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的小出身

　　俗话讲：“有钱难买少时贫”，我今生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从全国战乱的1947年降生在深山之中，到1965年离开大山走上戍边之路，在农村十八年的苦难经历，始终是我向前奋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1947年初我出生在河南省栾川县的深山之中，此时国家正处在兵荒马乱的解放战争期间。面对战乱，老百姓的日子本来过的都十分艰难，此时，我们家又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情，听母亲讲，就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父亲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了兵。当时社会上把这种行为叫作“抓壮丁”，也称“抓兵”，我父亲是保长带人用绳子绑走的。从那之后，我们家便“塌了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无奈之下，母亲把五岁的二哥送到舅父家，把十岁的大哥送到外乡人家当了长工（放牛娃），在十分无奈和痛苦的如此安排之后，母亲便抱着我走上了近两年的讨饭求生之路。

　　（二）祖辈进学堂的第一人

　　我父亲被抓去当兵后时间不长他就从国民党军队里当了逃兵，但由于是夜间出逃，途中不幸被摔伤，很快被部队人发现，抓回后又被打成重伤。一年后我父亲第二次当逃兵才成功回到家乡，由于害怕被别人发现，最初的一段时间一直藏在深山里。我母亲每天暗中到山里给我父亲送吃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蒋军如卷席的全面胜利，迫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垮台，这时我的父亲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实行了完全彻底的土地改革，老百姓称之为土改。1951年3月，我们家在土改中。分到了三亩土地和三间小瓦房。此时我的大哥也结束了当长工的生活，几年后在外乡成了家。母亲把我的二哥也从舅家接了回来，从此，我们家结束了佃户的历史，过上了住自己的房，种自己的地，吃自己产的粮的有产阶级生活。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模糊场景，那就是父亲每天干完地里庄稼活后，晚上总会一边吸着旱烟袋，一边拉着弦子（河南曲剧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有时还唱上一段曲剧的高兴情景。随着家庭生活的改善，在我八岁那年，父亲送我走进了学堂。

　　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农村绝大多数孩子与上学无缘。记得父亲把我送进一座祠堂的学校里，他和老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之后老师给了我两本书，当时我一个字不识，后来我才知道那两本书是《语文》和《算术》，就这样我便成了一名学生。并且我也成了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走进学堂的人。在我上小学时的学校还属于私塾性质，全校只有一个老师，老师的报酬是全体学生家长用粮食等物品来顶替学费的。我的父亲会编芦席，我上初小时，他每年给老师送四条芦席顶我的学费。

　　（三）内忧外患加天灾迫我辍学把书停

　　众所周知，我国错误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盖棺定论了。但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和相应的极左行为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就开始了。从中央进行“十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等思想的宣传，到各地提出“三年超英，五年甩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亩产万斤粮”、“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大干三个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浮夸风已席卷祖国大地；从总结经验的北京七千人大会召开，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三自一包”的观点，（在农村要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从提倡绝对公平，到全村人在一起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极左的行为，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上述行为，均属于国家政策失误造成的内忧范畴。（注：上述相关内容摘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文革前十年史》）

　　从天灾方面讲：1960年到1962年，中国遇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当时我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极差，又没有任何机械化可言，农村的生产方式全靠肩挑肥、牛耕地、人锄草。加之大量壮劳力又外出大炼钢铁，农村的土地主要靠妇女耕种，并且当时的妇女又多是小脚，致使全国不少地方粮食绝收，这些主要属于自然灾害范畴。

　　从国际方面讲：苏联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一百多份援建项目合同，撤走一千多名援建专家，并带走了所有援建项目的图纸等资料。我党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并连续发表了九评“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并形成了严重对抗的局面；美国拉起了反华包围圈，要将中国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并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作战方针；印度向中印边境调兵遣将，围绕领土问题要同中国进行一场大战；等等这一切外部祸患又迫使中国处于雪上加霜的困难境地。

　　从宏观上讲，个人的命运永远都是由国家决定的，上述国际国内的大势，自然要影响到千家万户、芸芸众生。我家也很快没有了解放初期刚分到土地、房屋时的那种喜悦心情，更重要的是我家又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情，即我的父亲在吃大食堂饭时期因饥饿和疾病，不足五十岁时便离开了人世，使我家又一次“塌了天”。就在我父亲逝世数月后，我便无奈的辍学回家，离开了学堂。当时我上初中二年级，记得在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收拾好书包，在教室里坐了很长时间，心情真是五内如焚，最后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学校，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涯。

　　（四）流浪漂泊四处打工求生存

　　辍学之后，我便开始了流浪、漂泊、四处打工的生涯。也就在这时，我的二哥结婚后又分家单过（约定每年给老娘和弟妹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就这样，十五岁的我就成了一家人的顶梁柱。为了老娘、小妹和小弟一家人的生计，我学会了木匠和席匠，外出修过路，伐过木，挖过煤，也挑担做过小生意。在那些年，每年秋收后我就带上编芦席的工具，身无分文的外出四处找活干。当时每编一条芦席在管饭吃的前提下可获得五角钱的报酬，我早起晚睡，一天可编一条席。当找不到活干时，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得挨门讨饭求生，民间把这种做法称为“巧要饭吃”。我在讨饭吃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终身难忘：一次我到一家住房很差的农户家里讨饭，那家大娘给了我一碗玉米粥，我喝完要走时她还送给我两个玉米面馒头，当时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连声道谢；第二天又到了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一家住的是两层小楼，大门建造的也很气派，心想这家人的日子一定过得不错，到这家去说不定还可以讨个白面馒头吃。当我推开大门进去刚要开口时，那家人便放出一条大黄狗向我扑过来，吓得我拔腿就跑，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到过高大门楼人家讨过饭。

　　在四处漂泊求生的岁月里，我夜间住过牛圈，睡过磨坊，也钻过麦草堆。但在那样困难的生活期间，我还有一段特别的生活经历，由于我已是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具备了看书的能力。我的一位同学，他父亲过去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家里存有大量古书，这就给我一个买不起书的穷孩子提供了读书的平台。我在辍学后的那些年内，熟读了《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说唐》、《包公案》、《杨家传》、《刘公案》等说书版本的古书。加之人生的那个年岁是记忆力最好的阶段，也是不知道忧愁和烦恼的岁月，经常守在油灯下看书到半夜。在外出打工中，初中生在工友们中间就算是有文化的人，到了夜间和工友们一起睡在工棚内，在那个年代的农民工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可言，所以我就多少次给工友们讲古书里的故事，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古书的熟悉程度。直到国家实行兵役法后我应征入伍，从此，我开始了新的人生。入伍后我又熟读了《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性小说，并且我对多部古书可以一字不落的说下来。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之所以夏天就像一个凉棚，到了冬天就像一盆火，从基层连队到司令部机关，常常有众多的战友围着我，与我能说大量的古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边防一线部队的文化活动几乎为零，特别是在大雪封山的季节里，边防站几个月与世隔绝，在那样的环境下，干部战士围在一起听我说故事，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生活。对上述这些经历，我在三十岁时写下过一首长诗，题为“三十岁述怀”，可算是我前三十年人生的概括：

　　三十过年于塔城，边疆处处闹春风。

　　新春佳节思万千，旧事惊心忆梦中。

　　四七落地深山中，世道混乱动刀兵。

　　民众挣扎死亡线，婴儿哪能保性命。

　　一条破被五口用，将我紧贴娘怀中。

　　前山借来糠一斗，野菜和水把饥充。

　　父亲被抓去当兵，大哥十岁扛长工。

　　母亲抱我去讨饭，泪流似雨盼晓星。

　　春雷一声天地动，五星红旗东方升。

　　虽说解放家底贫，把我送养舅家中。

　　千年旧制变新政，佃户成为有产农。

　　父亲送我进学堂，祖辈首次把书攻。

　　美苏反华兴妖风，国内政策又失衡。

　　加之父亲离人世，迫我辍学把书停。

　　年方十五少年娃，穷人孩子早当家。

　　一家数口度时光，生活重担把肩压。

　　公鸡刚唱头一遍，思绪万千忙下田。

　　愿得今年收成好，以免外乡再作难。

　　深山之中把柴砍，换来几个油盐钱。

　　寒冬他乡去打工，挣斗杂粮渡饥寒。

　　不料弃农换戎装，西驱万里到边疆。

　　草原上的轻骑兵，心似鲜花在开放。

　　常言道往事如烟，但我在三十岁时，有感而发写下上述的这些话，多少年后，每次读来，再联想起当年自己的那些苦难生活经历，还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