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节后开学，牛华龙和段晓林都转校去了二中，我也想转到二中，养父母却不再支持我读书，我从此告别了课堂，没再复学。有一天我趁养父母不在家，到红薯窖找出铁盒，烧毁日记，如释重负，抑郁也好了。

　　有一天在皮家东地干农活时，皮大姐让我在地头帮忙照顾小金领，他才刚学会走路，我抱着他。小金领想喝水，我一手抱着他，一手拿开水瓶，不慎烫伤了他的脚。几天后，皮大姐让我骑车带着外甥到街上买东西，小金领坐在后边的儿童座椅里，脚又被卡在自行车的后轮，痛得哇哇直哭。皮家人没再打骂我，我自己却很自责。于金领两岁多时，皮大姐就和大姐夫一起去了杭州，在娃哈哈厂做普工，金领留守家里。皮二姐去新疆已两年，一直没回家，养父母很牵挂。我常骑车到于庄把小金领接到皮家，没再让他受任何伤害，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着他，而金领也最喜欢让我抱。街坊邻居问金领跟谁最亲，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跟舅舅最亲，跟姥爷最亲。”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然而中学时代、年少无知的我，根本不懂：只有刻苦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好好工作，才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途径。可是那年春天辍学、秋天开学复读、年末又辍学、初二都没读完，我就彻底告别了母校——王店一中。失学后的我跟着养父母在田地里干农活，街坊邻居见了，无不惋惜：学习成绩那么好，咋就不上学了呢？

　　2001年春天，辍学在家的我开始给学姐刘慧写信，但不是情书，刘慧也给我回信，我们以姐弟相称。通信方式也不是通过邮局，而是通过我们的同学张小平，她和刘慧在王店一中的初三是同班同学。每逢周末，张小平从学校回家，把刘慧的回信送到与张家相聚100米的皮家给我，然后星期天下午去学校，再把我的回信带到学校给刘慧。2001年正月还没过完，未满15岁的我就被养父母送到淮阳县城当童工，在饭店打杂，刷盘子洗碗。皮养父美其名曰“艺不压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刘慧姐中考前夕的一天黎明，我悄悄潜回学校，去找同窗好友段俊磊，我只在教室里坐了几分钟，就走出教室下楼和刘慧见了面。我记得在二（3）班时，音乐课代表刘慧很喜欢唱歌，班里同学都知道，刘慧最喜欢唱民歌。我用在小饭店当童工挣的钱买了一台随身听(录音机)，还有民歌的正版磁带。刘慧很开心的接收了我的礼物。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勇敢做自己、相信未来，我也祝刘慧姐姐中考顺利，金榜题名。后来，刘慧回教室，天也快亮了，我正在往学校大门口走，被彭校长看见，带我到操场，坐在水泥砌的乒乓球台上和我聊天。彭校长语重心长的劝我重回校园，完成学业，但那时我已痴迷文学写作。彭校长苦口婆心的劝到天亮，也没把我劝回课堂，看着我的背影渐渐远去。

　　学校门口有位推着三轮车卖书的老奶奶，她卖学习辅导书，也卖课外书。我辍学之前，每个星期15元生活费，也省出几块钱买她的书，那时候书也不贵，盗版的价格、正版的质量。我买过韩寒的《三重门》，还有《唐诗宋词元曲五百首》。后来有一天中午，我又在学校大门口徘徊，却没再进去，只是站在门口望了一会儿就离开。这一晃经过许多年，我一直没再回去过。2001年中考结束后，张小平带回了刘慧送给我的两本世界名著，英国作家夏洛莉·勃朗特的《简爱》、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简爱》书里夹着一张塑封的照片，那是刘慧和其他几位女同学的合影。照片左上角印着五个字：清风伴知己。

　　那年夏天，我因为痴迷音乐被养父赶出家门，在同学小南家住了一夜后，流浪在田野，离家二里远，饿了就吃瓜果。有一位好心的叔叔以为我是外地的，给我10元路费，让我搭车回家。我离家出走流浪两天后，才被皮养父找回家。收完麦子后，我到淮阳县城的“过桥米线”馆打工，米线馆的段老板和老板娘尹阿姨曾是县里的人民教师，退休后创业开了这家米线馆，生意很好。在米线馆，我常熬到凌晨一两点，白天空闲时候就捧着刘慧送我的那本《简爱》认真阅读。我在米线馆做学徒到第二十天，因不堪忍受同事朱某的欺负，和他争执打斗。朱某撕破我的衣服，还叫来一群地痞要把我围殴，一群地痞被米线馆的段老板训走，我躲过一劫。当晚打烊后，段老板给我结清了工资，让我在天亮之前坐最早的班车回家。第二天黎明，尹阿姨起早去买菜，我背起行囊挥手告别。坐在汽车站对面，淮阳龙湖边的台阶，直到太阳出来，我坐上车，途径王店乡大街，用第一次打工挣到的10 0元给养父母买衣服和鞋。

　　回到皮家没多久，我又到淮阳县城，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我找到一个在夜市帮忙打杂的“工作”，做“白吉馍”（当地一种街头小吃）。每天早上1 0点起床，忙到夜里两三点，再推着沉重的餐车，走在寂静冷清的胡同，跟老板一起回他家。周老板和老板娘，没有米线馆的段老板和尹阿姨那么善良了，经常刁难和责骂我。八月十五，我第一次在外边过中秋节，已经几十天没回皮家。辛辛苦苦干到十月，我不想再干了，周老板拖欠工资，在淮阳县“未来家政服务中心”的协调下，周老板才给老我结清了“工资”。

　　大年三十，离家出走两年半的皮二姐从新疆带着男友新志回家过年。新志也是汉族，祖籍河南驻马店。2002年夏天，我和养父母、二姐、新志在田里干农活。那天将近中午，养母身体不适，养父带她去卫生院。皮二姐回家做饭，我和新志走在后边。才进院子，新志就劈头盖脸的把我暴打一顿......我明知打不过他，就站在那，不还手，也不反抗。养父母回家后，知道二女婿打了养子，也没说啥。一家人都在堂屋里吃饭，只有我在西屋里痛哭流涕。

　　到了秋天，我又到淮阳城北安岭镇的信合酒家当童工。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飘飘，我打着伞，在院内的水池旁洗碗……每天5点半，天不亮就起床，给老板的孩子们做早饭，熬红薯粥、蒸馒头。腊月二十六，外出到大城市打工的邻居们都回家过年了。梁老板给我一百元，送了一盘鞭炮，以及在冰箱放很久、马上要坏的羊杂。我又用辛苦一冬天挣的100元给皮大姐的儿子于金领买衣服和鞋，然后就带着这些东西坐上开往瓦关的末班车。

　　2003年正月初十，春寒陡峭，养父母听说村里一群青壮年要到几百里外的河南省新乡市某建筑工地，就让未满1 8岁的我也跟着去，同去的还有皮二姐夫新志。在长垣建筑工地，弱不禁风的我感冒了，咳嗽不停，同村村民李世启劝我回家，他在包工头那里帮我要到5 0元路费，把我送到长垣县汽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李世启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想把我的身世真相告诉我，却直到我坐上车，李世启还是没有说出口，可能他怕泄露了秘密而得罪皮家人。回到皮家后，我服药几天仍不见好转。从新乡市建筑工地回来，我瘦了一圈。

　　在杭州打工的皮大姐，电话打到邻居家（皮家没电话），想让我到杭州去。皮大姐夫的哥哥在杭州创业，做广告牌，生意很好，想招个学徒，就让我去杭州到他的广告字牌店里帮忙，包吃住，月工资２００元。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先坐汽车到商丘火车站买票。皮大姐和于文学，在杭州城站出站口接我，带我到他们在娃哈哈厂附近租住的民房里。姐弟见面，格外亲切，忘记童年的苦难，大姐炖鸡煮鱼、包饺子，倍显温馨。吃过饭，皮大姐和于文学带着我到于老板在杭州秋涛北路的凌志字牌店，那是一间不足1 0平米的小门店。

　　我跟着王师傅（于老板的高中同学）做广告学徒，踩着三轮车，拉着电焊机，风里来雨里去，走遍杭州大街小巷。直到“非典”疫情爆发，我的咳嗽还没好，后来非典逐渐平息，我也慢慢好了。有一天，我往邻居家打电话，听说新志被于金领打跑了，小家伙才四岁半，就拿着木条站在新志背后，狠狠的抽打。听说那天中午吃饭，新志气得把饭桌都掀翻了，然后独自回了新疆。别人问小金领为啥打姨夫？他回答“我给俺舅报仇呢，他打俺舅，我就打他。”半年后，皮二姐也带着她儿子洋洋回了新疆。我在杭州凌志字牌店做到第八个月，天气已转凉。

　　一天上午，我和王师傅在字牌店门口焊接广告牌铁架子，遇到城管执法开着卡车来，把电焊机强行拉走。老板娘满腔怒火的狠狠的责骂我，怪我没有奋力去跟城管执法队争夺。那年17岁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寄人篱下，风吹雨打，马不停蹄连续30多小时的工作，累的再也不长个，身高永远停在一米六。凌志字牌那间店面的房东付先生是湖南湘潭人，在杭州定居多年，他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开着三间门店，经营音像零售出租、柯达彩扩、打字复印。那年11月初，付先生到字牌店做一个广告灯箱，于老板听说房东付先生的音像店正在招店员，就顺水推舟的把我推荐给了付先生。那段时间，皮养父也到了杭州，在皮大姐那住了几天，于老板把我在字牌店8个月的工资直接给了皮养父。皮大姐带着我和养父到夜市上买了一件衣服。

　　音像店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浙江工程学院生活区的学源街上，顾客基本都是那里的大学生们，所以他们上课时间，店里就很冷清，每到下课或放学后，店里就很忙碌，来买CD、磁带、租碟的大学生络绎不绝，一个营业员根本忙不过来，店里的商品经常被偷。我到音像店上班，月工资400元包吃住。店里员工只有我是男孩，另三个同事都是女生，听到她们叫老板“付哥”，我也跟着叫“付哥”。音像店在前门，只有一个女营业员，付哥让我叫她“范姐”。彩扩店在后门，有两个女孩，安徽宣城的曹夏兰和浙江丽水的吴丽丹，她俩负责扩印照片和打字复印。音像店还有个新开的分店在计量学院，和老店相距500米。吃饭时间到了，范姐让吴丽丹带我到“百花园”食堂和大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晚上下了班，付哥开车带着我和吴丽丹，到高沙小区去找张鹏，这位大三男生是付哥的湖南老乡，在学校附近租房住，没住大学生宿舍。到了小区楼下，付哥给张鹏打电话，一会儿，一个带着眼镜的斯文男生跑下楼来接大家一起上楼进了他的房间，磕着瓜子聊了一会儿天。付哥拍着我的肩膀看着张鹏说：“张鹏，这是在我店里帮忙的小皮，今晚就先让他住你这儿吧，明天我就去给他找房子租。”张鹏说，没问题。

　　张鹏送付哥和吴丽丹下楼时，我也跟着下楼。付哥说，你别下楼了，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我躺在张鹏那舒适的双人大床上，还没睡着就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会不会明天睡醒又发现自己睡在秋涛北路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字牌店。那晚，张鹏没回来，我一觉睡到天亮，起床打开窗，照进了阳光，房间里的东西和睡前看到的一样，我才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付哥给我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店里货架上所有明星的音像制品都记住，这样才能迅速帮顾客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礼拜后，付哥随便说一个明星的CD或者故事片，我就得马上找出摆放的位置。而我连刘若英、梁静茹、周杰伦......这些当时已经很红的明星，我都还没听说过，每当有顾客问我某位歌手的CD或磁带在哪，我都不知所措。好记性不如賴笔头，我站在货架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按顺序记录，然后又以歌手的姓氏拼音首字母为目录索引，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每当有顾客询问，我就翻开本子查找。下班回去路过报刊亭，又买了几本和影视、流行音乐相关的杂志……经过勤奋努力，我对货架上的商品从陌生到熟悉，终于可以不翻看那个本子，也能迅速找出相应的位置了。

　　当时音像店的生意非常火爆，付哥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高兴就请大家吃火锅。付哥在高沙小区给我租了房子，住在干净整洁的卧室，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愿望！付哥又给我找了一辆老式自行车，“永久”牌的。那晚1 0点下班在路上，我哼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有天晚上快下班时，彩扩店的兰姐悄悄问我：“下班后一起去吃火锅好吗？”　

　　我说：“好啊，同事们都去吗？”

　　兰姐说：“傻瓜，叫那么多人干嘛？就我们三个。”　 

　　我疑惑不解的问：“就我们三个？”

　“嗯，是的，你，我，还有吴丽丹。”

　“啊？为什么不叫大家一起去呢？人多不是更热闹吗？”

　“就我们三个，你去不去？”

　　晚上1 0点打烊，范姐锁了门，独自骑车回宿舍了。兰姐和吴丽丹在彩扩店等我，一起到高沙小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酸菜鱼。

　　兰姐和吴丽丹在我对面坐下，点了菜，她俩要了一大瓶雪碧，我要了一瓶雪花啤酒。兰姐忽然用调侃加试探的语气问我：“小皮，我问你件事啊，你喜欢范姐吗？”

　　那年，我才十七岁啊，而范姐已经二十多岁，腼腆的我不知怎么回答。

　　兰姐说，你要是喜欢她呢，我可以帮你撮合啊，她还没有男朋友哦。

　　我依然憨笑着不知该说什么，吴丽丹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兰姐见我不开窍，也没再说话。本来应该浪漫的气氛，忽然变得很尴尬。酸菜鱼上来了，各自拿起筷子吃着，都找不到话题了。直到火锅吃完，兰姐说“我们回去吧”，我抢着买单。

　　兰姐说，不行，我们还是AA吧。

　　我一脸懵懂的问“什么是AA啊？”吴丽丹捂着嘴笑，我也不知道她在笑啥。

　　兰姐说：“AA制就是各人付各人的”。

　　我说：“可我们是一起吃的啊，怎么能AA制呢？”

　　兰姐说：“那就平摊”。

　　我说：“不行，今天就让我请客吧。”我坚持付钱买单。

　　走出火锅店，兰姐说：“你回去早点儿休息吧，我们也回去了”。

　　我说：“你俩住在一起啊。”

　　兰姐说：“是的，走吧，拜拜，明天见。”

　　第二天早上起着大雾，已经1 0点，雾还没散。我骑车到了店里，吴丽丹还没来，她迟到了。兰姐让我到她们住的地方去看看（那时我和吴丽丹都还没手机），我骑车到半路才想起，忘了问兰姐，她们住在哪，我只知道她们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却不知道具体位置。迷雾散尽，吴丽丹骑着一辆蓝色迷你折叠车，经过我身边却没说话。

　　我骑车跟在后边，又回到店里。我正在忙着打扫卫生，兰姐把我叫到隔壁彩扩店，从包里拿出一些钱对我说道：“小皮，昨晚一起吃火锅的钱，不能让你一个人付，我和吴丽丹意见一致，这是你多出的钱，你拿去吧。”

　　我客气了几下，就接了钱，然后到旁边的商店买了瓜子和水果回来，和她们一起分享。兰姐和吴丽丹异口同声的说：“你拿去给范姐吃吧”。

　　音像店吧台橱柜顶上，有个黑色盒子在那儿放了很久。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范姐那是什么，她不告诉我。付哥来了我又问他，付哥取下来拿给我，打开一看，是台复读机，可以播放磁带，还能听广播，我在中学和童工时代就非常痴迷录音机和收音机，也买过好几个，可都经不住用就坏了。于是我恳切地问付哥：“这个可以给我拿去听吗？”

　　付哥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但你要好好爱惜啊。”

　　我开心的说：“嗯，太好了，谢谢付哥。”

　　音像店不忙时，付哥常常坐在店门口的木制连椅上，和隔壁蛋糕店的老板下象棋。有时候，付哥让我帮他洗一下车子，我就在门口的水池接满一盆水，拿着毛巾和洗洁精，很勤快的把付哥的车子洗得干干净净。时光荏苒，转眼间，寒假来临。店里顾客越来越少，大学生们都放假回家过年，好多店铺都关门了。范姐走了，兰姐走了，吴丽丹也走了，就剩我独自在音像店里守着。腊月二十七，高沙小区的房租到期，付哥让我搬到音像店的阁楼上住。

　　女大学生冯婵（音像店旁边的服装店老板胡军的女友）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刚满月的小狗，它们卧在垫着棉絮的纸箱里，很可爱。冯婵让我帮忙照看小狗。她临走前到超市买了牛奶和香肠，放在音像店吧台，对我说：“叮叮和当当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帮我看好哦”。还有个女孩叫香君，她回家之前，拿着一盆含苞待放的水仙找到我，也让我帮忙照看。

　　没有了以往的忙碌，我坐在音像店吧台，随手拿一张故事片，放在DVD里播放，以此打发无聊的时间。为增加营业额，我自掏钱包买了几版磁带，按价照付，登记在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没对别人说，因为我是发自真心的感谢付哥的知遇之恩。付哥好几天没来了，只是每天打个电话到吧台问问，对我说：“小皮，晚上早点关门，你一个人在那儿，要注意安全。”

　　年三十那天，付哥开车来接我到他家吃年夜饭。在付哥家，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板娘“付嫂”，还有付哥的岳父岳母以及付哥的宝贝儿子康康，三岁光景的小康康不愿走近我这个陌生人，付哥就让让我带康康到外边放烟花，每放出一个烟花，康康就高兴地拍着小手哈哈笑。付哥在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开饭时取出来一瓶红酒。康康不小心把他自己的小碗打碎了，没人责怪他，他却伤心的哇哇大哭，付嫂温柔的哄着他：“好了，宝贝儿不哭，妈妈再给你买新的。”除夕夜，付哥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和远在大江南北的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问好。吃过年夜饭，我和付哥的家人坐在客厅沙发，一起看春晚。

　　寒假里，整个下沙高教园区就像一座空城，音像店门可罗雀，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行人。傍晚的校园，也一改往日的喧哗，变得很寂静，大学生宿舍楼上只有几间房还亮着灯。音像店门口吧台有公用电话，偶尔冷不丁的有人走进来打电话。“百花园”食堂封闭了，我把店门锁好，在校园里经过一座小木桥，到“桂花园”食堂吃饭。晚饭后，我回到店里看一会儿电影，就关门打烊了。外面的寒风把卷闸门吹得“呼啦呼啦”不停的响，两只小狗睡得很安详。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是附近建筑工地的那俩民工，他们过年也没回家，白天在音像店的吧台打过长途电话。

　　水仙花开时，大学生们陆续返校，下沙高教园区开始热闹起来。冯婵回来抱走了两只小狗，香君也把水仙花拿走了。兰姐回来了，范姐也回来了，吴丽丹却没回来。音像店的营业额一天天缓慢上升，却没再像冬至前那么兴隆，付哥让我到彩扩店给兰姐帮忙。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晚上，吴丽丹悄然出现。音像店和彩扩店都不太忙，我正在跟旁边理发店的大胡子胖老板下象棋，吴丹去彩扩店看兰姐，从我身边经过。我赢了，她笑了，大胡子站起来走了。吴丽丹说：“我跟你下一盘吧”。我问吴丽丹：“你也会下象棋啊？”吴丽丹没回答，我兴奋地重新摆好棋盘，她却转身离开，再没回来过。旁边店里在卖鲜花，我买了红玫瑰、黄玫瑰、蓝玫瑰各一朵，想分别送给吴丽丹、范姐、和兰姐。我没找到吴丹，兰姐收到玫瑰很开心，范姐收到玫瑰很生气，丢在店门口，很快枯萎了……没料想，范姐居然怀疑我拿了柜台里的钱。

　　彩扩店新来个男同事叫韩林，是付哥在湖南老家的邻居。付哥给我和韩林找到新住地，在大学生宿舍含晖苑5栋楼的第一层，同屋还有俩男孩，是计量学院音像店旁边小饭店的小厨师。我对彩扩店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常常手忙脚乱。没过几天，音像店又来个女孩子，也是付哥老家的邻居。兰姐开玩笑的说：“小皮你可能要失业了，做好心理准备喔。”

　　我也有一种“好梦要醒”的预感，心里忐忑不安。有一天，付哥对我说了一句“人不怕穷，只怕志短”的话，说完就开车到计量学院音像店去了。我感到莫名其妙，琢磨半天，忐忑难安。没有手机的我在吧台拿公用电话拨通了付哥的手机说：“付哥，我下午想请半天假”。

　　付哥说：“哦，好，那你去吧”。

　　挂了电话，我走到超市买了一本信纸，回到宿舍，坐在窗台前的书桌旁，给付哥写信，从豫东平原的童年写到杭州凌志字牌店，从辍学之后的悔恨，到对付哥的感恩，写到第六张还没写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我问：“谁？”

　　“是我，你在里面干什么呢？”一听是付哥，我急忙去开门。付哥担心的看着我，走到窗前，看着桌上的信纸问道：“你在写什么？”

　　“我在给您写信。”

　　“哦，我看看，写的什么？”

　　付哥坐在床边耐心看完，语重心长的说道：“小皮啊，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的，却因一时听信小范的一面之词而错怪你……我本来已经给你联系了新工作，这校园在招园艺工，就是拿着大剪刀修剪草坪.......现在我明白了，你还是留在音像店吧，忘记过去的苦难，没写完的信，就不用写了。我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好的。”付哥说完，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小韩来找付哥，付哥让他到水果店买了两个大柚子，在宿舍剥开一起吃了，留了一块给兰姐她们。我和小韩跟着付哥回到店里，学院保安队长雷建荣送来一封挂号信，收信人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寒假时往豫东平原的好友段俊磊家打过电话。离开皮家时，把一些重要书籍和信件以及照片都忘带了，那些东西在皮家堂屋的柜子里已珍藏多年。我想让好朋友俊磊帮忙到皮家拿出来寄给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寄来了。虽然已很久没见面，但这份友情依然在，字里行间嘘寒问暖。

　　俊磊在信中提到王店一中的同窗学姐刘慧，他们曾在坐车去淮阳高中的路上相遇，刘慧还向他打听我的消息。刘慧的父母都在安阳做生意，经营品牌家具，因为忙没时间带她，所以她从小就在老家，跟奶奶一起生活。淮阳县郑集乡和王店乡相聚几十里路，郑集乡也有中学，刘慧却没在郑集读初中，而是选择了王店一中。也许当年的王店一中教学质量优良，也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份吧。刘慧曾把她在郑集老家的详细地址写给我，但我从没到郑集去找过她。

　　新店那边的女营业员海燕辞职了，她要去北方，付哥让我到计量学院店去接替她的工作。我独自一人看着店，有点忙，店里的东西常被偷，每当我盘货发现库存对不上，就自觉自掏钱包按零售价补齐差款，差一张C D，我补8元，差两张，我就补1 6块。

　　2004年4月，听说付哥要把新店转让。兰姐又开玩笑的说：“小皮这回真的要失业了。”我心里又开始忐忑。然而没等我失业，兰姐却先辞职了。付哥想把彩扩店承包给兰姐，她不干，可能做那么久也累了，想换个环境。小韩已学会冲印照片，可以在彩扩店独当一面了。那个初夏的黄昏，新店对面，计量学院大学生宿舍楼里，不知是谁在放周传雄的歌——《我的心太乱》。

　　五一前夕，新店从计量学院搬到浙江广播电视传媒学院生活区，新老板是传媒学院后勤部的来老师，付哥说来老师不太看好男孩当店员，也许女孩更有亲和力。所以付哥让我做好失业的准备，看来这回，真被兰姐言中了。失业那两天，我白天到外面找工作，晚上依然回工程学院的宿舍住。没料想第三天，来老师主动找到我，叫我到传媒学院音像店去上班，工资涨到6 0 0元。原来，来老师看好的那个女孩，是传媒学院的门卫女保安，她没有在音像店营业的经验，和我初到音像店时一样，得有老员工先带着。女孩的男友刘磊也是学院保安，经常来音像店里看她，每次临走都对她说，小四，多向小皮学着点。小四姓刘，名叫四女，所以熟悉的人都叫她“小四”。在跟小四一起工作中，我有时候感觉她像姐姐，有时候又感觉她像妹妹，可惜只是同事。

　　距音像店不远处有一家小饭店，小饭店的厨师常来音像店租碟，我也常去那饭店吃饭，然后打包一份带回去给小四。有一天，我发现饭店吧台放有一张豫剧《刘庸下南京》的碟片，才知道这家饭店的老板是河南老乡。我说：“老乡，这个豫剧《刘庸下南京》，借我拿回去看一下中不中啊？”

　　饭店老板说：“中啊，你拿去看吧。”

　　大学生上课时间，音像店里很空闲。吧台里放着D V D，不忙时可以看看电影听听歌。

　　我把《刘庸下南京》放进D V D，开始播放，梆子、弦子伴奏，熟悉的豫剧唱腔，我看得入了神，小四却大为反感，这个江西女孩，从没去过河南，她喜欢看偶像剧，喜欢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以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多年之后，我依然记得，小四曾经最喜欢听这首歌。小四问我：“你在放什么呀？”

　　“这是我从我老乡那借来的豫剧，让我先看完好吗？”那豫剧一个多小时，小四等啊等，什么时候才能放完呢？她郁闷的趴在吧台睡着了。

　　“小四啊，我有事出去一下，你看着店。”

　　当我回到音像店，小四正在看偶像剧。我把偶像剧碟片拿出来，把豫剧碟片放进去。

　　“哎呀，你真讨厌，让我看完这一集嘛！”

　　“我先看完豫剧，你再看，要不我们剪刀石头布，谁赢就听谁的。”

　　“哼，你看吧，我去找阿姨聊天去”，旁边水果店的阿姨平易近人，小四很喜欢和她聊天。我把豫剧看完，大学生都下课了，店里有点忙了，我到水果店门口喊小四。

　　　小四说：“干嘛？ ”

　　　我说：“还在生气啊？我以后不看豫剧了，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吗？”

　　　水果店阿姨劝小四：“快回去吧，等下你们老板来了，看到你不在店里，就不好了”。

　　　我说：“小四，来老师来了”，小四马上站起来跑回音像店，我得意的哈哈大笑，小四回到音像店，没看到来老师，就说道：“你个骗子，竟敢吓我。”

　　　我说：“不然你怎么跑的比兔子还快！”

　　　小四说：“你才是兔子呢，你全家都是兔子。”

　　　这时，来老师真的来了，他问道：“你们在吵什么呢？”

　　“没，没有吵，我们开玩笑的哈。”

　　学院门口还有个女保安，名叫黄知知，是小四曾经的同事，她休息时也常来音像店找小四。我不看豫剧了，坐在店门口和两位美女一起看电影《我的兄弟姐妹》。黄知知也不停的擦眼泪。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学院快要放暑假了。小四说，过完暑假开学之后，她就不来音像店上班了，我忽然有点舍不得的问小四：“小四，干嘛不做了啊，是因为我总是惹你生气吗？”

　　小四说：“不是，我才没那么小气呢！我想回到学院门口当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