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封信 党建有起色， 身边刮阴风

焦书记:

    您好！在地委讨论通过我的任职之后，李洪超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那次谈话是在县委书记办公室进行的。

    李洪超书记说：“关于你的任命，地委讨论完了。地委组织部让我代表他们和你谈一谈。要谈的还是那句老话，组织部的主要工作是基层党的建设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之后，根据县委分工，你要负责包乡镇的任务和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但是组织部的工作重心，在基层党建上。你们要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好好下点功夫，使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发挥，为实现延寿脱贫致富的目标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根据李洪超书记谈话的要求和地委组织部的工作部署，我团结和带领县委组织部的同志们努力工作。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延寿县的党建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进步。这一点，您的心中当然有数。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一心朴实想把基层党建工作搞的更扎实之际。一阵阴风竟然在我的身边刮起，其矛头直接瞄准我，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您是非常清楚的。可我至今却不知道当时您和地委组织部的其他领导是通过那个途径得到那个信息的。是口头汇报的？还是用文字材料反映上去的？是署名的还是匿名的？事后我也没去打听这些内情。不过，当您得知这些信息之后，肯定是确信无疑，而且非常生气。因为您对那个信息源是非常信任的。得到那些信息之后，对我想必会也非常失望。所以，您和地委组织部的领导们决定给我来一次非常严肃和严厉的诫勉谈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次谈话的时间是1993年12月下旬，地点在松花江地区交通局公路处。那是全区组织工作年终总结会期间。那天，我吃过午饭，就急急忙忙到附近的书摊买书去了。一本书还没有挑完，延寿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刘延生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他说：“地委组织部办公室庞红星主任让我找你，组织部三位部长要和你集体谈话。”

    一听这话，我马上撂下手中的书，返回开会地点。心里犯着嘀咕，不知要谈啥话。在地委组织部办公室同志的引导下，我来到您们三位部长等候的房间。见我推门进来。您示意我坐下，然后严肃的说：“现在，我们地委组织部的三位部长要和你进行一次集体谈话，希望你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一听，马上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工作做手册要做记录。您说：“我们谈的内容，你不要记录，听着就行了。”

    听您说这番话，我真的有些摸不着北了，不知触犯那条王法了。不过，我心里有底，这两年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我把工作手册揣起来，洗耳恭听。

    可是，听您给我画的像，根本就不是我的模样。我也不能打断您的话，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好在我当时的记忆力还是可以的，基本上把您的话都记住了。您当时很生气地说道：

    “周铭德，你这么当组织部长可不称职，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你的主要精力也没放在组织工作上。机关办实体非得你亲自参与吗？县里有些活动，你出头主持个啥？又说又唱的，那是组织部长做的事吗？那不有失组织部长的形象吗？你呀，也就是写写材料的章程。你到政研室工作大概还差不多。”

    您说这番话时，心里肯定很生气，您带领过的下属怎么这样不争气。韩光耀部长也一定很失望。因为是他亲自考核的我。我当初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可能他此刻为当初的决定后悔了。

    见您说到这里，韩部长拉过话头，说道：“我们三位部长集体和你谈的主要就是这些。你有啥想法也可以说一说。”

    如果我没有被人诬告过的经历，这次您的大轰炸非把我弄懵了不可。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当时我一点都没有紧张。就在您数落我的那些所谓毛病时，我马上想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当时，因为只是猜测，所以我不能立马说出来。

    大约在您们和我集体谈话之前的一两个月，我在组织部的一位副手和我说了一番话：“周部长，现在县纪委书记金秀吉到政府当副县长去了。纪委书记出现空缺了。你要是到纪委当书记，大小也是个头啊。”

    对于私下这样的谈话，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人家毕竟是希望我能进一步的。我当时的回答是：“谢谢你和我说这些。我有今天的地步，是组织的安排。未来我的去处，还是听组织的调遣。我不能和组织说想上哪儿，要干啥。”

    难道劝不走，就背后整人？当时，我真的不敢去想。

    既然这时韩部长让我表表态，我就不得不说了：“今天，地委组织部三位部长和我集体谈话，我感到很荣幸。现在，很少有领导同志对下属能够这样开诚布公地、不留情面进行批评。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为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感到欣慰。”

    接下来，我话锋一转，说道：“可惜的是，你们得到的信息并不真实。那是有人在背后整我，想取而代之。如果我真像他们反映的那样，我到政研室工作也都不称职。地委把我一撸到底，我都没有怨言。今天，我只能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希望，地委组织部能派人到延寿实地考核考核。实际情况绝不会向焦部长批评的那样。因为下午还要开会，今天我就不解释啥了。”

    这次集体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会后，刘延生问我焦书记他们和你谈啥了？我说两个字保密。那天晚上，会议组织看武打电影，我看了一会儿就回驻地了，电影散了，时间还早，会议又组织舞会。我没去参加。那功夫我还有啥心思去跳舞。

    邻县的组织部长见我精神不太对头，关心的问我：“集体谈话怎样？”

    我说：“挺好、挺好。”其实，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我想这件事迟早会真像大白的。我弄不明白，这种事情为什么老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究竟又得罪谁了？这件事情，当时只能埋在我的心里，不能和家里人说，也不能和外人讲。

    知夫莫如妻啊。妻子孙文香从我有些异常的神态中察觉到问题了。她和我悄悄说：“这些天你闷闷不乐的，到底出了啥事，还是犯了啥错误？”我说：“都没有，都没有。就是单位的事多一些，累一些。”
　　其实，当时的我真的是心累啊！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啊。

    1994年1月7日上午，地委组织部办公室打来电话。这个电话是我接的。庞红星主任说：“地委组织部决定，明天到延寿县现场办公。地委组织部有八个人参加这次现场办公。三位部长和五位科长。延寿县委组织部马上向县委书记传达此事。四大班头和县委常委明后天都不要外出，等候谈话。”

    一听这话，我就明白原委了。放下电话，我立即去敲县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主动到县委书记办公室的时候。见我找上门来，县委书记王慎义觉得有些异常，问我有啥事。我就把地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复述了一遍。

    王书记也感到有些奇怪，问我：“地区农口搞现场办公，组织部以前有这样的现场办公吗？”

    我回答：“说现场办公研究十二县市党建年会是托词，主要目的是来考核我。”接着，我把地委组织部三位部长和我集体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学了一遍。县委书记有些吃惊地说：“情况不是这样啊。”

    根据地委组织部的要求，县委常委和四大班头在县里待命，恭候考核组。接下来的事情，您都知道了。1994年1月8日下午，考核组进驻延寿。1月9日上午开始，分组进行个别谈话。我找个地方回避了。那天县委组织部有几位同志突然请假没来上班。和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以及县委组织部几位中层干部谈过之后，考核谈话就停止了。

    今天唠到这儿吧。

                                                                                        您的老部下：周铭德

                                                                                         201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