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悬挂在桥下

　　我的成长期，正处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贫困的年代，饥饿的年代，多事的年代。

　　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贫穷，百姓不富。搞大跃进，超英赶美，“钢铁元帅”升帐，又大搞水利建设，青壮年都去炼钢、修水库了，村里都是老弱妇幼，作物不能很好收获。有一天二姐上学回来，带我去庄浪河对面地里捡土豆。土豆虽经刨收，但地里仍然很多，不一会就捡了一筐。返回途中，经过庄浪河，河水很大，过河的桥由两根圆木并列而成。姐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圆木很滑，我打赤脚，一不小心，滑倒了。我“哎呀”一声，姐姐回头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跑到对岸，扔下筐子，一面往下游跑，一面呼救。跑了一阵，河水中看不到我，回头又看桥面，发现我紧抱着圆木，吊在桥下，河水拍打着我的脊背。她赶紧又往回跑，到桥上将我拽起。佛祖看我还小，不忍过早收我。

　　人民公社成立后，一段时间搞大食堂，吃大锅饭。家里的铁锅都收了，砸了，拿去炼钢了，不准开伙。开始，以一家大院作食堂，摆桌子，全村人在一起吃饭。后来可以将饭菜打回家吃，于是我经常拿着盆去食堂打饭。印象中所打的饭大都是糁饭（一种用水和包谷面制成的主食）。大嫂和二嫂在食堂工作，总是给我多打一些。说是“多打一些”，说来也可怜。原来打糁饭时，铁勺盛出后要摇一摇，把勺面摇平。嫂子给我打饭，只是摇得轻一些，最多不再摇了——占的便宜也就这么多。

　　家里不准藏粮，随时派民兵来搜查。母亲在炕里放了一个缸，缸里藏了点粮，也就十来斤麦粒吧，浅可见底。这些麦粒，都是她在收获时藏在衣袖内带回家的，一年下来，也就这么多。在炕里放缸，都是她一个人干的，连我都瞒了。那时父亲在十几公里外的张家台烧窑制砖，常年在外，没人帮她，那么一个大缸，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进去的。民兵来搜查，把她吓坏了。有人提出要搜炕，一个民兵说“这家里男人不在，一个妇女弄不动，炕就别搜了。”母亲躲过一劫。到了晚上，母亲打开炕席，叫我帮忙把缸弄出来，我才知道这一切。她说：“再也不敢这么干了”。

　　2、会飞的鞋子

　　60年代初，全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日子过得更苦了。我在贫穷和饥饿的伴随下，慢慢成长。

　　家里有三间北房，土木结构，能遮风挡雨，不错了。睡的是火炕，炕上铺一领竹席，竹席上再罩一条床单，就成了。我小时侯，没有穿过内衣内裤，夏天一件褂子，穿到冬天，冬天一件棉袄，穿到夏天。从穿着看，分不清四季。没有换洗的衣服，长虱子是免不了的。上初中时，爱打篮球，是校队主力，比赛少不了我。没有球衣，没有球鞋。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母亲千针百纳亲手缝制的布鞋。这种布鞋，先紧后松，开始紧的脚都塞不进去，到后来又松的不行。因此穿在脚上并不舒适，有时还掉脚，严重影响了球技的发挥。有一次在场上运球，跑的快，来了个急停起跳投篮，球投进去了，鞋也飞出去了，落在前方五六米外。引起场内场外一片鼓掌声，欢笑声。

　　最难的是吃不饱肚子。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经常没钱买定购粮。父亲经常将粮本上的白面与他人换成包谷面，一斤白面可换一斤半包谷面。生存是主要的，吃的可以差一些，但要想办法吃饱。甚至没钱买油盐酱醋。父亲经常上山，在山洞内或者干涸的河床边，刮取含盐较高的泥土，背回家泡在水里，经沉淀将上面的水取出，做饭时使用。后来我上学，小学和中学，都在距村约三、四公里外的河口。河口是公社所在地，距离较远，中午不回家，带饭。午饭带的都是糁饭，没有菜，装在一个搪瓷缸内。早饭吃的是糁饭，午饭仍是糁饭。虽说是午饭，但是很少能坚持到中午，大都在早上走向学校的路上被我吃光了——因为早饭也从来没有吃饱过。我和姐姐弟弟上学，靠的是助学金，没有助学金，我们都上不了学。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真的那么穷，那么苦？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但确实如此。贫穷和落后，有历史的因素，有地理的因素，有时也可能有人为的因素。收成不好，还有气候因素。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国家困难重重。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努力，带领全国人民，为摆脱贫困，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3、从“农门”到“军门”

　　当兵去，到部队去，保家卫国，做一番贡献，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一个愿望。我出身农家，希望走出“农门”，摆脱贫困。我非圣贤，心有功利，也无可厚非。改变自己的命运，当兵就是一个农村娃的现实途径。

当兵的机会终于来了。

　　1967年秋天部队来招兵，我偷偷地报了名。当兵的路并不平坦，尽是反对派，没有支持者。首先是父母反对，他们动员了几乎所有亲友，来给我做工作，劝阻我。舅舅来了，两个娘娘来了，同村的叔叔伯伯来了，哥哥辈嫂嫂辈的也来了，轮番轰炸，一波又一波。不好明确拒绝，只能虚以委蛇。内心坚定，非走不可。其次是同学老师反对。当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革命的烈火烧得正旺，大地一片通红。我是学校造反派的头头，又是新成立的学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军方代表）。老师和同学们认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没必要去当兵。但我已下定决心，毅然决然，绝不回头。

　　这期间，发生了令我无比悲伤且抱憾终生的一件事：母亲去世了。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病，在二姐的帮助下，曾在五0四厂医院检查治疗。她是在西固区人民医院去世的，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医院陪她。她几次爬起身来，似乎有话要说，但始终没说出一句话来。病魔折磨了她一辈子，现在又把她推向了死亡边缘。我哭喊着，奔跑着，找来医生，医生给她注射强心针。但一切都晚了，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她才50岁，就这么早的走了。天亮之后，我在同学张德良的帮助下，找来一辆板车，将她抱到车上，盖上被子。我和张德良拉着板车，一步一步走回家。据说，死在外面的人不能进屋，母亲的遗体只能在大门口进行装敛了。

　　我的体检通过了，区武装部的入伍通知书下达了。新兵集中的地点在西固。河口公社新兵在岗镇村登车，然后赶往西固。这一天，我身披红带，胸佩红花，来欢送的人很多。村里的叔叔婶婶辈、兄弟姐妹辈来了很多人。同学来了，老师来了。敲着锣，打着鼓，他们来了。我含着泪，他们也含着泪。徐砥中同学将我送到车上，悄悄塞给我一沓钱，大约有十几块吧，他知道我身无分文，连买一支牙膏的钱也没有。故乡情，乡亲情，老师同学情，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新兵在西固集中，停留一晚，第二天就登上西行列车，前往新疆。列车（我们这批新兵乘坐的是客列，不是闷罐车）缓缓从西固驶出，在车上，我又一次看到青杨村。望着这块熟悉的地方，不禁感慨万分。别了，我亲爱的家乡，你虽然贫穷，但是我爱你，因为你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别了，庄浪河，你的水虽然混浊，但我是喝着你的水长大的；别了，乡亲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忘不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