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牧民的奶茶

　　在塔斯提边防站当排长不到一年，即被调往塔城军分区司令部担任作战训练参谋。

　　先是参加培训。1971年春天之后，积雪融化，树叶绿了，花儿开了，命令也来了：到乌鲁木齐新疆军区第三招待所参加参谋业务培训班，学习参谋业务。同时参加学习的还有拟任军分区司令部情报参谋的黄兵友，他是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

　　新疆军区第三招待所的前身是新疆军区步兵学校，该校解散后改为招待所。这不正是我们两年前离开，曾经生活过近两年的地方吗？多么熟悉地环境！还有熟悉的人！遇到老排长刘奎，看见我俩都穿“四个兜”，开玩笑说“这两个家伙都当大官了”，热情邀到家里，品茗聊天。步校虽然解散，还有很多“老人”住在这里，并未搬离。

　　培训的业务很多，我们拼命学习，希望掌握更多的技能。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此时，参谋培训班正在观摩一场加强师级战役战术综合演习，地点在独山子。实兵、实弹演习由陆军第八师组织实施，演习课题是陆军师坚守防御。演习之前，参谋培训班学员先进行司令部战斗文书作业，根据给出的条件编制作战方案，主要是兵力部署、阵地组成、火力配系等。要求编写防御战斗命令，完成标图作业。根据地形等特点，判断敌军主攻方向，部署兵力兵器。反坦克火炮应部署在敌坦克必经的平坦路段，高射炮应放在山顶便于观察和射击的位置，主要兵力应放在敌主攻方向上，在图上一一标明。观摩和作业的位置在一座高山上，视界开阔。我们坐在小马扎上，双腿上置图板，现场作业。这是一次观摩活动，又是一场毕业考试，要认真做好。

　　实兵、实弹演习开始了。反坦克炮射向行进中的敌坦克；敌坦克进入预设网状阵地，步兵爆破手开始行动，用炸药包炸毁它！榴弹炮的炮弹像冰雹般砸向敌步兵，高炮营打下了敌军飞机，煞是热闹。但怎么不见我军的战机？不见我军的坦克？按预定方案，还应有我空军战斗机、坦克部队的坦克参加演习，配合地面部队行动呀！太遗憾了！

　　回到乌鲁木齐军区第三招待所，才知道原委。军区司令部鲁泉副参谋长来传达中央文件，仅给参谋培训班人员传达，集中在一个小礼堂里，门口还派兵把守！气氛神秘！原来，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外逃事件，林彪在外逃途中，乘坐的飞机掉落，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了！中央下令，全国的军用飞机一架也不得起飞！我们的演习不得不缩水。我震惊极了，心砰砰地跳，提到嗓子眼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法定的接班人，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立下赫赫战功。他为什么要外逃？他有什么理由要外逃？我们震惊，我们纳闷，我们想不通。要求是：必须保密！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外传，老婆孩子也不行！否则严肃处理！不久，传来几则几个军官被处分的消息：他们泄密了。

　　参加参谋培训班，是我与步校发生的第二次联系，此后步校恢复，更名为军政干部学校，我曾先后两次入校学习。直到50年后，更名为“新疆军区边海防学院”后，我还曾来到这里，接受教学采访。我与这所学校的渊源不浅。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结束了，回到塔斯提边防站办理交接。交接完毕，想喝奶茶了。站上有一群羊，由一家哈萨克族牧民牧放。那时，边防站的生活艰苦，由地方政府支持，划给冬夏牧场。这样，每个边防站都养了一群牛羊。部队领导和地方政府对边防战士都很关心。

　　哈萨克族是一个古老而勇敢的民族，最初崇拜自然现象，信奉萨满教，直到18世纪以后才皈依伊斯兰教，在中国主要居住、生活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以游牧生活为主，饮食主要为肉、奶、茶，面食以馕、包尔沙克（一种油炸食品）等食品为主。其实，牧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夏天顶着烈日酷暑，冬天冒着寒风暴雪，伴着羊群，还要经常搬家，“逐水草而居”，非有吃苦耐劳精神而不得为之。边防站曾经雇佣过汉族牧民，结果均因吃不了苦，也不会管理，造成羊群越来越孱弱，数量越来越少，不得不更换为哈萨克牧民。

　　牧民烧的奶茶很香，我经常到牧民帐篷去喝。这种奶茶的制作方式简便，味道特别，营养丰富。先把牛奶加热，撇出上面的一层奶皮，盛在盆内。用砖茶烧制茶水，加上盐，盛在小碗，浇上两小勺奶皮。那个味道，真是香极了。牧民牧羊，只要在帐篷附近，早上把羊赶出去，就回到帐篷喝茶，羊有狗管着呢。上身垫着被褥，高高隆起，脚下支上马鞍，高高翘起，身体亦呈马鞍形，样子不雅，躺着舒服。喝着奶茶，就着包尔沙克，直到太阳落山，赶回羊群。这也是牧民的一天呀！

　　我邀上司务长，一名班长，三人骑马奔向牧民帐篷。一包方块糖，两个苹果，算是礼物。牧民大婶热情招待。她一边烧奶茶，一边把苹果用小刀犁开，一块一块的，分给孩子们吃。宰了一只当年的羊羔，大块大块地煮，用手抓吃。先上羊头，端给我，上面放着一把皮夹克（小刀）。我用皮夹克在羊耳朵上割下一小块肉，给小孩子吃——这是哈萨克族的礼数，我略懂些儿。然后羊头被端给老人，羊头是老年人的专享。最后，是一碗滚烫的羊汤。牧民有句话：“光吃肉不喝汤，是狼。”这碗汤是一定要喝的，我是人，不是狼。

　　喝了奶茶，第二天就离开了塔斯提边防站。但在边防站生活、工作、执勤和巡逻的情景，在向阳沟和向阳边防营生活、工作的情景，就像这碗飘香的奶茶，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办公桌军官

　　离开塔斯提边防站，到了塔城，开始5年的参谋生涯。

　　塔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500多公里，西北部当时与苏联接壤（现为哈萨克斯坦）。西距巴克图边界口岸仅12公里，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比较繁华。在当年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形势下，感受到的压力与危险并不比在边防站轻松。

　　塔城军分区下辖14个边防站，管辖550公里长边境线。近一半属中苏争议地区，是新疆边防斗争最为激烈和尖锐的地区，仅在1969年，就发生过塔斯提战斗、铁列克提战斗两次规模性战斗。

　　作训科有两间办公室，我和科长王玉辰、参谋郑真平、范海超在一间，主要负责部队的作战训练工作。副科长袁战英和任凯旋与参谋李文礼、袁德福在一间，主要负责边防会谈会晤工作。

　　参谋是参与指挥部队行动、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参谋业务的基本要求是“六会”，即会写、会画、会传、会读、会记、会算。主要内容为：会拟制各种战斗文书和电报；会标图和调制地图；会及时准确地传达任务和接收报告；会判读和使用地图；会熟记敌我双方基本情况；会迅速准确地计算战役、战斗所需的各种数据。看来，参谋这个差使也不好弄啊！

　　就拿“会写”来说吧，每年都要制作年度训练大纲和年度训练计划，年末要写工作总结，中间还有半年总结。还要时不时地下连队，总结经验，撰写典型材料。特别是拟制电报电文，编写要求很高，一个字都不能多，一句废话都不能有。否则，机要参谋就要找上门了——机要科就在作训科对门。那时都是手写，修改、誊写，很麻烦的。每年经手的大小文书、电报电文难计其数。后来能够粗通文墨，就是得益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开始坐办公室了，成了“办公桌军官”。说起这个“名称”，还是来自苏军。没事时，就看书。看的书有一本名为《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作者什捷缅科夫大将，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总参谋长。原来，苏军把参谋人员称为“办公桌军官”。把“参谋”跟“办公桌”绑在一起，虽然不雅，但也形象。

3、作战值班室

　　司令部设有一个作战值班室，由作训参谋、情报参谋、通信参谋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不能间断。主要任务是保证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一句话：围着电话机转。几点几分，接什么电话，下级的报告，上级的指示，都要一一记录在册。需要报告的报告，需要请示的请示，需要下达的下达，能够自己处理的就自己处理。塔城军分区下辖边防站多，管理边境线长，又多为中苏争议地区，事情多，电话自然也多。有时侯忙得不可开交，上厕所都要跑步，还要找人暂代。

　　当然，一年365天，也不尽然，也有空闲时光，特别是晚上。有些首长会在晚饭后到值班室来，一方面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一方面来陪值班参谋聊天。轮到我值班时，来的最多的是赵平副司令员和张华英副参谋长。赵平来后，先问一天的情况，然后与我下棋。值班室本来不允许玩耍，但我们耍心眼，悄悄地藏了一副象棋，闲暇时偷偷拿出来玩。我是自封的“民间象棋高手”，但与赵平对垒时，输多赢少，他的水平更高。

　　张华英那时家属不在塔城，聊天总聊到深夜，大多是他说我听。

　　说得最多的是他年轻时谈恋爱的故事。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长期在部队服役，与女性打交道少，直到当连长了，才找对像，初恋是一个叫小秀的姑娘。初次见面，正襟危坐，低着头，不敢对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姑娘也不抬头，低首弄衣。场面尴尬。对坐了好长时间，才蹦出一句话：“我要你给我当老婆，你看行不行？”姑娘羞红了脖子，低着头，不说话。又蹦出一句：“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拉倒”。初恋像是在谈判，提案未得到回应，就这样结束了。他说：“那时我真傻，小秀那时实际已经同意，可我就是看不出来。”

　　参谋值班时发生的另一件事，记忆犹新。那是李文礼参谋，家属随军，住的是平房。房子不在部队院内，也不封闭，闲杂人等可通行。每当晚上值班，深夜总有人去敲打他家窗户，李夫人很害怕。于是，李参谋设了一计。这晚本不该他值班，晚饭后他拿上洗漱用具，大声说要去值班，跟夫人告别，嚷的四邻都知道了。天黑后偷偷溜回家来，子弹上膛，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深夜，有人来敲窗户了。“当当当”，三下，是用拳指在敲。“啪啪啪”，又是三下，是用手掌在拍。李参谋拿出手枪，对着窗户“啪啪”就是两枪。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敲窗事件了。敲窗贼的魂都被吓飞了，还敢来吗？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呀！

4、北四站的地图

　　不知是那个边防军分区，给新疆军区司令部上报了一份某边防站附近地形图，引起了军区首长的兴趣，下令各边防军分区绘制所属各边防站地形图。范围要求是在两平方公里之内，内容要求是主要地形、地貌、地物一一标示，时间要求是立即执行，限期完成。

　　我奉命完成向阳边防营北四站的绘图任务。北四站由北向南，依次是额敏河、杜拉那拉、雀干托盖、塔斯提。

　　配备了一辆吉普车。从炮兵营调来一名班长，姓郭，一名战士，姓商，协助作业——炮兵有简易测绘工具。从额敏河开始，由北向南进行。在额敏河测绘，用一天时间完成室外作业，连夜加工，制成图本。

　　第二天，奔向下一个作业点。问题来了：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大雪，刮了一场大风。雪很厚，吉普车上不了山。杜拉那拉派来了爬犁，看来只有乘爬犁完成后三站的测图任务了。每个边防站都养有十几匹军马，主要用来执行巡逻任务，杜拉那拉也不例外。马厩的旁边，高高地支架上面，储放着大垛的饲草。草垛上有很多孔眼，这是麻雀开凿的窠巢。麻雀很会选址：这里有马料吃。晚上，我加班制图，郭班长和商战士去抓麻雀。用手电筒一照，麻雀不动不飞，手伸进去，一抓一准。抓了很多麻雀，用油一炸，香极了。那时不大讲究环保，也不知道爱护小动物。现在看起来，是有点残忍了。

　　除夕那天，才赶到最后一站：塔斯提边防站。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我们不能休息，完成任务要紧。一边干着，一边骂着：不知是那个日球的，搞什么破图，引起这当子破事，害得连个年都过不好！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圣贤，境界没有那么高，有时也会有情绪。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山川河流，主要是周边民居较多。别的站室外作业只用一天，这里用了两天，室内绘制又用了一天一夜。三天的年，就这样过了。

　　不过，在这里过年也不错呀，这里是我的“老根据地”，人熟地熟，生活也比军分区大食堂的伙食好。自我安慰，自找乐子。

　　电台台长张百顺，军医谢永兴，邀我同去看石大爷。石大爷是养蜂人，鳏寡孤独，一个人住在山间蜂场。以前我在站上时，常去看他。石大爷拿出自制的蜂皇浆酒，款待我们。不用杯子，用嘴对着瓶子“吹喇叭”。我喝了一大口，喝的猛了，呛得喘不上气儿。那时，我还不大会喝酒。石大爷哈哈大笑，对着我悄声说：够味道吧？我的脸更红了。

　　测绘的北四站地图，科长看了满意，参谋长看了高兴。用晒图纸复制，上报军区吧。又忙了几天，才告结束。

5、蜜 月

　　那年夏天，妻子柳玉兰来队探亲。她与孙希光战友的妻子王玉珍结伴同来。说是探亲，实际是来结婚。当年春节期间，我曾回到兰州，我们领取了结婚证，但是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同房，原因是没有房子。另外，我们都不喜欢婚礼的那些繁文缛节，招待应酬之类。就说下半年到部队结婚，到部队又说在老家已经结婚，巧妙地躲开了。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何必要那些虚礼呢。

　　我们的“婚房”十分简陋。原来我和司令部军务科的郭参谋同居一室，郭搬出去，将两张单人床一并，从招待所借来一床被子铺上，买了一条床单罩上，“婚床”就成了。吃饭在司政后大灶，凭饭票打饭。我结婚了，由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汉，变成一个有牵有挂的大丈夫了。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疆军区司令员辛元林来到塔城，要到边防一线视察。军分区由孙芳昌政委陪同，我跟着孙政委。一路走来，听了不少辛副司令员的故事，最动人的一则是“找人”。原来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下放到军区一个农场，有一个战士负责看守。这个战士很照顾他，在田里干活，战士训他：“你看你干的什么活儿？你不会干，还干什么？到地头坐着去！”从分场到场部看电影，要走很长一段路，战士们都排队步行。战士又训他：“你走的那么慢，跟不上队伍，影响大家的行动，还走什么？”硬是把他推到马车上。战士的样子很凶，心地善良，他知道他是在照顾他。辛很感激这位战士，被平反后，多方打听、寻找，就是找不到。这位战士早就复员了，也没有打听到他的家乡。辛感到很遗憾，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这天上午，来到卡梅斯泰边防站。战士们来去匆匆，神色冷峻，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连长悄悄告诉我：站上有人失踪了。问我：要不要报告首长？我说：此事重大，先报告孙政委吧。政委命继续寻找，并命我留在站上，协助寻找工作和处理善后事宜，随时向军分区报告情况。连长分派人力，分别查找。附近树林、灌木丛、山洼都找了三遍，地道也探查了三遍。把当晚哨楼上值勤的战士一一叫来，逐个询问。附近有兵团农场，也派人去找了，没有线索。最后判断：他叛国投敌了。

　　叛逃的是一名电台报务员，拟提拔为干部报务员。没有外逃理由，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与领导发生过争执，没有与其他战士发生过纠纷。他为什么叛逃呢？叛逃的动机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

　　报务员有自己的房间。打开房间，进入室内，寻找线索。没有留下什么信函。打开日记本查看，内容都是积极向上的，没有负面文字。

　　找来他的同乡，平时关系密切者，一一询问。这时有人反映，报务员有“手淫”习惯。“有一次大白天，我去找他玩，敲门不开，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看到他正在弄那玩意儿，我惊叫了一声就跑了。他肯定也看见了我。”是这个原因吗？手淫——被人发现——羞于见人——一跑了之。我们找不到其他原因，只能以此定案。拟制电报，上报军区吧。

　　在阿克雀克待了两天。回到塔城，军分区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我的汇报。报务员叛逃事件暂作了结，也可能我们所作的结论有点牵强，报务员叛逃事件会成为千古之谜。

　　妻子的假期将尽，要返回兰州了。她的假期虽说有一个月，但来回路上要走10天。那时不像现在，有高铁，有高速公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轻松又愉快。在塔城的20余天，我没有陪她上过街，没有陪她进过公园，没有陪她看过一场电影，心有愧疚。虽说结婚，连一张结婚照都没留下。参谋长南仲周向我致歉：“你爱人来了，也没能让你休息。”他给我一天假，并拿出照相机：“你们到公园里照几张像吧”。我们的蜜月就这样度过了。

6、钢笔、暖水瓶、无肉节

　　巴克图边防站是塔城军分区550公里长边境线唯一对外窗口，承担着与苏方会谈会晤任务，双方联系方式为升国旗。哨楼上值勤的哨兵看到对方哨楼升起国旗，就知道对方有会晤请求。报告领导，按照分工，有关领导即驱车前往“国门”，与对方会面。会晤多为一般性事务，会谈为较重大事务。会晤时，先由约请方发表声明，对方答复或声称“报告上级”，即可结束。都是站在“国门”两侧，各说各的，说完就走，时间较短。会谈则要通过会晤确定时间、地点、内容，一般是到请求方所在地进行，有时一天，有时数日。

　　司令部作训科负责会晤会谈工作。会晤时发表的声明或答复对方的内容，均由作训科参谋拟定，经参谋长等领导审查批准，交由巴克图站领导执行。会谈的方案则慎重得多了，要作方案，得有主案、预案，有时甚至还有三案、四案，要报新疆军区和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批准，有时还要上报总参外交部。我主要负责作战训练工作，在人手紧张情况下，也曾参与会谈会晤方案制订工作。

　　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会谈时免不了争论，甚至发表挑衅性言论。一次在苏方会谈，共进午餐时我方人员与苏方人员发生争执，发展成争吵。开始是由我方人员一句问话引起，涉及“无肉节”话题。据《参考消息》报道，苏联通过法律形式，设立了一个节日：无肉节。我们都认为这是苏联缺乏肉食，不得已而为之。这也反映了当时我们资讯的缺乏和对敌斗争要“针锋相对”特点。

　　“听说你们苏联有个无肉节，是怎么回事？”我方边防站B政委询问对坐的一位苏方参谋。

　　“我国设立无肉节，是为了多吃蔬菜、鱼蛋类，增加维他命，维持营养均衡，保证国人身体健康。”回答得体。

　　“你们苏联每年从国外进口几千万吨的粮食，是不是没粮吃了？”具有挑衅意味。

　　“我们进口粮食，是为了做饲料。我们的粮食很多，你们中国才没粮吃呢，你们饿死了很多人，穷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惹恼了。

　　两人吵起来了。

　　我方边防代表是军分区王新光副政委，他的座位在B政委旁边，听的清楚。

　　“不吃了，走！”王新光拍案而起。大家都站起来了。

　　“怎么回事？菜还没上齐呢。”苏方边防代表一脸懵懂。

　　“你们的人员挑衅，侮辱我国。”语词强硬。

　　“他是怎么挑衅的？说了什么错话？”他真没听到。

　　“他说了什么错话，他自己知道，你问他吧！”反应极为灵敏。

　　“王新光同志，你不要生气，他说错了话，我批评他，请你坐下，我们喝酒吧。”是个和事佬。

　　气氛已败，酒是喝不下去了，饭局草草结束，最后不欢而散。

　　当年苏联为了与美国抗衡，保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领域，造成重工业、军工产业发达，轻工业严重落后。从苏方边防人员经常向我方边防人员索要小礼品可见一斑。如苏方翻译人员向我方翻译索要钢笔、邮递员索要暖水瓶等。有一次会谈时，苏方翻译向我方翻译索要钢笔。

　　“吴子浩，你看我这只钢笔，用了好多年了，已经不好使了，你能不能以你个人的名义给我送一支呢？”

　　吴翻译不知怎样回答，装做没听见，起身上卫生间，躲开了。按照规定，我方人员是不能私自给对方人员送什么礼物或者任何东西的，所以他不能表态。

　　苏方翻译追至卫生间。

　　“你考虑一下，下次见面，你送我一支吧。”

　　会谈结束后，吴将情况报告领导。后经请示新疆军区和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同意购买一支2元左右钢笔，再次会谈时由吴翻译送给了苏方翻译。

　　这些事儿在我方人员看来，是一件大事，有损国格，有损人格，绝不敢为。可见，那时苏方境内的政治气氛似乎比我国境内较为宽松些儿，苏方是把一般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看待的。

7、丢失的膛线

　　部队是要打仗的，要打仗就要会打枪会打炮会甩手榴弹，还要懂点战术，这就需要训练。但那时部队的训练远远不够，军官的素质也比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是那时国家还比较穷，拿不出更多的钱保障军队训练。射击训练，空练多，实射少。岂不闻“神枪手是拿子弹喂出来的”？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子弹来喂养我们的战士。火炮训练，炮弹的价值更高，更要精打细算。这是我们步兵，看看那时空军和海军的训练，更是少得可怜了。

　　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致军事训练摆不上“头条”位置。在“政治工作第一”的口号下，部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了。

　　到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出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开始大抓训练，部队的训练工作逐步走向正常。

　　塔城军分区成立了教导队，重点培训连排级干部，也有营级参加。初期的内容从基础开始，包括队列、刺杀、射击、投弹、爆破，和训练一个新兵差不多，后来逐步加入战术训练。培训的时间都不长，一般为三个月。我参加过其中的一期，既作为学员，又作为教员，还作为司令部参谋协助队里领导工作，多重身份。

　　重点是打坦克训练。新疆军区拨给一辆退役的T34坦克，作为观摩研究训练使用。打坦克的武器主要为四0火箭筒和八二无后座力炮，还有炸药包。有一次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赵平副司令员现场观看，王玉辰科长组织，我负责绑缚拖靶，郑参谋负责指挥拖靶车运行和射击。他是炮兵出身。我站在车后靶基上绑缚坦克靶，还未绑好，拖靶车突然开动，钢丝绳把我卷到靶基之下，十分危险。好在车行不快，我挣脱了绳索，跑了出来。郑参谋距离远，没有看清，下达了错误的命令。

　　说到当时军官军事素质，还有一个笑话。教导队进行步兵武器实弹射击训练，结束后回宿舍擦枪。某营副教导员陶某，不会分解冲锋枪，求教身边的某连长翟某。翟某帮他分解完枪支，想跟他开个玩笑。

　　“教导员，你的膛线丢了。”翟某指着枪管说。

　　“什么？膛线是什么？”陶某问。

　　“膛线就是枪身上的组件，你把它弄丢了。”

　　“那怎么办？”

　　“你快去找吧！”

　　陶某飞身奔向靶场，满屋子的人大笑。

　　这也难怪：陶某是从机要参谋改行，转做政工人员的，他只会译电报，不会打枪。又何况，那时的训练又那么少呢。

8、久不爆炸的地雷

　　部队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尤其是各边防站，弹药配备原则是“轻三重四反坦克六”，即轻武器三个基数，重武器四个基数，反坦克武器六个基数，比其它部队大的多。但是，很多人不会使用这些反坦克武器。临近冬季，也不可能组织大规模培训。办法只有一个：组织巡回教学。司令部组织了几个小组，分赴各边防站教学，我与亓春振编在一个组，去的是边防四营、五营方向。亓是某边防站排长，不久前参加了军区组织的培训，他负责四0火箭筒，我负责地雷。

　　配备了一辆八座吉普车，车上装载火箭弹和各种地雷。从额敏到乌什水五营的道路特别难走。乌什水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有农九师两个团场。每年秋冬，都有大量的载重卡车通过这条道路，运输粮食。道路都被拉粮车弄坏了，一个大坑连着一个大坑，车子就像在巨浪滔天的海上颠簸，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弹药箱被颠的上下翻滚，跳舞一样。坐在后座的亓春振，不得不随时整理，到后来，他干脆就坐在弹药箱上，用自己身体的重量压着弹药箱。他的屁股坐在一座有可能随时爆发的火山上。据说，当年赛福鼎到额敏视察，经过此地，深有体会，生气地说：“这条路是全世界最坏的路了！”。同车陪同的县委书记随口应了一句“不见得吧！”不久，这位县委书记被解职了。

　　在雀干托盖边防站，又一次遇到危险。这一次是地雷实爆训练。理论教学在室内进行，实爆示范作业只能在无人区进行。根据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口头协议，边境线5公里之内不能打枪打炮，需把部队拉到远处山间。反坦克地雷好办：栓上拉绳，在远处拉爆即可，防步兵地雷就不好办了。这种塑胶防步兵地雷，装有200克TNT，体积小，重量轻，采用的是踩压爆炸方式。怎样才能叫它爆炸，达到示范教学的效果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将地雷的保险栓拉掉，在地雷顶部压上一块石头，使地雷进入战斗状态。拉掉保险栓之后，切割刀片开始切割保险锡片，切断锡片的理论时间是7-40分钟。通过计算，我确定操作过程是安全的，就这么办吧。布置完毕，部队撤到远处的安全地带，我们看着手表，掐算着时间。10分钟过去了，没有爆炸，30分钟、40分钟过去了，没有爆炸，马上就60分钟了，仍没有爆炸。午餐时间早过，战士们饿着肚子，开始躁动不安。我判断：是不是压在上面的石头掉下来了？连长过来，要求派人过去查看。我十分紧张，弦绷到极致。决定亲自过去查看，不能让战士替我冒险。跑过去一看，石头还稳稳地压着地雷，知道不能盲动，立即返身。刚跑出不远，地雷爆炸了，无数的石块从空中落下，我仰头看着躲避，惊出一身冷汗。虽然发生了危险，但完成了教学作业，我还是满意的。后来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冬天太冷，保险栓切割保险锡片的时间延长了。教科书上的教条，反映的只是一般现象，有时还会有特别情况。

9、吾尔喀夏山的早雪

　　北疆军区任书田副司令员来塔城视察，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巴尔鲁克山和吾尔喀夏山，为战时部队选择后方基地。我随同军分区南仲周参谋长和后勤部刘部长到托里迎接，先考察巴尔鲁克山。从托里出发，经过沙孜，到达老林场，进入巴尔鲁克山腹地。这里已建有一个后方基地，只是看看而已。然后到向阳沟边防四营，第二天上禾角克边防站。本来，营部至禾角克有路可循，虽然绕道，也不过三个小时左右。但任书田不愿这样走，他要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他要从营部出发，从山间直插禾角克，走直线也就40公里左右。这就是任书田，号称“任疯子”，打仗勇敢，有勇有谋，战争年代失去一只眼睛，又被唤作“任瞎子”。从地图上看，这里的山不高，吉普车动力好，应该能行。进入山间，有平坦的地方，车行顺利。看看地图，从一条长长的山沟走出去，可直达禾角克。但是山沟越走越窄，沟里的石头也越来越多。全体人员下车，搬开石头，人在前面搬石头开路，车在后面跟着走。累了，饿了，水壶里也没水了，再也弄不动了，坐在石头上喘气儿。我爬上一座山头，远远地看见了禾角克的哨楼。经我提议，任副司令同意，由我一人先行，到禾角克搬救兵。我提着手枪，子弹上膛，走走跑跑。这里是边境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到了站上，赶快安排任务，乘机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连长派了一个班，带上大锤、撬杠、手电筒，带了饮水、馒头、西红柿、黄瓜，乘上一辆卡车，由我带着返回救援。这一天，我们从早上走到晚上，整整走了一天。到达禾角克时，已是明月高升，繁星满天了。

　　之后考察吾尔喀夏山。该山地处额敏县境东部，北与塔尔巴哈台山相望，南邻莫呼尔台谷地，西临塔额盆地边缘，海拔大部分在1000米以上，2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十多座，山地内峰峦起伏，云雾缭绕。

　　上山的路不好走，坡陡路险，一边紧靠大山，一边路侧下是数百米深的悬崖。我和南参谋长同乘一车。驾驶员小黄，刚从驾驶员培训班“毕业”，第一次长途驾车，第一次走这么险的山路。不熟悉操作，上坡换挡时动不动熄火，我赶紧下车找石头垫住车轮，防止后滑。风很大，一次下车垫石，刚打开车门，伸出一条腿，大风将车门猛地刮回，重重地砸在我的膝盖上，巨痛难忍，我立时眼冒金星，产生眩晕，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小黄十分紧张。

　　“你们手把着门把，如果我说跳车，你们就赶快跳。”他对我们说。

　　“不要胡说，你好好开车！”我训他。

　　正值八月底天气，本想山上有牧民，应该有吃有喝，没有准备食物。谁想山上下了一场大雪，牧民全下山了，一个帐篷也看不到，只好饿着肚子了。到了山顶东北端，从高处往下看，山下远处的居民点隐约可见：这里离乌什水边防营应该不远了。查看地图，直线距离也就20余公里。山上飘着雪花，刮着大风，我们都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任副司令员决定：从这里步行下山，直达乌什水边防营。他让车辆和其他人员从原路返回，只带我和他从军区带来的一名参谋。我仔细察看了前面的山势走向，又在地图上对照研究，发现距离虽然不远，但前进的方向没路可走，且下面的山都是横向走向，这样意味着要走“之”字形路，绕过一道山梁又要绕一道山梁，必然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消耗更大的体力。天色已晚，天黑前走出去很困难，天黑后又容易迷路，十分危险。我提出反对意见，态度坚决，其他人都不敢吭声。我不怕死，可以冒险，但要为首长的安危着想，不能不反对。任认真听取了我的分析意见，想了想，决定放弃。参谋参谋，要有参有谋，敢于陈述不同意见，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把参谋只是看做一个跟班，一个马仔，一个应声虫，那就失去了设置参谋的初衷，成为司令部构置的悲哀。

10、总参、外交部的电令

　　正值“八一”建军节当日，晚饭后，司令部篮球队正在与独立连篮球队进行比赛。我是司令部篮球队的主力，当然参加。球场就在司令部办公室门前。南仲周参谋长走来，将我从比赛中叫出，命我立即准备，马上出发，前往塔尔巴哈台山执行紧急任务。球是打不成了，赶紧跑回宿舍，换上军装，带上手枪、指北针、军用地图等物。

　　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带了一名警卫员。情报科杨清云科长上车了，是他点名，要我与他同行。要先到额敏，从那里的地段登山。边走边说。经杨科长介绍，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那天上午，塔尔巴哈台山东段我方民兵与苏军发生严重对抗，苏方通过外交途径，一天之内向中方提出多次抗议。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因此也不知道怎样答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严令新疆军区：马上派人查清，以最快的速度上报。

　　塔尔巴哈台山，位于塔城以北，故又名“北山”。蒙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塔城之名，由此而来。长约300公里，海拔最高处2992米，北坡缓南坡陡，南坡植被茂盛，是中方优美的夏牧场。为中国与苏联的界山。由于山势高峻，构成天然屏障，没有道路，没有部队驻守。只有在夏季，在大量的牧民进山之后，由民兵组织巡逻，定点观察。塔城军分区只是在每年夏季派出小分队进山，分段巡察一至两次。

　　到了额敏，天已大黑，不能进山了，只好住下，安排第二天早起进山。住在农九师165团团部。农九师派来一名保卫干事，165团梁副政委带一名翻译，与我们共同行动。进山的队伍壮大了。

　　第二天早起，分乘两辆吉普车，直抵山下。没有道路，车是不能走了，骑马走吧。为了赶时间，马是先前派人从团部送至，我们乘车稍晚出发，赶到后即可换乘。马只有5匹，警卫员不能跟随进山了。命警卫员和驾驶员就地留守待命，等我们下山。

　　没有向导，同行5人，谁都没有来过这里，照着地图走吧。我骑在马上，摊开地图，对照着地貌地物，判断方向和路线，走在前面带路。地图始终摊开在手，不敢放回图囊：害怕一但中断，续不起来，影响判断。杨科长和梁副政委心中没底，开始担心：会不会走错路，或者走过头，跑到苏联境内？我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前面出现一座东西走向山脉，那应该是塔尔巴哈台山的脊梁，山顶的分水岭就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线。从这里应该转变方向，开始向西走，就能到达目的地。但是，杨科长和梁副政委疑虑重重，不敢走了。从地图上看，山脊的北坡，有苏军一个哨楼。为了排除他们的疑虑，也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判断，我一人下马步行，登上山顶。大伙儿在下面休息、待命。果然，看到了苏军的哨楼，有苏军在活动。苏军的哨楼多是铁制的，一看就知。何况，这一带根本没有我方军事设施，也没有我方军人活动，可以确定。

　　跑下山来，告诉大家，都很高兴。放心吧，折向西行吧。不久，看到我方牧民的帐篷、遍地的牛羊。一座山头的侧后站着几十个民兵，实枪荷弹。对面苏方山头苏军筑有两个阵地，架着重机枪。有人跑下山来，是民兵连长。连长十分高兴，使劲地与我握手。“就盼着解放军来啊！”我们开始了解情况。

　　原来是昨天上午，我方执行巡逻任务的民兵小分队把苏方牧放的一群羊驱入我境内，酿成纠纷。这是一个大群，有698只羊。

开始，民兵与苏方牧民“会谈”，各自站在分界线己方一侧。

　　“你们是哈萨克，我也是哈萨克，你们就把我的羊还给我吧”。苏方牧民说。

　　“你把羊赶进了我们国家，你必须赔礼道歉”。民兵答复。

　　后来，苏方军人出面，继续“会谈”。

　　“限你们2小时内把羊还给我们，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后果”。苏军态度强硬。

　　“限你们15分钟内道歉，否则你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我方民兵的态度更加强硬。

　　谈不拢，摆兵吧。苏方调来部队，构筑工事，架起机枪。我方民兵连长调来民兵，在山头上挖掘掩体，准备打仗。双方已经对峙两天一夜，气氛紧张，态势严重。

　　我在民兵的陪同下，察看巡逻分队驱赶苏方羊群的地方，发现苏方牧民并未越境。原来，这里有“地图线”和“习惯线”之说。本来在塔尔巴哈台山地段，中苏两国划界清楚，不存在争议，国境线以分水岭为界，这就是“地图线”。但分水岭地势偏高，双方边民通行不便，便发生“绕行”现象，有时会进入对方境内，这样就形成了“习惯线”。这种情况，为历史习惯形成，为双方默认。民兵小分队驱赶苏方羊群的地方，正好处于地图线苏侧，习惯线我侧。是我方民兵把习惯线错当成地图线了。命民兵赶快将羊群驱入苏境，还给苏方。肯定了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无知和鲁莽。事态得到平息。

　　民兵已经宰羊烧茶，准备款待我们。我们顾不上吃饭，在军用水壶中灌上奶茶，要了几个馕，骑着马边走边吃。我们必须赶紧返回，总参和外交部还在等着消息呢。

　　返回途中，却不顺利。离山谷下的平原地带越来越近，天色已晚。站在山顶，山下灯火片片，村舍清楚可见。从直线看，距离165团团部并不太远，梁副政委提议从这里直接下山，其他人全部附议。我坚决反对，主张沿原路返回。因为从看现场和看图纸，我早已熟悉这一带地形，知道直线返回途中，需翻过多道横向山梁，又是一道又一道“之”字形山梁，横在前面。没人听我的，眼前的灯火确实很诱人。我拗不过大家，又不能撇下他们单独行动，只好随他们一起走。“让事实教育他们吧”，我无可奈何。

　　下山没路，不要说骑马走，马牵着都不敢走。山是石山，马蹄不断打滑。有一匹马摔倒了，牵马的人不敢松缰绳，连同马儿一起摔倒，打了几个滚，被下面隆起的大石挡住。人没事，马摔伤了，爬起来抖了抖身子，继续往下走，看来伤的不重。马儿真好，真坚强。好不容易走下大山，前面横着一道一道高大的山梁。翻越山梁太危险了，也没有力气再翻了。沿着山谷走吧！本来应向南走，现在不得不向西行。

　　人困马乏，坐下来小憩。有人担心越境，有人怕走错方向，他们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有人喊叫：“张参谋，你拿出地图来看一看”。我懵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怎么看地图？即使能打着手电筒看地图，又怎么与现场地形地貌对照呢？我的天呐！但是，地图在我胸中，我胸中有地图。我知道，西行前方，有一条小河：麦海因河，由北向南，从山间流向平原。一直往西走，小河会横在我们面前，挡住去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受干扰。我大声跟大家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听我的，必须跟我走！不要再乱说话了！”我开始发火了。他们都没主意了，不知道怎样办，只好随着我走了。

　　快走到河边，已经听到哗哗地水声了，遇到一家哈萨克族牧民。只有母子二人，支着炉子烧茶，帐篷还未搭起，看来到这里不久。梁副政委命翻译前去询问，希望小伙子带路。翻译与母子二人呜哩哇啦一阵，我们都听不懂。我只听懂一句：恰以斯，是喝茶的意思。翻译过来告诉梁：这家牧民刚转场到这里，母子二人是“先头部队”，家里其它人还在后面呢，天亮后才能到。小伙子同意带路，妈妈不同意。妈妈跟儿子说，你看这些人，骑在马上，连马也不下，请他们喝茶也不喝，不像是好人，你不能去。我说不用找人带路了，你们跟着我，我们自己能走出去。我心中有数。

　　麦海因河终于把我们带出了山地，来到了平原地带，看到大路了，大家都放心了。现在须向东走，又饿又困，在马背上打起瞌睡。睡就睡吧，老马识途，就让马儿带我“回家”吧。

　　到了165团团部，已近拂晓。梁副政委问：是先吃饭，还是先睡觉？我说：我现在既不能吃也不能睡，我要工作。摊开地图，找来标尺，确定事发地点经度和纬度。拟制电文，利用165团电台，直接上报各级领导机关，直至总参外交部。天亮了，一束阳光照进窗口，又明又亮，刺的眼睛都睁不开。

塔尔巴哈台山

塔尔巴哈山高长，百里边境野莽莽。

旱獭出没扮鬼脸，颠峰积雪风不扬。

穹庐入云新浩特，碧草含露旧牧场。

当年我曾到此地，策马沐风巡边疆。

11、小参谋改变大司令的行动计划

　　新疆军区郑三生副司令员来塔城视察，军分区张银祥司令员带我去托里迎接，并陪同视察边防六团所属边防站。

　　据说毛主席有个喜好，喜欢拿别人的名字开玩笑，如称谭政为“谈政”，称吴忠为“有忠”，对郑三生说：“认识你，三生有幸”。还有一种说法，当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要选一名军长作候补委员，郑三生当选，毛主席又说“三生有幸”。

　　所以，郑三生此时的身份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陪同的人很多，除了军区司政后机关领导外，还有北疆军区首长、塔城军分区及边防六团领导，一行人分乘七、八辆吉普车，可谓“浩浩荡荡”。按照他的要求：“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一路介绍情况”，我被张银祥司令员安排，坐上他的车子。为了观察方便，他坐到前排副驾的位置，我和他的警卫员坐在后排。他的医生和护士带着药箱和氧气瓶坐另一辆车，紧随在后。再后面就是其他领导的车子了，尾随跟进。一路上，他见什么问什么，问的很细，我都快招架不住了。出了托里县城，看到了第一个居民点。

　　“前面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他问。

　　“那是托里县红旗公社。”我答。

　　“有多少人口？都是什么民族？”

　　“不超过五千人，多为汉族，还有回族、哈萨克族等”。说实话，具体到底有几千人，我也不知道呀。只能回答个大概。

　　“是搞农业还是搞牧业？”

　　“以农业为主，兼搞牧业”

　　看见一个小山包。

　　“这个山包有多高？”他用手指着问。

　　我知道托里的海拔不足1000米，肉眼看那个山包也不过60来米高。这么小的山包，无名无姓，军用地图上也没有标注呀。

　　“海拔不超过1100米。”我回答。

　　“我问的是比高，不是海拔。”语气柔和。可我的手心里还是捏了一把汗。

再往前走，看见巴尔鲁克山了。

　　“这座山是什么山？”

　　“这是巴尔鲁克山”。

　　“有多高？多长？多宽？”

　　“主峰海拔3248米，东西长约200多公里，南北宽约六、七十公里”。这都得益于我平时爱看地图，心中有点数儿。

　　“山上情况如何？”

　　“原始森林密布，水草丰盛，牛羊成群，野生黄羊、野猪、马鹿成群，是天然植物园、动物园。山顶终年积雪，冬天进山困难。”

　　“军事价值如何？”

　　“战时打游击的好地方。塔城军分区在山中设有基地，储备弹药、被装、食品，有一个班看守。”

　　对巴尔鲁克山我比较熟悉，回答的较为圆满。

　　到了铁列克提边防站，站在哨楼观察，新一轮问题又来了。

　　“对面苏方那座山叫什么山？湖是什么湖？阿拉山口的火车开向苏联最近的城市是什么城？”

　　对面苏方的那座山叫扎娄勒山，湖是阿拉湖，火车开到阿克斗卡。

　　我一一作了回答。

　　先后视察了向阳边防营营部及机动连、铁列克提、丘尔丘特，到了塔斯提，走了200多公里。到每个站点，都要会见干部战士，都要讲话。经过各边防站的前哨观察点，都要下车，接见执勤人员，一一握手、讲话，给战士们打气、鼓励。有长者之风，像个首长。

　　按照他的预定计划，到塔斯提后，即从这里返回托里。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您这个计划不行。从托里到塔斯提，已经走了200多公里，返回去又要走200多公里，这样来回就是400多公里呀。您经过了一个营部及机动连、三个边防站、至少三个前哨观察点，每个站点都要接见干部战士、讲话，中午还在铁列克提吃了一顿饭，花了很多时间。现在天色将晚，路又不好，您能回到托里吗？他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要回托里了，就从塔斯提到裕民吧。其间只有六、七十公里，今晚就在裕民吃饭、住宿。明天去塔城，也就70来公里，轻松方便。他说：这样，就按你说的办吧。

　　我赶紧在塔斯提打电话，请军分区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军分区首长，进行安排。

　　在塔斯提喝茶、稍憩。他把随行的作战部王步苍部长和边防处的白参谋叫来。

　　“白参谋，今天的行动计划，是你给我安排的吧？”

　　王部长和白参谋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不明就里。

　　“我从托里出来，到塔斯提走了200多公里路，返回又要走200多公里，来回400多公里。中间看了三个边防站，一个营部，一个机动连，中午又吃了一顿饭。现在天晚了，我能回到托里吗？”他把我跟他说的话，全搬在这里了。有点不高兴，但语气是柔和的。

　　王部长和白参谋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们这些做参谋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不懂装懂，要注意向熟悉情况的人请教。前些日子，我要陪同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去天池，向一个参谋了解情况。他告诉我天池有五、六十米宽，七、八百米长。上去一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可要不得呀！”开始批评了。

　　看来，当个称职的参谋，还真不容易！

　　此次随行，我圆满地完成了“导游”任务，给郑三生副司令员和王步苍部长留下良好印象。在塔城分别时，他俩都对我说：到乌鲁木齐，到军区大楼来，来看看我。后来，我在探亲途中，经过乌鲁木齐，真的到军区大楼去了。王步苍此时已升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他告诉我：当时拟调我到军区司令部边防处任职，但塔城军分区已拟任我为边防第六团副团长，只好作罢。至于郑三生副司令员，他的官太大，没敢去拜访，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