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封信  共产党员是块砖  东西南北任党搬

焦书记：

    您好！唠到1995年，我就得向您汇报县处级领导干部交流的事了。

    根据中央有关规定，那年下半年地委开始实施县（市）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我记得在那个时间点上，您还在地委组织部任部长。第一批交流的是县（市）公检法三长。延寿法院汪俊院长交流到木兰工作。他报到那天，我送他到木兰。参加木兰欢迎他的宴会时，我就对汪院长说：“你先到木兰开个好头，下一个延寿到木兰的干部就是我。”

    对这话汪院长当时不大相信。我说：“ 不信的话，你就等着瞧吧。”

    为啥当时我能说的那么肯定呢？因为局面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公检法三长交流之后，紧跟着就是组织部长的交流。这在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为啥我能把卦算得那样准呢？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松花江地区很快就要撤了。江南县市要隶属哈尔滨市，江北县份要归绥化地区。所以，江南县市组织部长不想离开江南，江北几县组织部长首选奔江南，江南奔不了，就小县奔大县。在组织部长交流之前，您将尚志市委组织部的老副部长孙秀林派到通河县任部长。您看，当时如果我同意交流的话，木兰县不就成了唯一落脚之处吗？

    那时，还是有一些老同志劝我到上面跑一跑，做做工作，争取交流到江南县份。我笑着对他们说：“到江北归绥化有啥可怕的。就当我第三次上山下乡了。1968年，我背着行李卷从沈阳市到康平插队。1969年，从青年点归户来到延寿，我坐着马车上山沟里。这回组织部长交流，咋的也是小车拉着一家人，大车拉着锅碗瓢盆，好歹也能住县城。这不比前两次下乡强多了吗？”

    后来，事情果真如此。地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庞红星和我是“黄埔一期”同学。他给我打电话透透风。我说:”谢谢！你不透风，我也知道就是那儿。”

    其实，当时我就想，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决不能向党组织讲价钱、提要求。我觉得如果那样做就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只要是党组织需要，无论在哪里共产党员都能够为人民做点事，为党组织增点光。

    今天，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想法不真实。是假的，瞎编的。但是，我坚信您能理解我，也会相信我。因为您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

    松花江地委在金桥宾馆举行了交流干部集体谈话会。不知为什么会场的气氛有些沉闷，是不是有些老同志退长还员有些失落感。午间就餐时，地委书记董克勇到我们那一座敬酒。两年前，他到延寿参加全国十二县（市）党建年会，对我有些印象。他对我说：“你们组织部长过去总和别人说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回就看你们的了。”

    我说：“请地委领导放心，很快我就人走家搬。”

    在延寿县四大班子领导欢送我的座谈会上，我动情地表态：“从1969年来到延寿，一晃27年过去了。这27年，我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一个不闇世事的毛头小伙能成长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没有那么多老领导的栽培和教育，没有那么多同事们的支持和协助，哪有我的今天。我由衷地感谢延寿人民的这份情、这份爱。铭德到江北未必出息，但绝不会陷眼，绝不会让家乡父老丢脸！

    1996年5月份，松花江冰排跑完不久，我就将家搬到木兰。碰巧，那天松花江地区各县市举行刑事犯罪分子公开宣判大会，一些同志由于执行公务不能前来送行，还特意往我家里打来电话。我在电话中一一表示感谢，并邀他们以后到木兰做客。没想到在那么忙的情况下，新任县委书记李克军和县长杨靖武带领县委办和政府办主任到我家送行，还分别赠送200元乔迁红包。

    我和这些老领导和老同志们一一握手致谢。由于他们要赶往会场，我只和李克军书记说了一段话：“咱俩可不是一般的老同学。从1978年在呼兰师范参加松花江地区“文革”后的第一期中学校长培训班开始，我们在哈师大政治专修科一同函授学习三年。之后，又一同在东北师大政治系函授三年。彼此感情很深。你在地委政研室工作时，每次跟董克勇书记到延寿调研，都抽出时间到我家坐一会，唠上几句。可是，你来延寿当县长几年。我却没把你请到家里吃顿饭。你嫂子为这事还没少埋怨我，说我缺少人情味。我是想不给你和自己添麻烦。怕人说组织部长跟哪位领导走近了，又和谁相远了。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我把本职工作和中心工作做好，就是对老同学的支持了。不是我的礼数不到，是我内心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你能理解。”

    李克军书记笑了，说这我还不懂。我又和杨靖武县长说上几句：“四年来，你在县委副书记岗位，为组织部工作没少操心。在分手之际表示感谢。相信你在新的岗位上能工作的更好，为建设我的第二家乡做出大贡献。”

    杨靖武县长握着我的手，说道:“相信你到我的家乡木兰也能做出新贡献。”

    为了不耽误他们参加公判大会，说到这里，我就把他们一行送走了。当左邻右舍得知我搬家了，都纷纷前来送行。屋里、院里和大门外挤满了人。我没有时间和大家一一话别，只能一一地点头致谢。那场面感动的我泪珠不住地往下掉。当车队驶出城镇时，我忍不住哭出声来，哭了很久。我觉得这些年来给延寿人民做的事情还很不够，今后很难再有这种报效的机会了。

    我妈妈在车里这时也默默地流泪了。她老人家很刚强，一般情况之下是不落泪的。当年，我三个弟弟先后参军入伍，我都没看见妈妈掉过一次眼泪。这次离开延寿，远离老人家的亲人，远离丈夫的墓地，她心里该是多么难过啊。看着妈妈难过的样子，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我攥住妈妈的手，望着妈妈的脸说道：“妈，你放心，以后我每年都回来给我爹上坟。你想娘家人了，我就送你回来看看。”

    后来，听前去帮助搬家的木兰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当时，他们站在路口，帮助疏导车辆。一些行人看见搬家人很多，车不少的场面，有的问这是谁在搬家。当听说是组织部周部长因交流往木兰搬家时，那人说道：“怎么好人在延寿就站不住、起不来呢？”

    对领导干部异地交流这件事，那位老乡当时可能还不太知情。因为刚刚开始。但是，他能认可我是一个好人，就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了。

    焦书记，头几年，您离开延寿到地委工作时的心情恐怕也是这样吧？

    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十六个春秋过去了。我在江北木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刻苦地学习、勤奋地工作，坦诚的做人。虽然职级没有得到升迁，但是口碑还不错。我可以自豪地对您和江南的父老乡亲们说：“周铭德没给延寿人丢脸抹黑！”

    从明天起，我将陆续向您汇报来木兰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想，这也是您很想了解的吧。

                                                                                       您的老部下：周铭德

                                                                                            2011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