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我的人，整颗我的心，交给豫东平原瓦关村皮家的时候，有大奔儿头，有白胖小手，单纯而又执着，养父端着陶瓷茶缸，没有母乳喂养，我的初吻不是奶嘴。养母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讲过，小时候，为把我养大，家里借钱买了很多炼乳，一瓶一瓶的把我喂到能吃饭，那炼乳瓶都堆满一大箩筐。我也曾听皮二姐（养父的二女儿）讲过，养父母刚把未满周岁的我抱回家的时候，有一天，养父端着陶瓷茶缸，把用开水冲好的炼乳往我嘴里灌，我哭闹着、挣扎着不喝，养父气得一怒把茶缸摔在地上。长大后在他乡漂泊多年我才明白，小孩子对母乳和奶嘴的依赖是人在婴幼儿时期的一种本能。

　　上小学时，我就知道自己是养父母抱养的。我听邻居讲过，养父母本来有一个儿子叫荣华，却在十岁那年被其生母（我的养母）失手打成重伤送医救治留下后遗症（羊癫疯），医治半年后夭亡。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网络曝光，街坊邻居也无人报案。长大后我曾询问养母这件事，得到证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已做结扎手术无法再生育的养父母想抱养个儿子。养母曾跟我说她的亲生儿子皮荣华，长得眉清目秀，是村里同龄人中最俊朗的男孩儿。

　　幼年时，某天半夜我口渴了，养母起床烧开水。每天早晨，养母做好早饭，等我睡醒，帮我穿衣把我喂。所以当有邻居给我一个又大有红的苹果，我都舍不得吃，也不让两个姐姐吃，说要等妈妈回来一起吃。我的养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强忍着中年丧子之痛，任劳任怨操劳着农活和家务。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养父母两人并不和睦，他们俩总是吵架，每次都是好强的养母挑起纷争，为一些鸡毛蒜皮事跟养父吵闹不休，继而大打出手。养父并没仗着自己的身材高大欺负相对弱小的养母，而是忍气吞声的让着养母，养父用他的隐忍和坚强撑着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

　　养父有兄弟姊妹六个，牛寨的大姑是养父的大姐，雷小楼小姑是养父最小的妹妹，还有个二姑家在魏洼村，在瓦关村西南一公里，皮家有块田地就在二姑的家门口。我6岁入学、上学前班的那年，在我小叔家住着的奶奶（养父的母亲）弥留之际，养父的兄弟姊妹们都在小叔家伺候着病危的老人，二姑和二姑夫带着表哥金锁、表姐银环也在小叔家。皮大姐（养父的大女儿）不知道因为什么和二姑家的表姐打闹起来，护女心切的养母又跟二姑吵起架来，她俩都不甘示弱，相互指责。

　　原本，表哥金锁是皮家亲生儿子荣华的表弟，荣华夭折后，我作为皮家养子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金锁的表弟。二姑夫对我的养父母说了一句气话：“不管咋说，你现在的儿子精仪长大后，也得把我的儿子金锁叫哥，得听他的话，是小弟都得听大哥的话。”就为这句话，本就承受着中年丧子之痛的养父母不甘心，二姑夫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养父母跟二姑夫据理力争，继而相互扭打一团。小时候我只记得他们打架，却不知道因为什么。二姑夫还对我的养父母说：“等过二十年，精仪长大后，也未必能孝敬你们，不信走着瞧！”养父母家和二姑家的距离最近，却从此断亲。养母唯恐被二姑夫的“恶言”言中、被他看笑话，因此更加坚定了“榜头出孝子”的信条，只是没再像打亲生儿子那样用棍子打我的头部。

　　我的童年分别在豫东平原的三个小村庄度过：瓦关（养父母家）、黄菜园雷大姨（养母的姐姐）家、雷小楼小姑和舅舅家。在雷小楼几乎所有的小伙伴们，他们的父辈都是我养母的堂兄弟。从瓦关到雷小楼，沿106国道一路向南，十来里路。在雷小楼村希望的田野上，种着玉米和西瓜。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玉米面饼，而当年在瓦关村的田野里，只种小麦、大蒜和花生，没有种玉米。有天早晨，我在三舅（养母的堂弟）家院墙外的胡同口里，唱着豫剧《花木兰》和曲剧《卷席筒》的经典选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引来男女老少亲戚们的围观和喝彩。如果他们还想让我再来一段的话，就得回家去拿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来。

　　在黄菜园雷大姨家，表姐安安年方二八，正值青春年华，对我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表弟”也照顾有加，也许温柔善良本来就是母爱的一种表现吧，不论年龄多大。很多年多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雷大姨家东屋的小木床上哭着醒来，安姐帮我穿好棉衣，教我唱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黄雀落在大门西；你拍二，我拍二，喜鹊落在大门外；你拍三，我拍三，老鹰飞到峨眉山；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学生写大字；你拍五，我拍五，五个小伙打老虎……”。

　　那天上午，雷大姨在织布，我不知道安姐去哪儿了，就问雷大姨：“大姨大姨，俺姐去哪儿了呀？”

　　雷大姨说：“安安的名字只能长辈们来叫，你应该叫姐姐。记住了吗？”

　“嗯，记住了，那我姐姐去哪儿了呀？”

　“她到镇上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就回来的。”

　　安姐回家后，就和哥哥嫂子一起把我带回了养父母家，从黄菜园到瓦关，坐公共汽车沿106国道一路向北，二十多里路。那天中午，安姐和哥哥嫂子一起在养父母家吃过午饭，就跟我玩捉迷藏。当安姐和哥哥嫂嫂一起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出皮家院子大门，我才开始找啊找，找啊找，我天真的以为，安姐还藏在皮家院子的某个角落，却不知道安姐早已和哥哥嫂嫂一起坐上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到北京创业摆摊卖蔬菜水果去了。

　　我的童年玩具，没有毛毛熊，没有高级的玩具手枪和遥控小汽车,更没有魔方和奥特曼。在那遥远的年代，儿时伙伴玩得最多的就是泥块和玻璃弹球，还有 “摔方宝”。每当雨过天晴，我会用泥块捏成小汽车和轮船的模型，在窗台上晒干。除了自己动手做玩具，家里有些小农具都被自己当成爱不释手的玩具，比如每年农忙季节收花生时用的小箩筐。瓦关村东南那片荆芥地 ，瓦关四组的每户村民都有几分。每年秋天，收花生之前，村民们会先把自家的荆条割了，用来编箩筐，养父拿着编箩筐专用的工具，娴熟地把一支支荆条划开，一会儿就把一个大箩筐编成了。地上还剩一堆细小的荆条，养父又用小荆条编成小箩筐，我和儿时的小伙伴祥光站在一旁看呆了。我们还想要更多的小箩筐，就跑到荆芥地里，顶着烈日捡拾小荆条。

　　那天中午，我和祥光各自抱着一捆小荆条回家找我的养父，想让他再给我们编几个小箩筐，养父却没在家，我问大姐，爸去哪儿了，大姐说可能上街了，然后我们就跑去瓦关街上找养父。还没到街上，就看见养父提着一袋盐和一瓶酱油回来，我和祥光又屁颠屁颠地跟着养父回家。到了家却又找不见那些我们捡了一晌午的小荆条，我问大姐，我和祥光捡的小荆条怎么不见了？大姐说，做饭时用来烧地锅了。我幼小的心灵，难过得不吃不喝，我哭闹着，还我小荆条，我还等着爸给我们编小箩筐呢。养母递给邻家小伙伴祥光一个馍，我还在哭闹。哭闹不是因为祥光吃了我家的馍，而是因为那些小荆条已化为灰烬，再去荆芥地里捡都没有了，只能等来年。养母见我哭闹不止，就把我捆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把我的耳朵都揪红了。

　　寒风凛冽的冬夜，我睡在皮家堂屋的小木床上，没有被子，铺的、盖的都是养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破旧衣服。我冻得睡不着，养父把喂牛吃的麦秸（干草）装进麻袋，给我当被子用。我不愿意，养父就把我赶出去，在屋里把门反锁上。我在门外哭着拍打木门求饶：“爸，妈，让我进来吧，外边真冷啊！”农村的厕所都在院子的墙角，冬天晚上睡觉时把夜壶放在床边。那天早晨，养父让我把夜壶提到茅房去倒掉，我没去倒，养父就拿绳子把我捆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不让吃早饭。后来还是李贺的奶奶（路婆婆）路过皮家把我解救，她对皮家养父母说，即使不是亲生的，也不能那么对一个小孩子呀！哪怕是小猫小狗，只要你对他好，他也会知道对你好啊！

　　养父母到田地里干农活，带着年幼的我。我一个人在田间地头玩耍着，直到太阳西沉，饿得两眼发昏的我听到二姑的呼唤，看见二姑拿着馍馍向我走来。回到家里被养母虐待，我逃出家门，向瓦关西南方向的二姑家跑去。人小腿短的我才跑到瓦关那片小树林，就被养母追上，她拿着小树枝边打边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去找二姑，养母听了就更加生气而愤怒的打骂我。

　　夜深了，我躲在树林里，没人找我，听不到父母的呼唤，我很害怕，跑到街上，至少那里的裁缝店还亮着灯光，裁缝店是小伙伴建宇家的。建宇的爸爸看到我蹲在街头的墙角，他知道我不敢回家，就让我去和建宇一块儿睡。建宇比我早一年入学，他还在写作业。

　　裁缝店的对面有间小房子，小房子后面是医疗卫生院，那里放着一大片棺材，有的涂着黑色油漆，有的半开着盖。小房子里有两张小床，建宇写完作业，我们就关灯各自睡了。那一夜，我一觉睡到天亮，居然都没做噩梦，也许是因为窗外有明月。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我才起床回家。

　　乡村男孩最大的爱好就是掏鸟窝，无论是树上的斑鸠还是屋檐下的燕子，捉到都用笼子关着，或者用绳子绑住它们的腿，堂哥卫民家的新房很宽敞，他家屋檐下就有燕子窝。有一天，我的小伙伴们把燕子窝戳了下来，老燕惊飞，盘旋在卫民哥家的院子上空，无可奈何的飞走。我把一只雏燕带回了皮家，用心照顾。我喂它麦子，它不吃。后来每天早晨，我拿着塑料瓶，带着小燕子，到田野里捉蝈蝈和蝗虫。瓦关村东南那片荆芥地里，蹦蹦跳跳的小虫到处可见。

　　我没把小燕子关在笼子里，也不曾绑着它的腿脚，它也不舍得飞走。可是有一天早晨，我又带着小燕子去田野里捉虫子。我刚打开瓶盖儿，想把蝗虫放进去，小燕子忽然飞走了。太阳已经慢慢升起，我仰望着树林上空，有好多鸟儿，却再也找不到那只和我一起成长相伴了很多天的小燕子。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她有自己的翅膀，也有选择属于自己的天空的权利。

　　1992年，六岁的我才开始进入学前班读书。第一天去上学，上午只有两节课，放学后，我背着小书包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看到后面来了一辆小卡车，我以为那小卡车就是“计划生育”抓小孩的（北方乡村的大人们常以此吓唬小孩子）。我拼命往前跑，鞋子都跑丢了也不敢回去捡，后来小卡车还是“追”上来了，但司机并没停车下来把我抓走。

　　午饭后，邻家女孩刘丽儿到皮家找二姐皮青松一起去上学，叫我也和她们一起去。我却胆怯的说，我，我不去了。刘丽儿问为啥，我嗫嗫嚅嚅的说了原因。丽儿听明白之后哭笑不得，她拉着我的小手鼓励道：“那卡车是抓坏人的，你别怕，快跟我们一起去上学啊。”

　　小孩的烦恼，来得快，忘得也快，我不再害怕，就跟着她们走到朱庄小学。后来，我终于不再害怕路上看到小卡车，学习成绩也天天向上。到了小学一年级，我慢慢体会到了读书学习的乐趣，放学之后从不贪玩，虽然回到家里没人管，也没人教，我就自己趴在小木桌上认真的写作业，每次考试，我都能轻松答卷，考出好成绩，每年两张奖状，贴满皮家堂屋的墙上。

　　那年月，北方农村外出打工的还很少，不像现在都只剩老人和留守儿童。每年夏天农闲时节，皮家门口那片树林，人们拉一张草席铺在地上，盘腿而坐，有人在下棋，有人在打扑克牌。其中最热闹的，莫过于好多人在围观一个小男孩和大男人下棋，那小男孩就是我。说是下棋，其实不是象棋、围棋，也不是军棋、跳棋、五子棋。河南方言里叫“搁大方”，在地上划横六道、竖六道，即成一副棋盘。啥都可以当棋子，比如树枝、小石子儿都行。一个大男人还下不过一个小男孩儿，围观的人们纷纷夸赞，没人知道我是跟邻家一个名叫“海玲”的女孩学会。

　　每个星期一三五的晚上，养母都和邻居李大娘一起去“基督教会”守礼拜，我写完作业也会跟着她们去。久而久之，大家伙儿都认识了我，是基督信徒“雷姊妹”的“大头儿子”。“基督教会”就在瓦关村北的一个信徒家里，几十个信徒，却有一半多是年过六旬的老爷爷、老太太们，没上过学，所以几乎都不识字。

　　屋子中间的小方桌上有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基督《圣经》里的一段话。我学着课堂上老师的样子，指着黑板上的字，让一个老奶奶念。那“耶和华”三个字，是基督耶稣的另一个名字。老奶奶念不出来，我就对她说：“你连耶和华都不认识，将来上了天堂，怎么去见他啊？”当时那句“童言无忌”的话把所有在场的人都逗乐了……直到多年后，一些当时年轻、至今健在的“信徒”们，每当看到长大后的我，都会记忆犹新的提起这件事。

　　我童年就读的朱庄小学，在70年代原本是医疗卫生院，80年代才改建成小学，一排排青砖瓦房，破桌破椅破窗户，直到9 0年代初，朱庄小学依然破旧不堪。冬天里寒风呼啸，学校没钱给教室窗户安装玻璃，老师让学生们从自己家带一块能遮住窗户的透明塑料布，用木板钉在教室的窗户上，以此度过寒冬，到了春暖花开，再把塑料布拆掉，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那时的朱庄小学三年级教室门口，墙上有裂纹，我总担心那块大砖头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掉下来。有一天夜里，我梦到学校搞卫生大扫除，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屋顶上随风摇摆的茅草，那茅草很高很大，同学朱燕山拿着一根木棍走过来，问我敢不敢把那茅草打下来。我接过棍子朝那茅草打去，那大草忽然变成一条巨蟒，我“啊”的一声吓醒了，醒来才知是一场噩梦。就在那年暑假，朱庄小学所有的老房子推倒一片，因为要建崭新的教学楼。

　　新建教学楼的几十万资金，基本由朱庄、瓦关、大段、小段四个村庄的千余户村民集资捐款募得。经过半年时间，教学楼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窗明几静，也换了崭新的课桌。那年夏天，全校学生敲锣打鼓，高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过四个村庄，场面非常壮观。朱庄小学教学楼竣工庆典大会在瓦关村东南皮家门口那片树林里举行。县、乡教委各级领导发表讲话，咱们老百姓听着也高兴，县电视台新闻播报了当时的盛况。同乡临近几所小学的师生们都啧啧感叹：啥时候咱们的学校也能像朱庄小学那么漂亮！然而当年，就连乡镇中心小学都还是破屋漏雨的老房子、旧桌椅、坑坑洼洼的地坪……别的小学更是羡慕不已。

　　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卖学习用书的，三块钱一本。我放学回家向养父母要钱，他们不给，让我去割草喂牛，我听话的去做了。吃饭时，我又央求那几块钱买书，他们不答应，我哭哭啼啼，养父一生气，就抓起鞋子把我赶出家门，饭都没吃好，我在前边跑，养父拿着棍子在后边追，一直追到瓦关大街上，街坊邻居刘四哥好一阵劝阻，养父才算罢休。我在刘大爷家吃了晚饭，刘四哥和四嫂带我回到养父母家，又是好一阵劝说。当时夜已经很深，我很害怕刘四哥和四嫂走后，养父母会再打我，但是别人终究要回自己的家......我躲在被窝里不敢再哭出声音。

　　那年夏天，麦子丰收的季节，一天早晨，皮大姐让我到院子里帮她拿袜子，我没去拿，姐弟俩怒目对视。养母说，小时候，比我大八岁的大姐才十来岁光景，就帮着父母照顾我，为了给我洗尿布，皮大姐的双手冻得通红。可那三岁之前的记忆，我又如何能记得？当我成长到十来岁应该懂事的时候，姐弟之间正常的打闹，都被养母觉得我是忘了当初的养育恩。养母见我咬牙切齿，就转身从堂屋门后拿出赶牛的竹条，朝我身上打。执拗倔强的我，一不求饶，二不逃跑，就站在那儿伸着双手，任由养母扬起手中的竹条狠狠鞭打。直到我的双手肿如熊掌、两膝血肉模糊，才忍不住逃出大门，站在老柿子树下，泪雨滂沱。我戴着草帽捡麦穗，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的汗水渗进伤口，养父对我说：“好好干，等中午回去吃饭，还有啤酒和扁蛋（河南方言，皮蛋）”。皮大姐接过话茬嘲笑着说：“哼哼，是好好干，回去挨打还用竹竿！”养父母和皮二姐，都被皮大姐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我泪眼朦胧的望着一群小鸟，叽叽喳喳从蓝蓝的天空飞过。

　　1997年夏，小学四年级的我从同学俊磊那里借了一本《一千零一夜》，中午放学就带回家读。皮大姐叫我去灶房帮她烧锅一起煮面条。而我已答应同学，两天之内就把书还给他。皮大姐叫我不动，就过来动手打我，养父母不管。曾几何时，比我大5岁的皮二姐骑在我身上，掐着我脖子......养母不但不制止，反而递给二女儿棍子让她把我往死里打。后来还是好心的街坊邻居刘婆婆把正在打斗的皮家姐弟俩拉开。那天我绝望至极，第一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在里屋衣柜底下找到农药瓶，拧开瓶盖......就在那危急的时刻，邻家女孩刘丽儿赶来，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开。皮养父关上大门，所有的小伙伴都在门外听着我在院子里无助的哭泣。我忽然清醒：我不能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我一定要勇敢的好好活着！

　　朱庄小学的上课铃声响起，皮老师走进四年级教室，同学们起立齐声喊道：“老师好！”。我和同学刘战军迟到了，蹲在教学楼后边的墙外，手捧着那本撕碎了的《一千零一夜》，等到下课铃声响，皮老师回办公室了，我们才一起回到教室，那是我自六岁入学后的第一次旷课。但是到了期末考试，我依然考出了好成绩。

　　后来，皮大姐去了广东，在玩具厂打工。一年之后，皮大姐回来了，给家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皮家当时最贵的家用电器。皮大姐给我买了新华字典、书本和笔，还有很多从广东带回来的玩具，有塑胶变色龙，有万花筒。我把那些玩具带到学校炫耀，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好姐姐。

　　98年的期末考试，也是我小学毕业考试前夕，那天的黎明时分，狂风暴雨中，我被养母赶出家门，只因向她要几块钱。我雨伞都没来得及打，就抱着书包逃出皮家大门，向朱庄小学跑去。路上遇到女同学张小平，撑着雨伞和我一起走到学校。那年，皮大姐嫁到瓦关村后的于庄，两家相距很近，站在皮家东地一块田里，就可以看到于家大门，皮大姐和大姐夫于文学常回娘家帮忙干农活。

　　98年的暑假，已经12岁的我，最后一次被养母暴打。在被暴打之前的一天夜里，养母和刘四嫂的婆婆（李大娘）从基督教会守礼拜回来，在皮家院墙外边，李大娘感叹道“养儿不如养女，儿子孝顺还好些，儿若不孝顺，娶了媳妇，当婆婆的就没好日子过咯！”，这番话，恰好被我无意中听到。于是，第二天中午，在东地摘绿豆时，我问养母：“妈，俺大娘跟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就因为我问了这句话，养母放下竹篮就往家走。我推着架子车跟在后，到了家门口，我看见养母手拿菜刀，等着我回来。她把大门关上，把菜刀递给我，让我杀了她。

　　我虽然从小受尽苦难，并没失去理智，只是不明白，养母为何突然那么动怒？她把菜刀扔地上，拿着尼龙绳朝我身上打，大门已被养母从里边反锁，我想逃也逃不出去。我跑到墙角，养母就追到墙角，我连声哭着求饶。养母说，你给我跪下，再让我打十下！我跪在地上，又挨了十下。这时，邻居刘四嫂敲门。养母把大门打开，刘四嫂把我搀扶起来，她问我的养母：“婶，因为啥打他呀？”养母拿手绢擦着眼泪说，打完孩子后，她自己心里也很疼的。几天后，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站在池塘边的杨树下，看着他们跳进池塘里，冲我喊，快跳下来啊，快下来和我们一起游泳啊！可我的胳膊和背上的伤口还在痛……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天，养母不过是因为想起了，她的亲生儿子荣华。那时，养父母家里养着一只黑色的小狗，小黑和我形影不离，我们相依为命。养母却拿着烧红的火棍去打小黑，小黑逃出去之后再没回来。

　　暑假快结束时，皮老师送来通知书，我依然考出了好成绩，升入王店一中。初一（5）班的班主任也姓皮。皮老师每天都点名，以小学毕业考试的分数高低为顺序，叫到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皮精义），坐在第一排中间、虎头虎脑的小胖子。有一天上午，下课铃声响起，隔壁一（6）班的班主任陈老师还站在讲台上，那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头，两鬓如霜，声音却洪亮。别的班都已下课了，只有一（6）班的学生还没有解放。我趴在一（6）班的窗外朝里望，陈老师的鼻子忽然一痒，打了个喷嚏：“啊嚏......”，我也跟着一声“啊嚏”……陈老师简直要抓狂，他手指着窗外喊了一声“站住”，我拔腿就跑，心里的小鹿乱撞。陈老师追到楼下，揪住我的衣领，带到广播室。那天，教初三物理的刘老师也正好在广播室里。

　　刘老师家也是瓦关的，皮家在村南头，刘老师家在村北头。我在朱庄上小学时，每逢星期天，独自在院子里安静的写作业。外边有人叫门，我开门一看，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背着农药桶。刘老师是想就近到皮家打水，我开了门，让刘老师进来，回去趴在小木桌上继续写作业。刘老师打完水，看着认真写作业的我，默默点头。以后年复一年，每当刘老师背着农药桶到皮家打水，都看到我趴在院里的小木桌写作业。

　　广播室里，刘老师问陈老师，他是你班里的学生吗？陈老师说不是，然后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这时上课铃声响了。刘老师说，我还以为咋了呢，多大点儿事啊，这孩子在我印象中挺不错的，别为难他了，赶紧让他回去上课吧。陈老师惊讶的问，这个学生你认识啊？刘老师说，嗯，他是我们瓦关村南头的。

　　我回到一（5）班教室门口，皮老师正在讲课，我站在门口喊报告，皮老师让我回到座位坐下，继续讲课。后来的又一个课间十分钟，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爬上教学楼顶，被教导主任梁老师发现......于是上课铃声一响，别的同学都回教室上课了，只有我和段晓林还在一（5）班的教室外罚站。皮老师走过来，看着他班里这两位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语重心长的说道：“想想你们那在地里辛勤忙活的父母，都起早摸黑的忙，只为了供你们上学，可你们却这样贪玩，荒废了学业，对得起他们吗？”皮老师这番话，把段晓林说得止不住的掉眼泪，我却欲哭无泪。

　　王店一中是寄宿制初级中学，我有五天住在学校，每个星期五下午回一次皮家，星期天下午再返回学校。然而每次回皮家后，我再也没法像小学时那么安静的写作业了，到了青春期这样的特殊年龄，尤其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在皮家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皮家就四间瓦房，二姐住西边，养父母住东边，我睡在堂屋中间，皮家那头养了很多年的老牛，住在最东边，它吃的是草，住的是单间。邻居们总是喜欢到皮家打扑克牌，占用了我写作业的桌椅。一桌四个人吆喝着出牌，还有站旁边围观者的喧哗。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小点声，我要写作业，又被养母赶出门，她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就扔过来，差点砸到路人。那天夜晚，和皮二姐同龄的彦波也在皮家玩，他亲眼目睹养母拿砖头扔向我，彦波觉得可悲又可笑，在黑暗的胡同，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别怕，过一会儿，等恁妈消气了，你就回去吧。”

　　那年春天，皮大姐的大儿子两周岁了，皮大姐夫（于文学）开着农用机动三轮车，后边坐着皮大姐和小金领，每个礼拜都有几天回瓦关。虽然金领和我并无血缘关系，却从小就知道跟我亲。当我的小伙伴们跟我打闹着玩的时候，才两岁的小金领却以为他们在欺负我，小家伙哭着拿树枝去赶那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少年。

　　1999年秋冬两季，初二的上半学期，我的学习成绩还算良好，坐在我后排的同学，每当遇到难解的方程，都向我求教，我也很乐意的耐心讲解。那年月的王店一中，一二年级每个班的教室都有百余位同学，三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吵吵嚷嚷，心烦意乱。2000年春节后开学，我迷上俄罗斯方块游戏和流行歌曲，那时用磁带播放歌曲的随身听，学校小商店里就有卖的。老师们只知道我不再那么用心学习，却不明原因，也从没老师到皮家去家访。２０００年暑假，皮二姐离家出走，到新疆石河子农场采棉花。暑假结束开学后，我重回王店一中复读，留级在二(5)班。

　　有一天英语考试，同学们都在教学楼下的操场趴在凳子上答卷，我却和同桌牛华龙在楼顶晒太阳。班主任段老师在广播室里喊话：牛华龙、皮精义，你们两个在哪里？听到广播赶快回来考试。任凭段老师怎么呼唤，我们俩都装作没听见，继续在楼顶晒太阳。直到夕阳红了，天快黑了，同学们都搬着板凳回教室了，我和牛华龙才悄悄回去。段老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各发一张试卷补考，段老师就站在旁边监督着我们，没想到我们依然考出好成绩，皮老师百思不得其解。

　　我已无心学习，整天写一些搞笑但不荤的段子，有一次被英语老师发现，她拿到讲台上念，全班男女同学听后都乐得人仰马翻，英语老师站在讲台也笑弯了腰。然而那年冬天，我却为一事而严重抑郁，那就是秘密日记，记录在皮家苦难的日记，写在作业本里。我担心有一天，那些日记被养父母发现。我曾把那些日记藏过王店一中的教学楼顶，也曾放进铁盒子藏在皮家院子中三米深的红薯窖里。但我还是不放心，每天每夜都想着那些日记要往哪里藏？

　　同学段俊磊劝我不要胡思乱想，人在做，天在看，何必记在日记上？他说，你把那些日记都销毁，以后也别记了，就不用藏了。我的个子小，常被同学高清华欺负，找班主任告状也无济于事。2001年元旦，喝醉的我烧了高清华的书，砸了他的板凳（每个同学的板凳都是从自己家里带到学校的），也砸了他的课桌(桌子是学校的)，然后旷课两天。清醒后的我还没意识到自己闯了祸，直到在去学校的路上，听一些同学讲，彭校长已经在操场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通报批评了我，还有半夜爬墙头的李勇，一律开除。彭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