癌。真是可怕！同室有位病友，是陆军八师一位医生，与我同病。整天唉声叹气，只喝牛奶吃鸡蛋饼干，似乎在吃“最后的晚餐”。我的精神状态比他好多了，即是等于被判“死刑”，也未十分在意。生死在天，何必庸人自忧呢。身体稍好，即参加锻炼。每天早起，围着医院外墙跑上一圈，有好几公里呢。住的是消化科，楼上是皮肤科。皮肤科的病员多没有其它疾病，能吃能睡，又年轻，午睡起来，就吆喝着组织人员打篮球，只要叫我，我就参加。因此，很多人认为我没病装病，一个年轻轻的副团长，不好好工作，到医院去泡病号了。后来，在团里召开的年终工作总结会上，有人就对我提出了上述批评意见。看来，我的住院，的确造成了不良影响。

　　胃病是伴随我一生的第一个重大疾病。

　　第二个疾病是便秘。从少年时期到中老年时期，便秘都在不停地折磨着我。上厕所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腿麻木了，身子站不起来。为此，吃了不少药，就了不少医，甚至求助于灌肠。治便秘的中成药吃遍了，番泻叶也煮着喝了。老中医的汤药一吃就是三个月。“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个疾病是耳鸣，是从20多岁当参谋时就有了的。严重的时候伴随着脑鸣，脑袋内像在开火车，人都快要崩溃了。1975年上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参谋队，耳鸣的厉害，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不得不到军区总医院神经科住院，接受治疗。

　　到40多岁后，又患了痛风。痛风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关节炎类疾病，一般认为与嘌呤代谢紊乱及尿酸排泄减少所导致的高尿酸血症有关，属代谢性风湿病范畴。严重的会发生肾结石甚至肾衰竭，危及生命。平时饮食禁忌很多，需严格控制，过清教徒式生活。

　　我自幼体弱多病，不是感冒就是肚子疼，上学时经常向老师请假。得过伤寒，不得不休学一年。后来自己探究：都是幼年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

　　按照《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人的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等九个标准。我的体质属气虚质，而且是阴阳两虚。概述为：由于一身之气不足，以气息低弱、脏腑功能状态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态。总体特征为：元气不足，以疲乏、气短、自汗等气虚表现为主要特征。应该说，我所有疾病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气虚质体质，根子就在这里。

　　胃病、便秘、耳鸣折磨了我一辈子，我也与病魔斗争了一辈子。说来奇怪，我的这些疾病，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50岁以后，都渐渐好了起来，感觉身体状况比之青壮年时期还要好。原因可能与我自制的一种“饮料”有关。我把这种饮料称为“三加茶饮”：白+黑+红。白为牛奶，黑为黑芝麻，红是红枣、桂圆肉，因为太甜，后来又加入山楂，山楂也是红色啊。牛奶暖胃，黑芝麻补肾，红枣补气血，桂圆健脾，山楂开胃消食，可谓绝配。黑芝麻打糊。红枣、桂圆肉、山楂榨汁，灌入饮料瓶置于冰箱，早餐时取出与黑芝麻糊酌量加入牛奶中，制成茶饮，成了我每天早餐的最爱。这样坚持了数十年，直到现在。胃病基本未再犯过，耳鸣得到有效控制，便秘得到极大改善，痛风也只是偶尔光顾。当年得萎缩性胃炎时，按照个别医生的说法，可以说已判“死刑”；治疗耳鸣时，有个中医说我的肾虚已到极点，两个肾脏已没什么功能了，也等于判了“死刑”，但我的思想和精神一直保持着较好状态。

　　谈到生死，有人比较忌讳。在我看来，人总是要死的，有人死于意外，有人死在病床。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时刻伴随着死亡，生和死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何必忌讳呢？我可能做不到笑对死亡，但可以做到坦然相对。不过，人在面对死亡时，其肉体和精神可能要受到折磨，产生痛苦。人类应当减轻或者减少这种痛苦，所以我赞成“安乐死”。人不能决定生，但是可以决定死，人应当有权决定自己生命的终止时间和终止方式。“安乐死”是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当然，还须伴随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保障，不能随意实施。看淡生死，不惧死亡，才能获得人生最大的自由，才能享受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出于本能，人们追求长寿，自然而然，但不要过分和刻意，“道法自然”才是真谛。再说，追求长寿，不如追求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不如追求生命的价值。可以说，人有三种寿命，即自然寿命和政治寿命、职业寿命。自然寿命是天道，人可以追求，但不能决定。政治寿命和职业寿命是人道，相对来说人可以把握。政治寿命是少数政界人士的事，职业寿命是大多数职业人士的事。我属“多数人”之列，追求的是职业寿命。所以，亲戚和朋友老是劝我：你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干什么？不在家里颐养天年？但我不愿在家“坐以待毙”，只要有一口气儿，只要还能干，就要干，活着干，死了算。人各有自己的幸福观，含饴弄孙是一种幸福，老有所为也是一种幸福。年轻时工作累，盼着早点退休，早点享“清福”；退休后时间长了，又感到无聊。虽然老了，但有事儿干，才是我的幸福观。不必选择死的场所，死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区别呢？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希望有一天能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现在是一名律师，希望有一天能死在法庭辩论席上，照样火化。

　　当然，人活在世上，还是要奋斗、要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病斗，可以长寿。不管得了什么病，都不要轻言放弃，不要悲观。老年人有病是常态，人一辈子不可能什么病都不得，你可以一辈子不找律师，但不可能一辈子不找医生。有一句话：“病病歪歪活千年”，不要以为有了病就必然早夭。医生的话要听，但不要迷信。我这么个体质，能活到70岁以上，知足了。我的自然寿命可能不如有些人，但我的职业寿命现已达50年以上，也算长寿了，感谢上苍。

10、妻子的病和军校

　　疾病折磨着我，我的健康状况令妻子柳玉兰担忧，她随军了。她从热闹繁华的兰州来到偏僻荒凉的托里，来到祖国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真是一个小县城，人口仅3万多人，县城只有一条街，从南到北不足一公里。以畜牧业为主，粮食产量很少。无霜期很短，不出产蔬菜。肉有的是，蔬菜嘛，没有。吃的菜，要团里派车，到200公里外的奎屯附近地区拉运。团里并不能完全保障菜车，经常没菜吃。气候严酷，夏天风沙很大，冬天降雪成冰。

　　柳玉兰被安排到一家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从团部住地到她上班的商店，约有2公里路，她骑自行车上班。夏天刮大风时，她曾被连人带车刮倒。冬天，天气太冷，她穿上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外加棉大衣，脚上是8号军用毛皮鞋，头上是军用皮帽子，裹在一起，人都成了一个圆球。走路困难，骑车也困难。特别是下雪后，不能即时铲除，路面上结下厚厚的冰层，骑车时不知摔了多少跤。还有吃饭问题，有肉没菜，她可以不吃肉，但不能没有菜。

　　她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也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她病了，先后住了两次军区总医院。经检查，体重只有37公斤，血色素只有6克。医生告诉她：你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营养不良，你要加强营养呀，否则是有生命危险的！她多次跟我说：你赶快转业吧，不然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塔城军分区张银祥司令员找我谈话：你准备一下，到石家庄高级步校上学去吧。回来工作两年，再到北京军事学院深造一次，这样你的学历就全了。你虽然上过两次军区步校，但那不算什么。原来此前，我已两次入学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一次参谋队，一次指挥队，每期时间只有8个月至一年左右，那时不讲学历。现在，全军军事院校全面恢复，高级步校学制3年，有学历了。但我考虑到妻子的健康，孩子又小，不能成行，只能婉拒。连续两年，失去了上学深造机会。直到现在，每当回忆此事，柳玉兰就说：唉，那时只要我咬咬牙挺一挺，你把军校上了，你绝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她后悔了，我无言以对。

11、天山蘑菇

　　1982年，我平调至守备第二师，任该师第五团副团长。

　　此前因为边防六团团长、政委两位主官不和，严重影响了领导班子团结和部队建设。军分区张银祥司令员亲自带工作组前来整顿。经整顿后，团领导班子整体打乱，有的另行安排，有的转业地方。军分区原来拟调我到巴克图边防会唔站任职，因我不同意而作罢。因为年轻，又不同意转业。这样，我被军区另行安排，就到了守备二师。

　　守备二师是1979年在原守备二团的基础上扩建的，主要任务是扼守独山子天山门户。驻地为独山子、奎屯、乌苏三角地带，是北向、西北向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方向，东向乌鲁木齐的战略要冲。

　　守备五团驻地为独山子。这里有著名的独山子炼油厂，更是著名的独库公路北端起点。

　　这一年，我受命率一个营进入天山，执行指挥坑道施工建设任务。营长石俊刚，教导员郝世德。

　　住的是地窝子。地窝子是一种简陋的居住方式，在地面以下深挖，形成房间式基坑，顶上放几根椽子，铺上覆盖物，用泥巴封顶，再铺上油毡防雨，就可以了。

施工的任务很重。先是导洞，然后用混凝土被覆，再将坑道用砖块砌成大小不一、功能各异的房间。那时不像现在，有盾构机，作业起来方便快捷省力。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力。一天24小时，三个连三班倒，轮流作业，没有休息时间。战士们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只能下下棋打打牌了。

　　施工管理，有两个方面问题，必须更加关注，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采取更多的措施和办法。

　　一是安全方面。特别是导洞作业，一方面要防止塌方，另一方面要防止哑炮。去年另外一个连队施工时，曾发生大面积塌方，致使班长毛万智受伤，被高位截肢，造成严重后果。我在带队施工期间，虽然多次发生塌方，所幸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导洞时，先用风钻打出炮眼，再埋上炸药，使用大量火具。爆破时，往往是多个炮眼同时起爆，有时会出现部分炮眼未爆，即“哑炮”现象。排除哑炮作业十分危险，每到此时，我都要亲临现场，指导作业。

　　二是工程质量方面。要求严格，标准较高。混凝土搅拌，沙子、石料都要精选，甚至要水洗，去除土末和杂质。坑道内设计了一个200立方米水池，因其位置高于坑道平面，造成施工、被覆的难度。特别是浇筑混凝土时，要求一次性完成，不得间断。这时，我就守在水池旁，看着作业完毕。坑道内设置隔间，由于没有瓦工，战士们都“不擅此道”，砌的砖墙有歪斜，未达标准，留下遗憾。

　　这一天，没有危险的施工任务，天气晴朗。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带上通讯员，进入天山深处。我要放松一下自己长期紧蹦的身心。坐在密林中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负氧离子的熏陶。天山高处，雪线以上，皑皑白雪，那里是雪莲和雪鸡的天堂。下面是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大量建材，也为地球和人类酿造了美酒——空气负离子。再下是毛毯一样的茸茸草甸，这里是牛羊的乐园。雪线、青松、草甸，处在不同的海拔线上，三个阶梯，三级分明，这就是天山，天山的魅力！光坐着不行，在草地上打几个滚吧，像驴一样，那才舒坦在呢！光打滚还不尽兴，起来吧，奔跑吧，奔向更深处，奔向更远处。惊喜来了：草地上出现一片又一片白色物体，就像株株小伞，在为茸草遮阴，那是蘑菇！那么多，那么美！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尤物！放开手脚，尽情地采吧。没有盛器，脱下上衣，扎住袖口，使劲地装吧。采了不少蘑菇，回来交给炊事班，给战士们加菜。蘑菇炒肉，那个味道鲜极了，美极了！

12、迟迟不能下达的升职命令

　　大概是1983年的一个晚上，时任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的王晨林乘车来看我。王司令是利用在北疆军区开会之机，抽空过来的，由时任军务科长的牛发信陪同。北疆军区在乌苏，离独山子不远。王司令由陆军第四师调任塔城军分区，带兵有魄力，又有文才，号称“秀才司令”。我们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后来得知，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调我回塔城，到军分区司令部任职。但是，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原因是守备第二师已拟任我为师司令部副参谋长，他得知后只好作罢。

　　在守备五团工作期间，一天晚上，我曾乘車去看望北疆军区干部处原处长王致远。王是甘肃天水人，与我可谓是“老乡”。此前我在边防六团工作时，他曾托人向我传话，要我到北疆军区去见他。但我从未在私下里与他见过面，这次是因为他即将调任他处，离开干部处长岗位了，我才去看他。他问：“我曾多次给人带话，你怎么不来？”我说：“你是管我们的职能部门领导，我怕别人说闲话。”“那现在为什么又来了？”“你现在不管干部了，我来看看你。”他似乎有点感动，但是叹了一口气。

　　那时，我的思想比较单纯，抱着是“（领导）看得上就干，看不上就算”，“要凭本事吃饭，不靠关系走路”，因此不会找关系走门道。有人是“背着猪头找不到庙门”，而我则是“不进庙门不烧香”，即使庙门大开，神仙向你招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直到后来在兰钢，有一位总厂领导，也是军人出身。有一次会后，他对我说：“志鹏呀，你是军队转业来的，我也是。你为什么从来不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坐呢？”。说实话，实际上后来直到现在，我都在为我的这一“秉性”，我在那时的“无知”和“清高”而产生过后悔呢。

　　在我的升职命令即将宣布之际，出了一个意外情况，被紧急叫停。原来新疆军区政治部收到一份“告状信”，寄自兰州，内容反映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做的“坏事”，其中有我曾经殴打过汪锋的“故事”。汪锋时任甘肃省委书记。说实话，我虽然在兰州参加过汪锋的批斗大会，也只是站在台下，跟着大伙儿喊了几句口号而已，没有靠近过他，更没有打过他。但是，我确实殴打过一个人：我们学校的一名校长。原因是我们学生组织曾多次通知他到校接受批判，他都予以拒绝，加之文化大革命伊始，他曾组织师生对我及其他几位同学因带头写大字报而进行了批斗，我也有报复思想。我无意指责这位师长，总之我有错。此事后来成为我终身的愧疚，永久地受到良心的责备。错误是在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生的逐步成熟，逐渐认识到的。对此，我曾多次与当年的同学谈起，希望能有个机会，当面向校长道歉，但我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同学们开导我：算了，那时我们都还小，只有十六、七岁，可以说还不懂人事，又何况那时的形势，全国的学生都一样，没有不犯错的。话虽如此，但我良心难安。

　　新疆军区火速派人，前往兰州调查。派了一名干部干事，又从守备二师抽调了一名保卫干事。两人在兰州调查了两个多月，回来后报告：没有什么大事，那时还是个娃娃，做过一些错事，但没有反映的那么严重。军区政治部某主任，办事认真，政治属性极强，他说：你们调查的时间太短了，不可能调查清楚。清理“三种人”，团以上是重点，这个人现为团职，又要提拔重用，是重点中的重点，必须查清！你们再去一趟吧。两人一听，心生懒惰：主任，现在到了冬季，天寒地冻，出行不便，等过了春节，天气转暖，我们再去吧。主任只好同意。

　　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3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开始清理这三种人。

　　第二年，两人又到兰州，呆了三、四个月，找遍了我的亲友、同学和老师，把我的“家底儿”翻了个“底朝天”，回去还是那句话：没啥大问题。就这样，我被前后调查了两年时间。但为时已晚，中央军委下达了“裁军百万”命令，守备二师属首裁之列。我的任职命令不可能宣布了。师长王汉儒跟我谈话，告知情况，又问我愿不愿到伊犁军分区去？我知道这是军区的意思。我答复：不去了，我还是转业回家吧。参军18年，随着百万大裁军的开始，随着守备第二师的解散，我的军旅生涯也将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